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评价一个官员的好坏其实本质不在他的学问优劣，而在于品德是否高尚。可偏偏朝廷选拨官员的标准又是文章，以学问定输赢。因此，在科举史上，就出现过这样的争论，到底是该以德取士，还是该以学问取士。北宋著名文人苏轼为此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述，并一度被奉为真理。

宋代是中国科举的发展期，处于上升阶段，具有一定的活力和生机。因此，宋代关于科举的争论也非常激烈，有德行取士与考试取士之争、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之争、经术文学之争等，而且这些争论还经常交织在一起。

以察举为代表的推荐制度，德行的优劣是能否任官的最重要标准。而科举制度则不同，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来决定是否录取，基本不考虑考生的德行。这两种选拨文官的制度确实各有优劣，各有利弊。

北宋神宗时，有人提出恢复察举制度，取消科举。对于这一提议，苏轼在上疏中极力为科举辩护，指出科举考试有一定的标准，远远优于很难有客观标准的察举，也比直接从学校中取士更为客观公正。他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鲜明地反对以德行作为录取标准的做法：

“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弊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

在苏轼看来，如果朝廷设立德行科取士，那么是教天下的读书人争相作假。如果朝廷是以孝来选拔官员，那么勇敢的人可能会仿效历史上的孝子割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治病。胆子小的可能会住在父母的墓旁边，为父母守墓。如果朝廷是以廉洁来选拔官员，那么天下的读书人会争相坐破车，骑病马、老马，穿非常破旧的衣服，吃很差的食物，只要朝廷认为是廉洁的事情，他们都会刻意去做。以德行取士，弊端是十分明显的。

平实而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很难客观评定的，只有通过言行加以考察。而一个人的表面言行又不完全代表其真实思想品德，当不带有功利性目的时，言行比较具有真实性；当他为胜过他人而可能获得功名利禄的时候，就可能会矫言饰行，弄虚作假，人们难以断定其真伪。

一般人只看得以德行取士好的一方面，往往忽视了另一方面，即采取的改革措施是否会出现比原来的办法更大的弊端，所以苏轼认为那些贸然提出改变现行做法的人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早在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苏轼的观点与柳宗元一脉相承，但苏轼的论述更为深刻，这是在考察多次科举改革的经验教训之后得出的精辟见解。这次争论因为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所以没有人在直接进行辩驳。

但是，到了宋哲宗时，司马光曾奏请实行“十科”荐士。到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诏以“八行科”取士，并且具体规定了“八行科”的标准和取士办法。在诏书中，朝廷明确提出了为了“善风俗，明人伦”，参考“成周以六行宾兴万民”的办法，设立“八行科”。

所谓“八行”，即“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是有以上八种善行的读书人，所在地将记录其表现的材料上报到县衙门，县衙门将根据情况择优录取其入官学学习，审查考核没有问题之后，将其上报到府州衙门。府州衙门根据读书人的道德表现，将其分成三个等第：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

如果读书人具备“八行”，不必等到年终，即可以将其贡入太学，免试补为舍生。再经过审核考查，名实相符者便可以向尚书省申报，由尚书省授予其官职。不能完全具备“八行”者，则取为州学上等舍生。

这种按“善行”高低、多少来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出发点虽然不错，但实际上很难操作。为了获取“八行”之名，许多人用心良苦，挖空心思来应对。实行“八行科”取士多年都没能选拨出一位名实相符的杰出人才，说明这种选拔方式是有制度缺陷的，因此也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北宋后期这次尝试以德行为标准选用人才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说正好印证了苏轼的预言。

时隔七百多年后，也就是清乾隆三年（1738年），又发生了一次关于科举存废的争论，礼部对科举存废利弊的看法与苏轼的观点几乎相同，有些用语还在直接引用了苏轼反对变革科举的奏疏，可见苏轼对科举取士的看法具有相当久远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