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坐困愁城的皇帝朱由检自缢于煤山。但他的死不仅未激起臣民尽忠死节的斗志，反而让绝大部分人卸去心理包袱平静地投降于李闯以及后来入关的满清，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的崩溃。

那么大明皇朝的子民应不应该效仿君父为大明死难呢？本文将明朝人分成“皇族、官绅和平民”三个部分，来分别说明这个问题。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

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正式确定封藩制度时，就赋予了自己后世子孙一个必须履行的义务 -- 藩屏国家。从这点来说，危难之际朱氏皇族为大明死忠、乃至殉难是理所当然和天经地义的。

不过明朝僵化的宗藩政策，却在持续消磨和打压着皇族的信念。

自明太祖驾崩，后任皇帝们均将宗藩视为朝廷和皇权的威胁，开始给宗藩不停地上“颈箍咒”。到宣德朝各宗藩均已被大幅度削夺军政权力，宗室成员不能离开藩地，也不能出仕、务农或经商。不论愿意与否，宗亲们都只能被圈限在藩地混吃等死。

从弘治朝开始，由于朝廷的财政的日趋拮据，宗亲们遭遇朝廷新一轮的“削夺”。首先通过“本钞折半”（俸禄的一半以上用形同废纸的宝钞来发放），强行克扣、拖欠中下级宗亲的宗禄。其次推行妾媵制度，抬高成为宗亲的门槛。

这个妾媵制度并不成功，它不是绝对限定妾室数量，而是限定各级宗亲的“合法”妾室数量。非法定妾室（明朝称之为“滥妾”）生出的孩子，朝廷不录玉牒（不承认宗亲身份）、也不会赐爵发俸禄，自己养。

看似朝廷甩掉了部分“包袱”，但这个规定难以束缚财力雄厚的中高级宗亲。他们中的不少人为满足个人私欲，仍广纳“滥妾”并制造无法入玉牒的“宗庶人”。这些拿不到俸禄的宗庶人和他们的后代又不被朝廷视为普通人，只能尴尬的指望宗藩接济度日。

这些因素的叠加，让占宗室人口大头的下级宗亲深陷贫困，还让他们无法自解（没有别的谋生出路），“八口之讥馑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无望，虽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

所以明朝的覆灭对他们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干嘛要救它？再加上正统朝时“君父”又为他们做了另一种示范，危难之际也可以选择苟且偷生或者“忍辱负重”。生之不易，即便泉下与太祖相见，估计他们也能为自己的选择辩解几句。

虽然数千年来“君臣父子”一直是中原皇朝、官员士绅们的基础价值观，但这并不表示君和皇朝能不做出任何付出，单方向享受官绅的“忠”。

春秋时期儒家就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们需要用物质条件、尊严地位、自身德行等“礼遇”来交换臣下的效忠。如果君无“礼”，臣属们不仅没有死忠的义务，还可以自行走人换一个老板。

所以儒家的观念里，忠并不是从君臣关系中自动萌生，而是基于一种价值交换关系 -- “道”（也可以认为是东方版的契约）。如荀子针对君臣的核心观念是，“从道不从君，道在君则从之，非从君实从道也”。

换句话说，当国君有“道”时官绅们向其效忠，当国君无道时，别说死忠了，官绅们还有“以有道伐无道”的义务。

儒家的这种观念激起了法家的强烈反感，韩非子认为“妻事夫、子事父、臣事君。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亡”，不论君有道无道，臣都得无条件忠从于君。韩非子觉得只要臣子们牺牲自己，即便君王昏聩、暴虐，天下也不会动荡和战乱。

哪方的观点对大家可各抒己见，但汉武帝非常欣赏法家的理念。于是他和董仲舒合作，用韩非子的观念部分改造了儒家，即三纲五常。将儒家的“忠”从价值交换，升级为基础道德标准。

但为了不激起官绅过于激烈的反抗，汉武及后世皇帝们并未禁绝旧儒的传播（朝廷以力推新儒的方式来降低旧儒对社会的影响），而且也向官绅们抛出了利益诱饵“君与臣共天下”。在忠君的前提下，皇帝们可以拿出一部分皇朝利益和官绅们共享。

