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帝王庙在乾隆朝的地位变化，探究乾隆对古代帝王祭祀体系的规范
导语：帝王庙，即为历代帝王庙的俗称，始建于明嘉靖十年，；清雍正七年重修；乾隆朝重修、增祀、增建碑亭；是明清两代皇帝崇祀历代开业帝王和历代开国功臣的场所。对待帝王庙，乾隆皇帝提出了“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几经调整，最后将祭祀的帝王确定为188位。
历代帝王庙是中国古建筑宝库中的精品，更是吸引海内外华人祭祖炎黄、颂扬先贤、增强历史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场所。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祭祀祖先的习惯，祭祀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三皇一直被视为中国人的祖先，为历代帝王所景仰；而先代帝王，则是后代借鉴和效法的榜样，所以也要祭祀。早在先秦时期的《礼记·祭法》中就有对三皇五帝和先代帝王的祭祀要求：
凡“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者，都应祭祀，认为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都是这些人物的重要代表。
自秦朝以来，对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的祭祀方式和规模逐步发生变化，发展到最后一个封建社会——清朝的时候，已经形成成熟、完备、详尽的祭祀规制和流程。同为由少数民族行使最高统治权的统一王朝，清朝与几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祭祀制度和规定几乎全部废黜的元朝不同，它的统治者深知“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治佐太平”的文武并重之道。即依靠武力得到统治地位之后，必须融入中华治统文化之中，才能固本强身，坐稳天下。因此，清朝前期的几位皇帝，都极为关注历代帝王庙。
01清朝前期历代帝王对帝王庙的态度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多尔衮带领八旗军队入关，定都北京，从此开启了对中原地区封建统治的过程。为了顺利入关，多尔衮在入关之初就提出了“替崇祯皇帝报仇，和农民军争天下”的政治口号和军事旗号，借助前明王朝的政治影响力稳固自己统治中原地区的合法性。为了响应自己的政治口号，《清实录·世祖实录》记载了顺治元年，多尔衮对帝王庙的做法：
六月甲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历代帝王庙。
顺治朝后期，随着清王朝对中原地区的逐步平定，对汉文化倍加推崇的顺治皇帝越来越重视帝王庙在收拢汉族士绅之心、巩固皇权统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清实录·世祖实录》记载了顺治十三年，顺治皇帝对礼部下达的一份谕旨：
“古来圣帝明王皆有大功德于民者，所以累代相因，崇祀不替。今历代帝王庙祭典虽已修举，但十三年来，俱系遣官致祭。朕今欲于明春亲诣行礼，以抒景仰前徽至意。尔部即酌议礼仪具奏。”
自此，皇帝亲往帝王庙祭祀的行为开始成为清朝皇帝们对帝王庙重视程度的衡量标准。
《清会典事例》记录了康熙元年，康熙皇帝对帝王庙的首开态度：
历代帝王祀典，如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均系开创之主，仍应入庙并祀。至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等守成七帝，应在各陵庙致祭。礼部遵旨将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守成七帝神牌撤出历代帝王庙。
《清圣祖仁实录·卷二九二》又记载了康熙六十年，经过一个甲子以后，康熙皇帝对待帝王庙的态度转变：
“朕披览史册，于前代帝王每加留意。书生辈但知讥评往事，前代帝王虽无过失，亦必刻意指摘，论列短长，全无公是公非。朕观历代帝王庙所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其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朕意以为，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
康熙皇帝对为什么要祭祀历代帝王的理解，极为深刻、独到。他由此确定的入祀底线，既大度包容，又不失标准，也不绝对化。可惜，康熙未能看到结果，便溘然长逝，但康熙的思想却给后来的雍正、乾隆帝指明了方向，确定了基调。
雍正帝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从过去只崇祀少量的开国君臣到大量入祀了治国守业的君臣。雍正在位13年，5次亲祭，大修庙宇，还亲书了《历代帝王庙碑》，反复论证了治国守业君臣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历代王朝开国之后，只有出现或继世而生，或间世而出之英明睿智的守成之主，才能使功绩重光、德教相续，呈现出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至于治国名臣，比起那些开国元勋来也毫不逊色，他们的功劳益于国家社稷，他们的品德堪为股肱重臣。雍正七年，雍正皇帝曾下旨对陈旧的历代帝王庙进行修缮，虽然只是未改变庙宇的布局及外观，仅为“粘补修缮”的局部修缮，但这毕竟是自帝王庙建成以来，首位帝王对帝王庙除了祭祀以外的首次修缮。
乾隆皇帝继位以后，他从25岁继位到75岁高龄中针对帝王庙，曾经6次亲祭、5次赋诗、4次撰写碑文，10余次颁布谕旨，将封建帝王对待帝王庙的态度推向了鼎盛状态。
02乾隆皇帝对帝王庙的重要贡献一是重修历代帝王庙，把正殿规格提高到了“乾清宫”“奉先殿”级。
这项工程从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实施，离雍正上次大修，尚不过30年。乾隆特地从皇宫府库中拿出银两重修，是为了在更加庄严壮观的历代帝王庙，宣扬他的祭祀思想。
二是提出“法戒论”，并作为祭祀要义。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王庙重修告竣。
乾隆皇帝第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亲书《重修历代帝王庙碑》及《长律述事诗》，集中阐释他的“法戒论”。主要内容是：
