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在成功争得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之位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强硬而系统的统治措施，以铁腕稳固政权。待内部局势逐渐安定，他便将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外部世界，开始频繁用兵，延续蒙古帝国扩张的步伐。 在他的战略版图中，富庶辽远的江南始终是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而南宋政权则成为必须跨越的最大障碍。此前窝阔台曾发动大规模伐宋战争，前后持续六年，却最终无功而返，这一前车之鉴让蒙哥不敢轻敌。他深知南宋并非易啃之骨，要想取胜，必须制定周密且更具突破性的战略。 南宋依托长江天险构筑防线，而蒙古军队长期以骑兵为主，缺乏成熟水军体系，更不擅长水战，这使得正面突破长江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蒙古帝国已征服吐蕃地区，这为蒙哥提供了新的思路——既然正面难以突破，那便绕开防线，从侧翼甚至背后发起进攻。于是，他提出了一条极具战略纵深的构想：借道吐蕃，南下云南，从西南方向切入，最终形成对南宋的合围之势。围绕这一目标，一整套军事准备随即展开。 在当时的中国西南地区，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政权——大理国，其疆域涵盖今日云南全境以及贵州、四川的部分地区，国都位于今云南大理一带。这个国家由白族段氏建立，延续三百余年，如今的统治者是段兴智。

大理国地处山川之间，物产丰饶，风景秀丽，民风温和，并不以武力见长。长期以来，它与南宋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同时与缅甸、越南等周边地区亦有稳定的贸易往来。百姓生活安宁富足，田园气息浓厚，宛如一片远离战火的世外桃源。然而，正是在这样宁静的表象之下，一场来自北方草原的风暴正在悄然逼近，没人意识到，蒙古铁骑的阴影即将笼罩这片土地，一场灭国危机已在路上。 公元1252年，蒙哥下令任命弟弟忽必烈为主帅，统率十万大军远征大理。忽必烈深知此次远征孤军深入、补给线漫长，风险极高，因此在出征前进行了极为严密的准备。他从蒙古军中精选精锐部队，储备大量粮草军械，同时特别启用汉族文臣姚枢、张文谦等人随军参谋，为军中提供谋略支持，使这次远征兼具武力与智力的双重保障。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忽必烈率军自六盘山出发，途经临洮，一路进入青藏高原腹地。由于吐蕃地区已归附蒙古帝国，沿途基本畅通无阻，大军得以顺利穿越高原与山地，稳步向大理方向推进。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行军，蒙古大军克服了高原缺氧、道路险阻、补给困难等多重挑战，终于抵达大理国边境。对于长期偏安一隅的大理国而言，这支突如其来的铁骑如同从天而降，整个国家顿时陷入震动与混乱之中。面对外敌入侵，大理军民被迫仓促应战，但由于长期缺乏实战训练，军备松弛，战斗力有限，根本无法抵挡蒙古军队的凌厉攻势。

蒙军随即分兵三路，对大理国展开全面进攻。忽必烈亲率中路主力军，渡过大渡河后一路疾行两千余里，最终抵达金沙江畔。然而，江水湍急如怒，水势凶险，蒙古军队既无船只，也缺乏渡江工具，一时间难以推进。 关键时刻，忽必烈主动招抚当地酋长，向其请教渡江之法。酋长献策称，可用革囊渡江，即以牛羊皮制成充气皮囊，借助浮力载人过河。忽必烈闻言大喜，立即下令大量制作革囊，士兵借此得以分批渡过金沙江。这一创造性战术，也由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元跨革囊。 成功渡江之后，蒙古大军迅速南下，直指大理都城。大理城原为南诏旧都，历史悠久，城墙高厚，防御体系坚固。段兴智依仗城池险固，拒绝投降，甚至还处死了前来劝降的蒙古使者。此举彻底激怒忽必烈，他随即下令强攻城池。然而大理城确实易守难攻，蒙古军连续猛攻多日，始终未能破城。 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忽必烈观察到大理城依苍山而建，地势险峻，山势高耸。他由此生出一计，挑选精锐勇士组成敢死队，试图翻越苍山，从高处突袭城内。这一计划极其危险，苍山之间遍布悬崖峭壁，险象环生，途中不断有人失足坠落，一半勇士葬身山谷，但仍有部分士兵成功登顶，并从山上俯冲而下，直插城内。守军猝不及防，面对从天而降的敌军顿时阵脚大乱，士气崩溃，大理城最终被攻破。段兴智侥幸突围，逃往昆明。

城破之后，蒙古将士情绪激动，纷纷请求屠城，以报使者被杀及战死同袍之仇。然而姚枢、张文谦等人极力劝阻，强调安抚民心的重要性。忽必烈最终采纳谏言，下达止杀命令，使大理百姓免遭大规模屠戮，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浩劫。 与此同时，在中路军攻克大理城的同时，东西两路蒙古军队也推进顺利，很快占领了大理国大部分疆域。 公元1254年，蒙古军集中兵力，对段兴智所据守的昆明城发动总攻。守军拼死抵抗，坚持七日之久，但终因兵力悬殊、补给断绝而城破。段兴智被俘，大理国至此灭亡。 大理灭亡之后，忽必烈留下大将兀良合台负责镇守，并继续追剿残余势力，随后率主力班师北返。被俘的段兴智在之后的安排中得到一定优待，蒙古政权赐予金符，令其协助管理大理地区事务。

蒙哥通过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成功攻占大理国，还完成了其西南合围南宋战略布局的关键第一步，使蒙古帝国在南方形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态势。至此，南宋所面临的压力骤然加剧，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历史的矛头也随之指向了下一轮更为激烈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