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名痴迷历史的追寻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同穿梭古今、探讨天下大势。君子一生，不过为学问、结交知己而已。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诞生。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仇恨迅速攀升，不仅参与武装干涉，还在国际上率先挑起反苏风潮。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苏关系急转直下，矛盾骤然尖锐，仿佛两国间的火药桶随时可能引爆。

1923年，日本在制订国防方针时，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影响。他们意识到，未来的战争不可能仅与单一国家交手，于是将美国、苏联、中国列为潜在假想敌，其中美国被置于首位。然而，据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铃木贞一中将回忆：“1923年的国防方针修订中，第一位的假想敌并非单独是美国，美俄同列第一。陆军常以对俄为中心考虑国防，而海军则以对美为中心。”由此可见，日本当时已将苏、美视为同等威胁。

彼时，刚取得政权的苏联国防力量仍十分薄弱。日本制定的对苏作战目标清晰明确：占领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地区，并以中国东北北部为主战场。1928年至1929年间，日本详细规划了对苏战争方案：首先在关东军掩护下，占领长春，随后向哈尔滨进攻，再进行齐齐哈尔作战，最终与苏军决战，并越过大兴安岭向贝加尔湖挺进。无一例外，这些计划都建立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基础上。换言之，日本依旧以帝国主义眼光看待苏联，将社会主义国家与沙皇俄国等同，如果爆发日苏战争，战场仍会重演日俄战争的北满格局。

日本认为，进攻中国东北必然引发苏联武装干涉，演变为日苏战争。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9月末，日本参谋本部便迅速制订了对苏、中两国的作战计划。日军预计，中苏可能结盟，苏联将派出主力部队在齐齐哈尔附近与日军决战。根据此判断，日军计划迅速击败进入大兴安岭以东的苏军主力，继而平定北满及苏联远东沿海各州。11月中旬，日军准备进攻齐齐哈尔，担心苏军介入，于11月16日草拟了《根据时局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计划在苏军进入北满时，趁其兵力薄弱，在兴安岭附近或以西地区决战，再向北打击苏联沿海地区，向南推进至华北重镇。若苏军未进入北满，则避免直接交战。

然而，事实证明，日本占领东北后，苏联并未出兵。参谋本部分析，这主要因苏联在远东地区兵力有限，仅有6个师。1933年，日本调整了对苏作战计划，认为日军仅占据内线优势，在远东沿海对苏作战只能采取各个击破策略。6月，日本陆军首脑会议评估国际形势，认为英国不会与日本冲突，美国虽不满，但暂不会动武，唯独苏联最为棘手，“苏联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无人持反对意见”。

多数参会者认为：“在当前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下，很难对苏作战。若无法动用中国资源，长久战争不可行。”陆军省分析占领东北后的形势，认定在未解决中国问题前，不宜对苏开战。更关键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苏联逐渐强化远东兵力。1935年，苏远东兵力增至11个师、骑兵2个师，日本关东军仅3个步兵师团、1个骑兵集团，处于劣势。至1936年，苏军进一步增至步兵14个师、骑兵3个师、飞机950架，补给运输能力也超过日本，令日军对苏作战信心全无。6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制订《国防国策大纲》，明确日本若要在东亚称霸，必须能抗衡美、英、苏。因此，在军备未充实前，日本采取外交手段缓和对苏关系。

在全面侵华战争前夜，日本陆海军对世界战略南进或北进分歧明显：陆军主张先北后南，海军主张北守南进。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通过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制订《国策基准》，指出国策应结合外交与国防，在巩固东亚地位的同时，向南发展海洋势力。为此，他们期待伪满健康发展、日伪国防巩固，在消除北方苏联威胁的同时，备战英、美，并通过紧密的日伪满华三国合作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维护对外友好关系。陆军兵力旨在对抗苏联远东兵力，海军兵力确保对抗美军时掌控西太平洋制海权。

由此可见，日本基本国策明确了北进、南进并行的战略。在占领东北的前提下，日本面临与苏联直接对峙。北进政策成为首要任务，而南进则作为长期战略辅翼。通过这一战略布局，日本企图将中国东北、华北乃至全中国纳入势力范围，建立东亚霸权，为北进、南进政策提供坚实后盾。因此，占领中国成为实施其全球战略的前提，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也随之提上日程。

日本北进、南进政策的确立，昭示全面侵华战争势在必行。卢沟桥事件爆发时，陆军尤其兴奋，将其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机，以“七七”事变为导火索，将局部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内部仍有顾虑苏北进政策的声音：“七七”事变次日，关东军未经批准发布声明，密切关注局势，并派副参谋长今村均赴东京申述扩大战争的意见。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在给本部电报中也主张对华先发制人，为全面战争推波助澜。

关东军推动全面战争的原因有四：一是对苏作战处于劣势，希望通过扩大侵华战争增强实力；二是维护伪满治安，抗日游击队对日军造成巨大威胁，需投入主力镇压；三是北方扩张失败，通过扩大侵华建立对苏围堵走廊；四是认为苏联因国内纠纷暂时不会出手，因此可集中兵力对华一击。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被称为“中间突破”：通过占领中国，实现北进、南进目标。然而，面对中国顽强抵抗，陆军内部出现分歧。乐观派以杉山元大将为首，主张“不失时机地给予一击”，慎重派以石原莞尔少将为首，认为应专注伪满建设及对苏备战。石原主张暂不扩大侵华战争，担心中日全面战争影响对苏战备。 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派兵华北提案，立即从国内及关东、朝鲜抽调兵力赴华北作战，并发表《派兵华北声明》，标志扩大方针的实施。石原莞尔对此十分焦虑，担心兵力不足，日本陷入长期战争，影响对苏准备。他在回忆中指出：“坚持不扩大方针，主要是考虑对苏战争，如形成日中长期战争，日本尚无应对准备。” 随着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不断增派兵力至华北及上海，中日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石原及“不扩大派”因坚持对苏优先策略而被边缘化，最终在9月23日被免职。日本当局勇于将陆军主力投入中国战场，一方面企图速战速决，避免长期战争；另一方面，评估苏联不会直接出兵援华，“七七”事变后对苏威胁的担忧逐渐减轻。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战，日本不再担心苏联直接干预。 日本参谋本部判断，只要局势无重大变化，苏联不会以武力介入远东，但会在有限范围内对华采取部分行动，以拖延日本，消耗其实力。日本计划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节省兵力为北进作战待机。10月1日，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制订《中国事变处理纲要》，明确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措施，迅速结束事变，并诱导中国进入日本期望的战略范围。这显示，日本在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并未放弃北进政策，而是谋划先解决中国问题，为对苏作战做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