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何大唐立国后不清理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我有制度，何须动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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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封建历史上，每当新的王朝建立，由于权利的排他性，曾经休戚与共的国君与功臣之间，总会不可避免的步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死胡同。

手段狠的帝王，直接把那些为自己立下大功的文臣武将肉体毁灭，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斯文一点的，会让他们离开权力核心、安享晚年，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

但有一个例外：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大唐的实际开创者，他手下文臣武将阵容灿若繁星，但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例，除了触碰底线的侯君集与张亮，其他人既没无故被杀、更没被夺权架空，反而安心待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如既往为大唐奉献着自己的才华。

对于这一独特现象，有些观点认为是基于李世民的强大领导力。然而，治大国不是交朋友，初唐的多重制度，才是促成这一和谐局面的本质原因。

所谓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各地设置若干军府，军府从所辖州县的农民中挑选府兵。这些府兵平时在家生产，于每年冬季的农闲时期统一组织训练。

这一制度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依靠这一战争机器般的军事制度，西魏/北周由起初的弱势一方，逐渐强盛，最终战胜了强大北齐，统一北方。其后，隋唐两朝，都沿用了这一制度。

在贞观年间，李世民对府兵制进行了优化。我们在此略加梳理，就能明白这一制度的强大之处：

（一）兵力分散。在唐朝辖区内设置634个军府，单个军府的人数被严格控制，按级别分为800-1000-1200三个档位。这些军府，由朝廷的14卫以及东宫6率管辖。

（二）中央强盛。全国的军府中，唐朝的统治中心—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就占了261个，使朝廷随时具备强大、高效的战争动员力。

（三）流动的中央常备军。不同地区的府兵按顺序轮流进京宿卫，每个月轮换一次。这样皇帝身边随时有武装力量护卫，又能杜绝人员固定带来的兵将勾结现象。

（四）统一指挥。军府只是负责管理府兵的组织训练，并没有指挥权；在需要打仗时，由皇帝派出将领，按需求征用一定数量的府兵。

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

（注：折冲、果毅、别将，都是军府官员的名称）

（五）即时解散。打完仗后，士兵各回原籍务农，将领则回京师复命。

在这一体系下，唐朝的兵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将领集中在京城皇帝身边；在决定作战时，由皇帝挑选将领出征，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平日里皇宫还有轮番值班的府兵。就这样，任你是何等猛将，都没有造反的资本。

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

"敌国破、谋臣亡"，这一怪状之所以出现，原因并不难理解：无论任何时候，稳固自己的统治，都是封建君主的第一考虑。

所以，在争夺政权、面临内忧外患之时，君主往往希望发挥每一位臣子的全部才能，甚至愿意舍弃大量利益，来换取他们为自己尽心尽力。

但形势的变化，需要的人才也不尽相同。在对内统治稳定、对外没有大敌之际，之前那些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功臣，反而成了帝王眼中影响政权稳定的最大威胁。

但是在统一中原后，大唐的君臣之间并未出现这一尴尬局面。这是因为，在锐意进取、以攻为守的李世民旗下，功臣们的发挥空间毫无上限：

公元630年，初唐两大名将李靖、李世勣分进合击，北进大漠，一举端掉东突厥老巢，颉利可汗被李道宗俘获，胁迫中原数十年的东突厥灭亡；

公元634-635年，老将李靖再次挂帅，带领侯君集、李道宗、薛万钧、李大亮、契苾何力等名将西进，一举征服坚挺数百年的鲜卑政权吐谷浑；

公元639年，西域的高昌王麹文泰扰乱大唐朝贡体系，交河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奉命出征，长途奔袭7000余里，一战定乾坤。高昌成为历史、安西都护府横空出世；

公元641年，李世勣、薛万彻在诺真水之战击败薛延陀主力，俘虏五万余人，强盛一时的薛延陀俯首称臣；

公元644-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以阵亡近2000人、战马损失近八成的代价，占领十座城池、俘虏七万余人、歼敌四万余名，严重削弱这一劲敌；（因后勤原因撤退）

公元646年，面对李世勣、李道宗的再次打击，薛延陀彻底投降，首领被押至长安；

公元647-649年，李世勣、牛进达、薛万彻等将领继续对高句丽保持高强度压力，使其疲于奔命、无法安宁。

以上只是贞观年间唐王朝对外的大战，这些战争不仅仅是为了体现李世民的文治武功，其体现的实质意义极其重大：

首先，全面打压游牧民族势力，极大扩张了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为大唐的百年安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不断为大唐的能臣武将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说得通俗一点："敌国永远破不完、谋臣永远不会亡。"客观上而言，对外敌的不断进攻，促进了大唐君臣的团结。

公元643年，为表彰为大唐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才，唐太宗下令把二十四位文臣武将的画像绘制在凌烟阁，这就是被后世视为男儿楷模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

