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退休后李肇星去看望称“钱副总理”，对方：四个字讲错三个

钱其琛退休后，客人便一个接一个的来，李肇星也不例外地来看了自己的老领导。

为了表示对老领导的尊敬，李肇星走进门笑着说道：“钱副总理好！”

钱其琛却幽默地回答道：“小李，我们才几个月没见，你怎么中文水平就下降了，四个字讲错了三个。”

钱其琛这句玩笑话背后有何深意？作为中国两代元老外交家，钱其琛与李肇星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渊源？

01平易近人的“老钱”

1977年初夏，是李肇星第一次见到钱其琛，那时的他并不知道钱其琛的“规矩”。

当时他是跟着处里的方平来到钱其琛的司长办公室，还没走进去时，李肇星便听见办公室内传出一阵又一阵交谈的声音。

钱其琛爽朗的笑声也响彻整个走廊，刚被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科员的李肇星感到有些惶恐。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新闻司应该是时刻保持严肃的工作单位。

走进办公室后，李肇星便操着浓厚的山东口音对钱其琛喊道：“钱司长好。”

话音刚落，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这让李肇星更加感到无所适从。

钱其琛见状便解释道：“这儿的人都不叫我‘钱司长’，他们都叫我老钱，你也放轻松，不要那么局促。”

这就是平易近人的钱其琛。

他不喜欢单位里的工作人员叫他的职称，因为这样显得生疏，他更喜欢别人叫他“老钱”。

即便是退休之后钱其琛也保持着这种态度。

当李肇星前来看望退休后的钱其琛时，为了表示尊敬，李肇星一进门就笑着称呼道，“钱副总理好！”

听到李肇星的这一称呼，钱其琛却幽默地表示，

“小李，我们才几个月没见，你怎么中文水平就下降了，四个字讲错了三个。”

李肇星自然也明白了钱其琛的意思，随后又喊出那个熟悉的称呼——“老钱”。

二人也是相视一笑。

1928年1月出生于天津市的钱其琛，在十一岁时便随着母亲来到了人们口中的“大都市”上海。

繁华的上海为钱其琛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让他接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思想。也让钱其琛知道，想要中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必须要有人做出牺牲。

据钱其琛在《大公报》的同事张根生回忆，

“当时我和他住一个宿舍，他人长得十分帅气，单位里有好多姑娘都喜欢他。”

钱其琛为人低调幽默，在同仁们交谈时，他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听很少发言，但只要他发言却总能逗得全办公室笑个不停。

在工作并不繁忙时，钱其琛便会拿起书桌前的苏联小说读起来。

“老钱一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文章就会主动跟我们分享，我们单位的读书分享会都是他组织起来的。”

1954年，钱其琛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起了俄语，完成学习后他便担任起了驻苏联使馆二秘的职位。

在苏联工作的这段时间，为钱其琛在日后外交部门工作打下了基石。

改革开放后，钱其琛先后在几内亚工作了几年，后又回到外交部担任新闻司司长。

自1982年起，中苏两国每年都会举行两轮政治磋商。

在12轮政治切磋中，钱其琛始终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尊严，成功结束了中苏这几十年来不正常的外交状态。

1989年，钱其琛以中国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出席裕仁天皇葬礼。

在葬礼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否定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华性质的声音。

对此中国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强调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带去的灾难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同年2月24日，钱其琛在东京会见日本外相时多次强调，中日关系能继续发展下去，是十分来之不易的。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才能保证中日关系能正常发展下去。

在裕仁天皇的葬礼上，钱其琛还借着这次机会会晤了印尼的领导人，重新联系起了中印两国。

这场会晤加快了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外界媒体称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胜利”。

在上世纪末国际风云突变的情况下，作为外交部首任发言人，钱其琛在外国媒体前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样子给国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时西方各国政府都开始出台政策宣布制裁中国，反华浪潮一波接一波的起。

面对这样的形势，钱其琛一改平日“平易近人”的模样，以雷霆手段打破了西方的制裁。

在复杂的时局下，作为外长的钱其琛始终站在外交第一线，沉着冷静迎接挑战赢得了各方的赞誉。

而在兼顾外交工作的同时，钱其琛总会抽出时间回到家乡嘉兴，并对外宣传自己的故乡。

脱下外交长身份的他，依旧随和可爱，面对前来求教的新任外交部长李肇星他说：

“不要把官衔太当回事，始终记得你的任务是‘为人类谋和平，为祖国交朋友’。”

这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并郑重地接过了钱其琛肩上的重担，开启了中国新的外交之旅。

02“铁嘴钢牙”的性情外交官

在真正踏上外交之旅之前，李肇星其实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外交这一行。

10岁时，家住乡下的他还没见过在路上跑的汽车，他的世界只有一个乡村那么大。

所以在李肇星第一次见到汽车后，他便决定要成为一名司机，这样他也能开着车去开拓自己的世界。

进入初中学习之后，李肇星开始阅读《人民日报》，从这时起他又改变主意决定成为一名记者。

为了写出像《人民日报》上的新闻稿，李肇星常常在家自己练习，但因为无人指导的原因，写出来的文稿总是不像样。

写稿不行，李肇星便转向写诗，在一次作文课上他的“诗体作文”获得了老师的称赞。

虽然李肇星长大之后，并没有如愿的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司机”、“记者”和“诗人”，但外交官的生活对他来说也算不错。

李肇星作为外交官曾引得一众人赞赏，我国著名作家冯骥称赞他道：“外交家们应该庆幸，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位诗人。”

肯尼亚是李肇星事业的起点，1970年，他和妻子秦小梅一起来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工作。

