对于军人来说，扛枪上战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能成为一名将军，则几乎是他们一生追求的巅峰梦想。历史上，拿破仑曾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不仅是对军人的激励，也折射出将军在军人心中独一无二的荣耀地位。可现实中，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将军，绝非人人皆可轻易胜任。这不仅需要卓越的战功，更需丰富的资历积累，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服与尊敬。然而，回望民国时期，当时的军衔体系却显得异常宽松：随便组建几千人的队伍，就有可能被授予少将甚至中将军衔，门槛低得令人咋舌。

民间甚至流传着上校不如狗，少将满地走的讽刺之语。究其原因，首先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清王朝覆灭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民国时期。地方势力为争夺地盘、扩展实力，纷纷卷入混战，民众苦不堪言，社会秩序荡然无存。直奉战争、中原大战，这些具体战例，无不显示出那一时期的动荡与混乱。为了终结局面，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打压与恩福并重的策略：一方面用兵镇压不听话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通过权色手段分化瓦解他们，试图维持一定的稳定。

在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中，授予军衔与发放资金、提供武器一样，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手段。受制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国民政府难以彻底剿灭地方军阀，于是用军衔和金钱来换取暂时的安稳。若一味动用武力，势必消耗自身力量，反而让对手坐收渔利。因此，政府高层甘心通过授衔的方式维稳，而地方势力则趋之若鹜，把得到军衔视为彰显实力、荣耀家族的殊荣。一些地方官甚至为儿子向国民政府讨要军衔，可见这种心理追求之普遍。

另一方面，军衔不值钱的现象也与制度改革不彻底密切相关。军衔制度作为国家军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用于完善队伍结构、稳定军心。然而，民国时期虽然借鉴了德国、日本等国的经验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却在制度层面留下诸多漏洞，军衔制度尤为混乱。当时的军衔设置主体包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三方，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命名方式，导致授衔极为随意，难以形成权威与规范。

基于此，民国政府曾尝试改革军衔制度，以解决乱封和等级混淆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在已有《士兵等级表》等文件基础上，推出了新式军衔管理规定，涉及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及特级上将等将官级别，并通过领章上的金星加以区分。此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军衔乱象，但改革并未彻底。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后方军队管理再度陷入混乱。为了抵御日本侵略，国民政府不断扩充军力，这无形中又催生了大量名不副实的将军出现。

抗战期间，财政紧张成为常态，但战争现实迫使政府用军衔等精神奖励鼓励士兵上阵杀敌。上海、南京失守后，政府整体迁往重庆，对全国军事指挥系统的掌控力明显下降。中央虽能指挥嫡系部队，却无法管控远离的地方杂牌军，四川、广西等地的地方部队因此得以随意册封少将军衔，而对上将级别一般不敢冒险，以免过于招摇。

除了地方杂牌部队之外，保安团等武装也不受中央约束，为壮大势力而私自授予上校、少将等军衔，宛如封建社会的封赏般肆意。而军衔烂的一钱不值还与虚衔军职现象紧密相关。1935年改革后，国民政府落实实授军衔，由铨叙厅颁证，但由于数量有限，加之部队人数不断扩编，低级军衔的将领往往指挥数万甚至十几万的部队，却仍仅是上校军衔。如此状况下，实授军衔难以匹配实际指挥权力，造成尴尬局面普遍存在。为了讨好上级长官，许多下级将领不得不以虚衔奉承，而上级也乐于接受，这使得实授军衔问题长期无人过问，直到长官晋升才缓解身份上的尴尬。

此外，国民党的腐败也是军衔廉价的重要原因。为了谋取官职，许多人出钱买衔，而上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了卖官现象。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城市时需任命大量官员，许多人利用金钱手段谋取职务和军衔。综上所述，民国时期军衔的廉价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从侧面揭示了国民政府的腐败问题，也解释了国军在抵抗日军时为何表现如此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