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第举人的一生，命运捉摸不定，其所经历的时代变迁，更如风云急转。他的一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苦苦追寻救国道路的缩影。1931年9月17日，上海租界的一间小屋里，一位半百老者安然离世，掩盖着他波澜壮阔而充满谜团的一生。吊唁他的人中，有两个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抗战时期中共情报系统的灵魂人物潘汉年，另一位则是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中共特科的创始人，当时的国民党通缉名单头号人物。这位神秘的逝者究竟是谁？为何这两位共产党的领袖，会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前来送别？这个秘密，如同深埋地底的宝藏，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75年，周总理病榻之际才被公之于世。

这位名为杨度，年仅56岁便已谢世的老人，曾被袁世凯视为不可或缺的心腹，却临终之际却将杨度误我！的字句留给后人。他与梁启超曾是患难之交，却也因理念的差异而彼此指责。他曾四处奔走，为营救被捕的李大钊竭尽所能，也曾为杜月笙操刀撰写吹捧之文，他还是遁入空门的虎禅师，但最终，他却是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的一生，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复杂而曲折，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入探究。他本是湖南人，原名杨承瓒，字皙。1875年，他降生于湘潭县姜畲乡石塘村，一个世代以农为生的家庭。他的祖父杨礼堂，曾参与湘军，为哨长，并获得官阶。大伯杨瑞生更是追随其父参军，屡立战功。父亲是杨礼堂的第四子，虽以务农为生，却也并非一无所有。10岁那年，杨度的父亲不幸离世，大伯杨瑞生便收养了他、弟弟杨钧和妹妹杨庄，共同生活。

光绪十八年，年仅17岁的杨度便初试啼声，高中秀才，第二年乡试又名震考场。然而，随后的会试却接连落空，使他与科举之路横亘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正值他参加会试期间，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变悄然发生——公车上书的事件，将他与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仕途不得志的杨度，只得回到家乡继续求学，而一代名儒王闿运，早已对他颇有耳闻，并对他的才华赞赏不已。王闿运曾是肃顺的幕僚，后又为曾国藩出谋划策，身怀帝王之术，也曾劝说曾国藩自立为王，然而被拒绝后，王闿运选择了离开，回到湖南讲学授课。

当杨度年方二十，才华初露时，王闿运亲自到杨家，恳请他成为自己的学生。受老师影响，杨度对帝王之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于他一生的命运，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和友人谈论：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他的同门弟子还包括夏寿田、杨锐以及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一批优秀人才。

戊戌变法前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来到长沙时务学堂讲授新法，杨度便在那里接触到了一些崭新的思想。甲午战败的耻辱、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在年轻的杨度心头，令他萌发了变革、求新的强烈愿望。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康有为等纷纷逃亡日本，清政府自我革新的道路也戛然而止。心怀抱负的杨度，毅然决定远赴东瀛，学习改革创新之法。

光绪二十八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毅然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他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在留日学生的熏陶下，思想逐渐变得激进。在日本期间，他与同乡创办了《游学译编》，并与那位贬低清朝人的嘉纳治五郎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不久，他又以教育问题为切入点，发表文章，刊登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受到了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广泛支持和赞扬。

杨度的在日本期间表现出色，使他回国后受到了洋务派大臣张之洞的召见。1903年，他被推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并以一等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出。然而，命运似乎总会捉弄人。排在他前面的梁士诒，竟然是梁启超的同族兄弟，而且他的名字中的最后一个诒字，与康有为的曾用名祖诒相同。张之洞的政敌瞿鸿机抓住机会，向慈禧太后告发梁士诒是梁头康尾。戊戌变法的康梁二人是慈禧的心腹大患，得知此事后，慈禧立刻下令彻查此次应试者。杨度也因此受到牵连，前途一片光明瞬间灰飞烟灭，不得不再次踏上前往日本的道路。

第二次留学期间，晚清政坛的关键人物纷纷汇聚在日本。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重逢，两人面对着国家的命运，感同身受，惺惺相惜。为了回应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杨度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其中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更是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之情。二人情谊深厚，达到了天下之至好也的程度。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潜心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结为同窗。在日留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保皇派、革命派各自鼓吹己见。杨度则主张宪政，不介入两派的论争。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学生中颇具声望。他的好友蔡锷，也在此期间与杨度结为挚友，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共进晚餐。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他发表了《粤汉铁路议》，请愿清政府收回中美粤汉铁路的借款续约。在王闿运的帮助下，任务得以圆满完成，他也因此名声大噪。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结识了孙中山。1905年夏，两人在一次聚餐时，就中国国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杨度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认为君主立宪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两人针锋相对，辩论了三天三夜，最终互不相让。

虽然杨度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他却将好友黄兴介绍给了孙中山，促成了后来的孙黄合作。不久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曾邀请杨度参加，但杨度却委婉地拒绝了他，并说道：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月刊，自任总编撰，其宗旨是：不谈革命，只言宪政！ 他发表了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大力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清政府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这一时期的杨度，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研究君主立宪制上，试图为中国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然而，命运的齿轮转动往往出人意料。1907年10月，杨度的胞大伯杨瑞生去世，他不得不回国。次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称赞他是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在清末的立宪运动声势日盛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尝试改变，准备施行君主立宪制度。袁世凯安排杨度，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讲解法律常识。