大使馆的工作很琐碎，但他还是踏踏实实地呆在肯尼亚，每天将当地的报纸翻译成为汉语，读给馆里的工作人员听。

因为当时条件有限，馆里的大部分工作都被李肇星包揽了，疼爱妻子的他也从不让秦小梅干粗活累活。

说起李肇星与妻子秦小梅的爱情故事还是从大学开始的。那时秦小梅被李肇星的真诚善良打动，便主动与他搭话，两人就这样慢慢走在了一起。

婚后二人变得更加甜蜜，李肇星以不会理财为由将自己的所有工资都上交给了妻子，每次因工作要外出的他总会给秦小梅主动留钱。

“我怕你不够用嘛，我在外面照顾不了你。”

李肇星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常常和儿子呆在一起，所以他常在出差的飞机上给儿子写信：

“爸爸对你欠下了帐，但别难过，爸爸不会再食言的。”

对于家人，李肇星总是心怀愧疚的。

1985年，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登场，在钱其琛的带领下他也亲历了不少关键的历史事件，逐渐成为能够在外交场合上独当一面的外交官。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发生，美方轻描淡写地解释说这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面对对方的这番说辞，李肇星十分愤怒，他严肃地要求美方道歉，但美方只愿单独同中方的领导人道歉。

为了让美方公开道歉，一群记者早已围在使馆周边，准备采访奥尔布莱特。

在记者们的“包围下”，美国政府官员奥尔布莱特只好对着数十个摄像头作出官方道歉。

在工作中的李肇星以真性情而出名，正是因为他做事从不含糊，为人真诚耿直。

在要填写的文件里，李肇星最不喜欢的就是使用“圆满成功、亲自”这一类的词语。

在其他干部都照章办事，他却直接向上级表示，这样的官样文章一点都不好。

“如果所有文书都要向这样写，没有任何实义只有辞藻堆砌，工作还怎么进行下去？”

面对记者提问，他是否像日本媒体说的那样准备引退时，李肇星便犀利反问记者道：

“你信日本人的，还是信我？如果信他的，不用来问我。”

在联合国开会时，面对各国大使开会经常迟到的情况，李肇星主动向安理会提议，设立了一个开会电铃。

直到今天这个“李氏铃”还在被联合国使用。

在生活中的李肇星一改工作中的严肃模样，变得亲和可爱。

他也会像其他球迷一样，坐在电视机前等待自己支持的球队上场；

他对生活的情趣依旧不减，闲下来时李肇星便坐在自己书桌前写诗，然后对着妻子生动地念出自己的情诗。

2004年，李肇星在记者的陪同下重登北京莽山森林公园。那时已经六十好几的他，体力仍然充沛，爬起山来毫不费力。

一路上，他和记者朋友们聊了很多生活上的事，不时和大家开开玩笑。

不管工作有多忙，只要李肇星有时间他就会亲自拜访钱其琛，因为钱其琛是他的外交生涯的领路人。

2017年5月9日，在接到钱其琛去世的消息后，李肇星悲痛地写下了一篇回忆录。

03领路人

在这篇回忆录中，李肇星流着泪写道：“我外交生涯的领路人、记忆中永远亲切的‘老钱’走了。”

李肇星从小就不爱说话，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稀里糊涂进入到外交这一行里的。

那时在钱其琛手下工作的他，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外交部发言人，

“钱老那时让我抓紧准备，但我一想发言人就是要多说话，这我哪行啊。”

所以李肇星拒绝了这份工作，说自己不会说话，没办法胜任。

但这次钱其琛没有同意，他一改以往随和的状态，严肃地向李肇星说：“你已经到外交部工作了，你就必须要遵守我们外交部的规定和纪律。”

听钱其琛这样说，李肇星也就没底气再拒绝这份工作了。

为了避免自己在发言台上出问题，李肇星翻出了钱其琛担当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资料，他认真仔细的翻阅着一张张报刊，分析钱老说话的技巧。

钱其琛见此便指导他说：“发言人讲求的是实事求是、严谨，我相信你的实力才把这份工作交给你的，你也要相信自己。”

李肇星将钱其琛视作自己的老师，只要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他便会找到钱老求教。

“可以说我就是在钱老的培养下，才慢慢能够独当一面，成为媒体上说的那个‘铁嘴钢牙’李肇星的。”

所以李肇星十分感谢这位领路人，在他的眼里，钱其琛就是最好的榜样。

工作时的钱其琛一切从工作出发，在出席外宴场合时总是保持适当的礼节，然后抓紧一切时间交流学习。

是钱其琛教会了他少说无用话，多做有用事。

但李肇星没有想到“四个字错了三个”的玩笑话，竟会是钱老最后给他开的一次玩笑。

钱其琛最后的时光几乎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病痛使他无法再说话，李肇星只能默默坐在床边陪伴着他。

那时的李肇星早已能独挡一面，但他始终忘不了钱其琛的恩情。

进入耄耋之年，李肇星越来越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最关注年轻人的事，“我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还是很向往年轻人的生活的。”

2022年，82岁的李肇星注册了自己的社交媒体“爱生活的李肇星”。他想和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一样为国家留下点什么，多和年轻人交流。

他在视频中还曾分享过：

“那时我第一次当发言人，还请教了我的老师（季羡林），他对我说‘发言人也可以是一个一般人，要记得不说假话，真话不全说’。”

李肇星将自己记得的，倾其所有都分享了出来，82岁的他依然真诚、诚恳，就同他的“老师”钱其琛一样。

“我从年轻起就没渴望自己能成为什么官儿，‘诗人’的头衔我也担不起，我希望自己永远是母亲和祖国的孩子，就像邓小平同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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