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年代。天还是那个天,地也还是那片地,可种地的人却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朝廷的税,一年比一年重,名目多到数不清。据说元朝初年的税额已经算高的,到了末代,竟又涨了二十倍。二十倍是什么概念?你辛苦一年打的粮,可能连交税都不够。更别提那些蒙古贵族,骑着马圈地,一块块良田变成了牧场。农民手里没地,只能在别人脚下讨生活。中原又连着闹灾荒,旱的旱,涝的涝,黄河更是时不时决口。大水一来,村子没了,庄稼没了,人也没了。官府呢?照样催粮催款,不管死活。日子过到这个份上,活着比死还难。于是,有人不想再忍了。他们要跟这命运拼一次,哪怕粉身碎骨。
时间走到至正十一年,朝廷突然要大修黄河。说是修河,其实修的是人心。十五万民工被征发到工地上,旁边还驻扎着两万士兵,像看犯人一样看着他们。管事的官吏克扣工钱,伙食也稀得能照见人影。民工们饿着肚子干活,冻得直打哆嗦,心里那点怨气越攒越多。白莲教的韩山童和刘福通,早就在等这个机会。他们暗中联络,把消息散布出去,趁着人心浮动,举起了反抗的旗子。这支队伍头上裹着红巾,所以人们叫他们红巾军。红巾军一出现,元朝各地的统治就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很快,别的反抗力量也冒了出来,有的真想推翻元朝,有的不过是趁火打劫。后来这些队伍之间打成一团,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与此同时,濠州那边也有动静。《明史》里写着,至正十二年春二月,定远人郭子兴和孙德崖等人起兵,占了濠州。元朝派了将领彻里不花去攻打。这位将领很有意思,他听说起义军厉害,心里先怕了三分,根本不敢正面交战。可上头又催着要战果,怎么办呢?他琢磨出一条妙计——抓老百姓冒功。那时候,起义军的势力已经不小,元军将领个个心知肚明,去硬拼就是送死。彻里不花把保命放在第一位,至于朝廷的江山,那是别人的事。彻里不花倒也不是完全不做军事行动。他带着兵,不去找红巾军,反而专挑村落下手。抓到的老百姓,不管老幼,一概砍了头,拿回去说是斩获的贼寇。那些老百姓养的牲口,也被他充作缴获的军资。他心里清楚这些都不是真的,但谎话说多了,自己都信了。他不敢惹真正的起义军,因为打不过;也不愿意放过眼前的功劳,因为舍不得。这种将领,你说他蠢?他其实精明得很,知道怎么在乱世里往上爬。可他这么一搞,本来还在观望的人,也被逼得没了退路。你想,官府连自己的百姓都杀,那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只能拿起锄头扁担,投奔起义军去了。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并不新鲜。官场里有一套固定的运转逻辑,大家按规矩行事,却没人真正办事。战争有战争的捞钱法,平时有平时的升官法。只要不触犯某些潜规则,什么都好商量。于是,天灾来了没人管,民怨起来没人问,只有问题越积越多,直到压垮整个王朝。元朝的结局,不算意外。 说到底,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不是敌人太强,而是自己先烂了。彻里不花这样的将领,只是烂掉的一个表面。当所有人都在混日子,没人愿意为明天负责,那这个明天,也就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