然而，酝酿已久的清政府内阁名单出炉，却发现名单上尽是些皇亲国戚，因此被人们戏称为皇族内阁。清政府的敷衍态度令世人皆知，杨度的立宪理想也随之破灭。他本人也被公众误以为与清政府狼狈为奸！既然清廷不可靠，杨度便另寻他法，而袁世凯就是最好的选择！

杨度和袁世凯，自公车上书就已相识，两人一直惺惺相惜。袁世凯对杨度的观点十分赞赏，多次向他咨议国事。他还邀请杨度参观他在小站操练的新军，杨度在参观袁世凯练兵时惊叹不已！新军以德式操典训练，战斗力和军容军纪，不亚于他年幼时见过的湘军。受家人及老师王闿运的影响，杨度对袁世凯的期望极高，似乎他就是那个非常之人，而杨度也将是帝王之师！

1911年之初，袁世凯保举杨度出任清政府的统计局局长。然而，当摄政王载沣发现袁世凯已有反叛之心时，要杨度草拟杀袁的诏书，杨度却公然反抗，冒着生命危险相救。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杨度主动担任袁世凯的幕僚。由于杨度与孙文、黄兴、汪精卫等人关系密切，袁世凯让他负责南北议和期间，黄兴就曾多次力邀杨度加入国民党，并称袁世凯非良善之人，必为国人所不容。然而，好友的劝谏被杨度断然拒绝，他仍然坚持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拥护君主立宪。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4年，他解散国会，试图复辟帝制，杨度一直在他身边辅佐。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力劝袁世凯称帝，实行君主立宪。他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及胡瑛、严复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为恢复帝制四处奔波。他们被称作筹安六君子，杨度为之首。

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他们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及人力车夫请愿团等所谓的民意；又伪造了北京上空祥云滚滚，乃龙气凝聚等等天意。1916年1月1日，在筹安会的积极推动下，袁世凯不顾北洋军方的反对，公然称帝，引起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而他身后的推手杨度，再次成为众矢之的，连好友梁启超都痛斥他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

天津《广智报》曾发表一副《走狗图》，讽刺洪宪帝制。其中，袁世凯身着龙袍，头戴冕旒，而四边的大臣都是狗的形象。这实际上暗指筹安会的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四人。好友胡瑛曾为此询问杨度，杨度只是淡然回答：我们协助恢复帝制，只为救国，自问无愧于心，又何必在乎别人的话？若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然而，时也命也，袁世凯称帝仅仅83天就撒手人寰，洪宪帝制也极荒诞地走向终结。令人惊叹的是，梁启超在中国舆论界的地位超然。1915年8月31日，他所作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引起全国有识之士的共鸣。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

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后，发布了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赫然列在第一位。心灰意冷的杨度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等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他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他还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立溥仪，再次复辟帝制，也曾邀请杨度入京参加，却被他拒绝。并且致电张勋、康有为，称：君宪主义永无再见之日，度以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帝道真知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自有后来人。1918年，杨度被北洋政府特赦，返回北京后，一直深居简出。此时的中国风起云涌，内忧外患交织，曾经的弄潮儿杨度，似乎已经从满腔抱负的帝王梦中醒来，滚滚红尘无法动摇其修禅之心。然而，一封来自孙中山的密信，再次打破了杨度悟道的心境。1922年，陈炯明叛乱，国民党面临空前的危机。杨度接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至交夏寿田游说曹锟，从而制止了吴佩孚兵援陈炯明。杨度帮助孙中山，也帮助国民党度过了政治危机。

孙中山评价杨度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而杨度也确实在君主立宪救国无门时，临危受命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救国之路。1922年，杨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在孙中山的介绍下，杨度在上海认识了李大钊。从君主立宪到革命，他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李大钊向他讲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深深地触动了杨度。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全家。期间杨度在北京积极奔走，设法营救李大钊，只可惜徒劳无功。当李大钊等20位中共党员被张作霖绞杀后，杨度卖掉北京住所——悦庐公馆，用来贿赂官员，周济被难者遗族。1928年杨度离开北京转居上海，以卖字画为生。后来，他摇身一变，成为杜月笙的门下，明为杜月笙撰写吹捧文章，实则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提供情报。

此时国共合作已然破裂，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共产党员的安全面临极大危险。杨度却主动申请加入我党，并通过潘汉年介绍，为我党提供一切可能的便利。1929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经过一年的考察，化名伍豪的周恩来亲自批准杨度入党。作为一名秘密党员，他与周恩来保持着单线联系。当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他保持单线联系。

杨度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1931年去世，才为人所知。1975年冬，周总理病重，在与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谈话时，特别指出，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有人质疑杨度是一个投机分子、是一个卖国贼。他从帝王之术到君主立宪，从三民主义到马列主义之间一再徘徊。可是他却在最危险的时候主动加入共产党！有人说他是一个愚人，为了所谓的理想和目标，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有人说他是大智慧者，看透了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他以个人的方式，诠释了近代中国曲折而坎坷的命运。弥留之际，杨度自书挽联：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深刻慨叹。他的一生，如同一场波澜壮阔的戏剧，充满了传奇色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