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绵延不绝，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着不同的研究人员对前代进行科考，既是为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延续也是为了新朝政的蓬勃发展，也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前辈先人不辞辛劳的考察研究，才有了我们现在学习借鉴的各种史学书籍。

要说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史学记录作品是什么，那司马迁的《史记》毫无疑问要排第一，这部从黄帝到汉武帝的纪传体通史不仅反映了社会发展全貌，更为后世子孙撰写文史记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不过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其中长久以来，晋国始封地一直是研究晋国发展史一个重点问题，司马迁最早在著作中提出晋的起源地是在韩国一带，不过当时的韩国究竟是河北、山西还是河南，司马迁也没有明确说明。

反而是现代科考挖掘出的一只鸟尊解答了这个疑惑，那么晋国的史封地到底在哪?一支小小的鸟尊又为何能讲述晋的开端?

晋国始封地诸说

经过历朝历代的研究考察，史学界大致将晋国的始封地划分在晋中的太原、晋南区域一带，在历史上不同学者也有着各自的看法和探讨，不过都缺少最直接的客观证据进行证明，而各位历史学家争论已久的也不过以下几个学说：

首先就是司马迁的“河、汾之东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顾曰唐叔虞”，这里所说的唐叔虞就是西周时期晋国的始祖，也是武王姬发之子，三晋文化的创始人。

既然追寻晋国始发地，那么就要确认唐叔虞是在何地创立的晋国，只不过此处的‘唐’是否等同于古唐国，一直无法确定，这也就是司马迁探究晋国发源地无法再进一步的根本瓶颈所在。

其次就是班固提出的“晋阳说”，这也是先前被广泛认同的一种说法，叔虞一开始被封于唐，那么最后又称晋，这其中有何变化缘故一直是历朝历代历史学者琢磨的一个问题。

而班固在《汉书》中做出了大胆猜想，他结合了《山海经》与《诗经》《尚书》中有关‘唐’转换为‘晋’的各种记载，同时也就将叔虞始封地和晋阳联系到了一起，这也就有了后来的“晋阳说”。

在班固的理解中，既然古唐国被改为晋国是因为有“晋水而出”，而晋水一直在晋阳一带，那么就能证明唐叔虞封地在晋阳一带，其实这种逻辑表明看起来没有错，但是却又两个致命的缺陷，古唐国变为晋国真的是因为晋水的原因吗，况且怎么证明先前的晋水和现今的晋水是同一条水域呢?

不过即使这一学说的致命缺陷一直未被证明，但班固的“晋阳说”还是得到了历代不少人的支持，其中就有郑玄、郦道元等著名学者。

再者有些理论依据的就是皇甫谧提出的“平阳说”，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尧在称天子前受封于中山唐县，当了天子后才又定都平阳，而这个平阳便是《诗经》中所说的唐国，和唐叔虞始封地是一个地方，所以晋国起源就是在平阳一带。

只不过作为都邑的平阳改为唐后，唐并非一国之名，而是一个都邑的名称，这种先确定‘唐’地点然后再提出转变的想法也有着致命的缺陷。

除此之外，历朝历代有关晋国始封地的探讨还有很多，像臣瓒的“永安说”，魏王李泰的“翼城说”，童书业的“安邑说”，宋忠的“鄂地说”……每一种有关晋国始封地的学说刚刚出现都会引起史学界的一场巨大轰动。

不过在这些学说中，虽然每位历史学者都有着自己认定的理论依据，但都缺乏最重要的直接证据，那就是没有任何史学资料和历史文物证明他们的猜想和假设是成立的，这也就造成了晋国始封地在哪里千百年来一直未有一个明确的解答。

而有关晋国的猜想越多，证明史料越少，也愈加激起了历朝历代史学者迫切寻找晋国始封地的决心，只不过这一难题直到新世纪才有了关键性的突破。

晋侯鸟尊出土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全国各省也开始注重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在一场场各地文物保护机构的成立兴办后，山西考古机构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正式成立，随着有关晋国的墓陵、殉葬品等文物争相出土，晋国这一段模糊的历史也逐渐开始清晰起来。