之所以郑重其事设立功臣录，李世民应基于两个考虑：

（一）安抚功臣、体现尊重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既有亲戚、也有降将；既有文臣，更有武将；既有李渊老部下，更有秦王府得力干将。但无论何种身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全是凭借自己对大唐的贡献入选，没有一个人是浪得虚名。

李世民作为亲自带兵南征北战的一线将领，深知这些功臣的艰辛，也能领会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喜所忧。设立功臣录，正是以国家的权威对他们的功绩进行认可，毕竟对大部分人而言，荣耀感的价值，甚至比权力更令人珍惜。

（二）是尊崇、更是约束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妙的历史巧合：公开承认臣下功劳的帝王，君臣之间往往能相处融洽，如东汉光武帝与其"云台二十八将"、唐太宗李世民与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这自然有荣耀感的原因，但其实也颇符合如今的心理学理论。遮遮掩掩，往往会引起反弹；大大方方承认，则会令各方心安理得。与其费尽心思打压、抹杀臣子的功劳，不如以君主的视角，对其进行官方的确认：毕竟，你已经昭告天下他们是功"将/臣"，这些人哪还有造反的理论与群众基础？

我们都知道，唐朝采用"道、州、县"的三级制行政区划。但出人意料的是：分封宗族，这一在汉代时被"推恩令"消灭的古老制度，在此时再度焕发了生机。

公元618年，李渊在称帝后，即着手对李氏宗族进行大肆分封，恩泽范围之广，涵盖了三代以内的堂亲，甚至连身在襁褓中的婴儿也得以封王。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基后，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曾大幅降低宗亲爵位的级别，除了少部分功勋卓越者，其他人一律被降为县、公。

然而，随着国力的逐渐恢复，在公元631年11月，李世民下了一道诏书：

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宜令作镇藩部，贻绝子孙，非有大故，毋或免黜，所司明为条例，定等级以闻。

这一诏书蕴含三层含义：

其一，分封宗室及功勋的做法应广泛推广；

其二，爵位可以世袭，除非有重大变故，不得取消；

其三，要求相关部门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将分封制固定下来。

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

他这句话点出了唐朝分封诸侯的用意：以天下之重。他之所以固执的推行这一国策，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总结：秦朝与曹魏，都采用了纯粹的郡县制，并刻意限制宗族的势力；但当面对权臣及动乱时，皇帝在朝失去掌控、在野缺乏宗室拱卫，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两个强势一时的王朝正是因此而昙花一现。

因此，李世民认为：

旷道不可以偏制，故与人共治之；重任不可以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

但我们都知道，若诸侯势力过大，会反过来危及朝廷的统治，西汉的七王之乱、导致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都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但李世民对此早有准备，他的办法如下：

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

就是说，要大量分封宗亲，但每个单独诸侯的势力既不过大、也不太弱，这样既能使他们具备一定力量，又无法危机中央的统治。

其实这一思路，与府兵制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政治清明、经济基础稳固时，确实是维持封建王朝统治稳定的一剂良方。

封建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权臣篡权，大多发生在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之际。因此，唐太宗认为，与其费尽心思提防功臣，不如励精图治，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无内外之患。公元626年，在与大臣讨论治国之策时，他说道：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迫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因此，李世民在位期间，在有关民生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从自己开始做起，崇尚勤俭节约，扼杀奢靡之风；

第二，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体恤民力，杜绝大兴土木；

第三，整顿官场，驱逐贪官污吏，大量引入廉洁自律人员为官。

就这样，几年后，大唐"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往来的商旅，即使半夜睡在野外，也不会面临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

同时，由于政治清明，法令言出必行，大唐政府与百姓之间建立起了高度的互信，这里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

公元632年12月底，按照当时的"录囚徒"制度，李世民亲自察看全国的犯人名单。由于时值新年即将到来，看到那些即将被处以死刑的人员名录时，他不禁心生怜悯，于是下令，让这些死刑犯回家与亲人暂时团聚，并于来年秋天，自行前往京师受刑。

第二年秋，这些死刑犯全部如期自觉返回长安报到，390人无一缺席。李世民大受感动，将他们全部赦免。

唐朝的极盛时期，出现在李隆基统治的开元年间；但李世民的贞观之治，以其政坛之清明、社会秩序之稳定、各阶层关系之和谐，为后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放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史，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也堪称首屈一指。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唐太宗无需提防功臣的自信来源，也是后来武则天篡权后却最终归政与李氏的顾虑所在。

在封建社会，只有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将朝野的精力都用在整顿吏治、改善民生、稳固国防上，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权臣乱政、维护政权的安定繁荣。若一味信奉"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只说明了统治者的政治不自信，并且往往会带来"互相伤害"的恶性循环，实不可取。

其实，在贞观年间，李世民确实面对过不太懂规矩的功臣，那就是玄武门事变的核心干将—尉迟敬德。但唐太宗只用一句话，就令其老老实实：

国家纲纪，唯赏与法，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在法令面前，没有特权。体制，对功臣而言，既是限制，更是保护。

参考资料：《旧唐书》

《新唐书》

《帝范》

《贞观政要》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