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欧阳修等人在修《新唐书》时，单独列出了《奸臣传》，这是中国古代首次将奸臣单独列传。南宋灭亡后，元朝修《宋史》，也按照传统列出了《奸臣传》。《宋史·奸臣传》一共收录了21位人物，是历代收录奸臣最多的。

奸臣传收录的21位人物分别是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京、蔡卞、蔡攸、蔡翛、蔡崈、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卨、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其中的蔡京、秦桧、贾似道是被历代所唾骂的对象，的确是十足的奸臣。

我们再仔细地看这个名单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些大臣并非是奸臣，只是因为支持王安石变法就被列入《奸臣传》了，这部分上榜的大臣有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蔡卞。其中的吕惠卿和章惇是王安石变法的两大助手，他们虽然和王安石政见有不同，但是也为熙宁变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吕惠卿是熙宁变法的第二号人物，经常和王安石商量对策，参与了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法令的颁布。他担任司农时，“主行常平、农田水利、免役、保甲诸法”，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宋神宗赞扬道：“吕惠卿……若司农，即天下事大定矣。”他主持国子监期间，推动了科举改革，整顿学校；主管军器监时，提高了北宋的武器质量。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继续推动改革。

1073年1074年，北宋发生了灾荒，吕惠卿在开封粜卖了数以万计的粮食，保障了京城的粮食供应。1079年，吕惠卿被调到边疆，担任鄜延路经略使。在任期间，他改革了边疆汉蕃兵分离的军事制度，提高了军队战斗力。

当然，吕惠卿并非如王安石那样人格完美之人，他的缺陷很多。例如，他当上参知政事后，就开始排挤王安石，让北宋的党政变得更加复杂。他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用人不当，个别地区出现了下属官员胡作非为的现象，于是保守派共计他“民不胜其困”、“上下骚动”。担任太原知府期间，他轻启战端，袭击西夏，引发了西夏入侵鄜延路的战争。尽管如此，吕惠卿总体上依然不是一位奸臣。

章惇则更不是奸臣，他博学善文，刚正不阿。王安石主持变法期间，章惇经营两湖，平定了当地的叛乱，开发湘西，改土归流，设置州县，为两湖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后，他被调入中央，参与熙宁变法。宋神宗去世后，保守派上台，章惇遭到打击，被贬汝州。

1093年，宋哲宗亲政，章惇被任命为宰相，继续推行变法。章惇执政期间，北宋再次收复了司马光放弃的河湟地区，攻灭了唃厮啰，招降吐蕃诸部，距离灭西夏仅有一步之遥。1100年，宋哲宗去世，章惇极力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然而，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也就是宋徽宗，是他一手葬送了北宋王朝。

为什么这些为北宋做出巨大贡献的变法派人物会被写入《奸臣传》呢？主要原因是宋朝的党派之争。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一旦得势，他们就会彻底否定新法，即使新法取得了重大成就，也会被否定。例如，推行新法收复了河湟地区，但是司马光却要坚持将之送给西夏。很明显，司马光就是为了否定而否定。

司马光

保守派的势力很大，并且控制了全国上下的舆论。司马光本人在宋朝史坛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苏辙等人又是这个时代的文坛巨匠，经过他们的传播，这些推行新法之人就被定为了“奸臣”。在最极端的时候，王安石被视为了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他们似乎忘记了北宋第一奸臣蔡京就是司马光一手栽培的。

到了南宋时期，党派之争发生了变化，主张变法的基本成为了主战派，而保守派大多数成为了求和派。秦桧、万俟卨、丁大全、贾似道等求和派早已在民间遗臭万年，他们的名声无法改变，所以被列入了《奸臣传》，但是主张北伐，最终失败的韩侂胄也被视为了奸臣。纵观韩侂胄一生，他是一位权臣，主持北伐期间准备不足，用人不当，导致北伐失败，但是他也算不上是奸臣。

韩侂胄之所以被写入《奸臣传》，是因为他得罪了求和派。当时的求和派主要是理学派人士，朱熹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安于君父之仇”“低头拱手以谈性命”，认为“整顿边防，充实府库，训练士卒……都不值得考虑”。朱熹甚至将南宋初期的民族英雄虞允文也进行了抨击。韩侂胄掌权后，发动了“庆元党禁”，对朱熹等理学派进行了打压，这件事让理学派耿耿于怀。

南宋后期，求和派再次掌权，程朱理学也成为了官方正统思想，于是韩侂胄就被他们定为了“奸臣”。程朱理学的影响很大，整个元明清都笼罩在其阴影之下。元朝时期，朱熹编订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了官方教科书。而元朝编纂《宋史》，主要是程朱理学的人士来完成的，因此《宋史》将程朱理学确立为了“道学”，也就是正统。

简单来说，就是保守派和求和派最终控制和主导了舆论，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墨书写了历史，随意褒贬他人，将那些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写入了《奸臣传》，这就是《宋史·奸臣》传有如此多新派人士的主要原因。我们在阅读史书时，也要考虑到作者的目的，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千万不要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