1979年，以北京大学著名考古学教授邹衡为首的中国考古队在对山西省曲沃县进行调查研究后，他们初步断定曲沃县周边很有可能是三晋时期晋国的都城所在，当时正值文革后的复兴阶段，几乎每隔一年考古队都要对曲沃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发掘，不断涌现的文化遗存让考古队一行人愈加信心满满，有关晋国的神秘面纱也要被逐步揭开。

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限于环境、技术、人力等影响，曲沃县发掘晋国陵墓仍只进行了二分之一，这波考古队员已经换了好几茬人，工作十分辛苦，正当考古学者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考古工作时，一场意外却发生了。

1995年，早有预谋的一个盗墓团伙趁着夜色潜入到曲沃县发掘陵墓现场，拿出准备好的炸药准备强行掘墓，虽然被当地百姓及时发现制止，可还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当时的领队李伯谦将墓室北端两处残余的“青铜碎片”打包送回了北大文物修复室，却没想到这一无心之举竟获得了重要发现。

当北大文物修复室的工作人员将这100多片青铜碎片进行整合拼接后竟然重新恢复了原本鸟尊的形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的爆炸产生的冲击太大，造成碎片太过分散，鸟尊尾部象鼻部分的碎片已然丢失，工作人员只能安上了一个临时的“尾巴”，只不过有关“尾巴”内向还是外翻的朝向问题很长时间成为学界争论的一个话题。

3000年前的历史真相

随着晋侯鸟尊的问世，有关晋国都城所在地被进一步证实，这座文物出土于晋侯墓地114号墓，而114号墓的主人正是唐叔虞的儿子晋侯燮父，也是晋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的国君。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是在燮父的墓中发现也不能证明这就是晋国时期制作的文物，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殉葬品。”

不过文物修复人员在对碎片进行修复合成时，竟意外的从鸟尊背部内侧和腹内底部发现了九个字——“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大概意思就是晋侯燮父作了这座鸟尊，把它常设于宗庙之中。

如此一来一切有关晋国的历史发展都能说的通了，曾经的周成王年少与叔虞一同玩耍时将树上的梧桐叶划成玉圭形状，答应以后赐地封赏叔虞。

成年后的周成王兑现了自己年少时的诺言，叔虞受封了“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唐国，这也才有了唐叔虞的称号，等到燮父继位后，改唐为晋，史称晋侯，再到后来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这位春秋时期位列五霸其二的晋国才宣告正式分崩离析，这座他亲手制作的鸟尊礼器也作为殉葬品长埋于陵墓中。

这座不过40厘米左右的晋侯鸟尊作为晋国文化的历史开端，亲眼见证了晋国从一个百里小国壮大成春秋五霸，也生动形象直观的展示了困扰历朝历代史学者近千年晋国起源之地这一难题。

而有关晋代鸟尊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在2002年鸟尊回归山西博物馆后，考古人员并没有停止对鸟尊缺失“尾巴”的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经过北大考古系工作人员的仔细寻找，终于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在2019年后的鸟尊展示活动上，分离数年的“尾巴”终于和本体合二为一，也算是弥补了这十几年的遗憾吧。

结语:

前后延续近700年的晋国扑朔迷离的起源面纱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探究努力下不断被证实，也许在我们普通人眼中，这座晋代鸟尊只是一件价值不菲、做工优良的工艺品。

可对于几千年前的晋国这是一个国家开基立业的辉煌过往;对于山西这片土地来说这是不可忘却的文化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对于一代又一代的科考人员和专家学者来说，这是追求历史真相和文化传承的内在精神。

晋侯鸟尊的价值远远不在于它的做功、造型和其独特的艺术性，而在于承载了丰富而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也让它成为我国青铜艺行业中罕见的珍品，直到2013年，晋侯鸟尊被列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其价值已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