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东陵、西陵的诸皇帝陵寝中，从顺治帝开始，一直到嘉庆帝，都建大碑楼，并立有圣德神功碑。而自道光以后的诸位皇帝，就没有了这一建筑。据清宫史料的记载，这个规定是道光帝定下的，他在遗诏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自他以后不再建大碑楼、圣德神功碑即华表等建筑。

本来，清代各皇陵的建筑细节都各不相同，处于不断完善发展之中。而取消大碑楼和圣德神功碑，则是在根本上动摇了皇陵的规制。

圣德神功碑，是记载皇帝生前功劳的，可以说是嗣皇帝为先皇的盖棺定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歌功颂德的美言。这一点无论是在顺治帝的孝陵还是康熙帝的景陵中都可以看出。

道光帝留下遗诏取消了这一至高的荣誉，显然让人捉摸不透。按照道光帝本人的解释是：朕敬绍先型，谨遵前制，固不敢稍涉奢靡，失朕初心，亦不敢过从简陋，有所难言。但恐将来踵事增华，有加无已……俾世世子孙仰体此意，有减无增，永守淳朴家风。

道光帝的这番话如何解释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节约，就是为了让后世子孙建陵时效仿他的陵制。可事实真的就如道光所说的那样，是为了节省吗？

道光帝在清代诸帝中最勤俭节约，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并不说明道光帝对营建自己陵寝也是一切从简的，相反，他在建陵的花费上，在清帝中当属首位。

按清制所谓的“昭穆之制”，道光帝的陵寝应建在东陵（因为他的父皇嘉庆在西陵），起初道光也是这样做的，他将陵址选在了东陵境内的宝华峪，从道光元年开工到道光七年九月完工，历时6年多。

完工当年，他就将孝穆皇后迁葬到宝华峪地宫。可没想到，第二年就出现了地宫渗水，于是道光帝以此为由，将宝华峪陵寝拆除，搬迁到了西陵的龙泉峪，又花了4年时间建起了现在的慕陵。

也就是说，道光皇帝在位30年，为自己修建了两个皇陵，其花费自然十分庞大。按理说，地宫渗水也是常事，像康熙的景陵、乾隆帝的裕陵都出现过渗水的现象，但他们都是经过维修，解决了渗水的问题。

一向以勤俭自诩的道光帝在建陵一事上如此固执，不惜工本，其原因就是出于他的私心，他的目的就是要在清西陵选择一个吉地，葬在他的父亲嘉庆的旁边。

再来说道光帝一反常态不建大碑楼和圣德神功碑。立碑立传是古人死后的一项至高荣誉，王侯将相尚且如此，何况道光乃是堂堂的九五之尊呢。之所以这样安排，绝非向道光帝自己说的那样冠冕堂皇，是为了节省成本，而是另有苦衷。

我们知道，道光在位期间，正是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道光二十年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的国门在英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从来未曾发生过的；，而对于道光帝来说，自大清入关近二百年来，这也是外夷第一次在中国的本土上耀武扬威。

大清国战败了，而且还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让天朝上国的颜面何存，让道光帝的颜面何存？更可气的是，英国人不仅获得了2000万两的赔款，还硬生生地从大清的版图上割走了香港。

道光帝的传统思想很浓厚，他本想做一个守成的君王，不想这个美梦被英国人给践踏了，回想起他的祖父乾隆，曾经在英国人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帝王尊严，他的内心触动极大。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前一天晚上，道光帝在奉先殿的外面唉声叹气，一晚都不能入眠。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始终不能释怀。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道光帝的性格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没有知耻而后勇，而是甘于堕落，没有下定决心让国家自强，反而对于政务的处理也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人生的最后十年中，道光帝浑浑噩噩，早已失去了当年中兴大清的雄心。

正是源于这种心态，道光帝在他临终前留下了遗诏，特地减杀了慕陵的大碑楼及圣德神功碑的建制，而且还叮嘱咸丰帝不要将他的牌位供奉太庙。看来，道光帝还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并无“圣德神功”，就连配享太庙也不配，生怕九泉之下无颜面对列祖列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