其实明朝皇帝们普遍看不上荀子并将其逐出孔庙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荀子这一派未将皇帝和皇权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皇帝为了自身而要求官绅们必须忠，但也为了自身而赋予了官绅们“叛”的权力。

“忠”对于皇帝和朝廷确实是个好东西，但当新朝推翻旧朝时尴尬就出现了。以“忠”为至高准则要求臣属的皇帝，自己却“不忠”并堂而皇之得背叛了旧朝。

这里多说一点，这种尴尬也是清朝认为自己得朝最正的核心依据。清廷觉得其它皇朝都是自己推翻前朝而立，本质是不忠和叛（周公也表达过“商不道被天所弃，但周代之亦有罪”），而明朝是被李闯推翻的。

为了解决这种尴尬，皇朝和皇帝们又折腾出了个新概念“天命”。

简单来说就是上苍凝聚了一样神器“天命”，它并不直接受持有者控制，会依据上苍的意愿而自行转移，谁拥有它谁就握有华夏的合法统治权。因此当旧朝的运势耗尽，天命发生转移时，旧朝的臣民也应当服从上苍的意志抛弃（背叛）旧朝，转而侍奉新的君主。

朱元璋就用这个概念解释了宋、元的更替以及自己创建明朝的合理和合法性，“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注：一些朋友认为蒙元不算中原正统，所以朱明以“正塑”而得朝最正。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大家各抒己见，但明太祖朱元璋本人从未否认过蒙元得朝的正统性（即合法性）。

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天命不会永远“青睐”大明。当大明积重难返需要臣民死忠时，那些不愿意的官绅，可以和元末投靠朱元璋的官绅一样，用大明气运已尽、天命转移来解释自己的背叛。换句话说皇帝们其实在道德、伦常上，也没资格要求官绅们在皇朝将倾时为自己死忠。

最后来说大明的平民，他们其实连决定尽忠死节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一些人将我们“现代国家概念”给直接移植到古代皇朝身上，他们对很多历史现象的愤慨其实就因此而生。

现代国家是公民基于《宪法》凝聚而成的集合实体，公民和国家之间不仅有权力和义务构成的契约关系（公民纳税、兵役等，国家提供社会保障、平等、自由等），公民还依据宪法规定的程序和方式掌握着国家的权力。而古代哪个皇朝的构成是类似我们现在的国家？

在皇朝时代，天下对于皇帝是他一人的天下，所谓的“国家”是皇帝的“家”或者说是他的私产。对于官绅而言，“国家”是一块可以和皇帝部分共享的大蛋糕。对于平民来说，他们只是构成“国家”和大蛋糕的一部分资源。

各个皇朝的皇帝和官绅们从未主动在意过平民的个人意愿，他们也不允许平民直接参与进皇朝的决策。他们对待平民的态度是“牧”，平民只是供他们这些食利阶层获取利益的资源。平民生活好坏不在于自身，只在于皇帝和老爷们“放牧”的能力和水平。

举两个例子，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和明末祖大寿守大凌河，两人为不背叛朝廷在军粮断绝后都选择了吃人。但这种涉及伦常、生死的大抉择，他们都没询问过城中的普通军民。因为他们觉得需要抉择的是自己，那些人只是可供食用的“军粮”。

而现在一些人把现代国家概念嫁接过去之后，这种行为就被包装的高大上了，如某学者替被吃的百姓做出了回应“城中之人都是真正的仁人志士，能够明白国破家亡的死更胜于苟且偷生的活，都是自愿慷慨就义、杀身成仁的。这又是真正的万众一心、大仁所在”……

那么基于现代概念要求皇朝平民对国家死忠时，怎么不去要求皇朝赋予平民和官绅、皇族平等的权力？

另外平民幸苦劳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向皇帝缴税，还是为了让皇族、官绅们有盘剥自己的空间？当然朝廷的解释是，让你们缴赋税、出徭役是为了赈灾治水、抵御北虏，是为了皇朝的长治久安 ……

至于这赋税、徭役最终流向了哪里，平民既管不了，也没资格插手。但是皇朝自己经营不善了又要求平民以为国死忠的觉悟进一步勒紧裤腰带，饿死也要优先保皇朝，这还要脸么？当然明朝平民也不愚钝，他们的回答是揭竿而起，是报复和屠戮皇族、官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