1、在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传统中，值得效法和引以为戒的经历都有，历史是一面镜子；
2、在历代帝王安邦治国的作法中，本身就包含着效法前人的功德与力戒前人的教训。
3、三皇五帝的崇高功德是历代君王效法的楷模，夏商周之间的相互戒鉴，是最经典的事例；
4、祭祀历代帝王，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得到告诫和警惕，或是学习圣主明君的成功之法。
三是把“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思想作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则。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在阅览《大清通礼》时，发现当年的儒臣们未能体仰康熙旨意，入祀帝王主要是正统王朝的创守之君，在“偏安之国”中却只有辽金帝王，这明显违背了康熙本意。为了纠正这种偏差，乾隆专门发出一道谕旨。他用“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八个字，概括了中华统序（绪）的最大特点，即中华的治统序列就像一条没有中断的线，传承有序、一以贯之。
乾隆五十年春，乾隆皇帝第六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正式增加了东晋、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了东汉的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达188位，除那些昏黯之君外，基本体现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03帝王庙中展现的乾隆皇帝对古代帝王的态度
作为封建社会皇权统治和中央集权的集大成者，乾隆皇帝将封建帝王的能所为、不能所为都来了一个顶级展现。对待帝王庙方面，乾隆皇帝更是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影响郑重体现在了对古代帝王的态度中。
《清实录·高宗实录》记载了乾隆二十九年，历代帝王庙修缮完成以后，乾隆皇帝在《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中的表述：
“庙自雍正癸丑缮葺，距今且三十载。爰以乾隆壬午，出内帑金，庀而饬之。故事瓴甋甃以纯绿，兹特易盖正殿黄瓦，用昭舄奕。工告讫功，适届甲申季春吉祀，祗承家法，躬荐新宫。”
由此能够看出，1、乾隆皇帝对帝王庙的修缮费用出自“内帑金”，也就是供皇帝个人所能支配的“私人金库”。2、将帝王庙从纯绿色瓦改成了帝王专用的黄色琉璃瓦。
重修帝王庙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应该是国家层面最起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的分内之事，但乾隆皇帝为了凸显皇恩浩荡、在极力和帮助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将自己的“小金库”、用以应急状态下的“内帑金”来修缮帝王庙，足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待古代先贤帝王的郑重态度和积极正面态度。另外，乾隆皇帝将帝王庙改用黄色琉璃瓦，从规制和特权方面彰显了帝王庙中供奉历代帝王的崇高地位，这更能体现乾隆皇帝对古代帝王的推崇态度。
另外，通过乾隆皇帝对帝王庙所供奉古代帝王的调整，能够看出乾隆皇帝对待古代帝王的清醒认识：
乾隆皇帝认为：
1、历代帝王庙内只入祀辽、金帝王，而像东西晋、南北朝、前后五代这些偏安政权的君主，则没有入祀，这是有意区分南北、轻重、高低的做法，明显违背了圣祖康熙的本意。
2、他主张撤祀汉之桓、灵二帝。乾隆皇帝认为，东汉之亡，亡于桓、灵之手而非汉献帝，故不可让“昏暗之君滥叨庙食”，最终确定除了撤祀汉桓、灵二帝之外，增祀包括东晋、南朝、北魏、五代十国的部分帝王，连同唐宪宗与金哀宗，共计25帝。
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待古代帝王并没有因为民族和地域等因素的区别而区别对待，对于历代帝王的是非功过，乾隆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对执掌国政越来越心存戒惧。在《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碑文中，乾隆重申法戒思想，主张效法那些好皇帝，对昏君则要引以为戒。最后他还告诫子孙“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要有不能入庙享祀的危机感。另外，乾隆皇帝提出的“法戒兼资，古可为鉴”的祭祀要义，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强烈的使命担当，完善并确立了历代帝王庙188位入祀帝王的统一多民族帝王祭祀体系，彰显了“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帝系传承特点，将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境界进一步升华、进一步完善。
诚然，乾隆皇帝在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有过严重错误，也确实耽误了中国的发展脚步，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使命感方面真正做到了一个封建帝王应有的典范。就像乾隆皇帝所认为的，对待历史人物、对待古代帝王应有客观因素和其所处环境的具体分析。但就历代帝王庙中形成的系统、详尽的祭祀体系而言，乾隆皇帝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参考文献：《礼记·祭法》、《清实录·世祖实录》、《清会典事例》、《清实录·仁祖实录实录·卷二九二》、《历代帝王庙碑》、《长律述事诗》、《大清通礼》、《清实录·高宗实录》、《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乾隆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