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指的是明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五朝时期的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大臣。他们入仕于建文朝，初露于永乐朝，施展于洪熙、宣德朝，最终在正统朝位极人臣、开创实际“内阁制度”。后世有言：“......西杨(杨士奇）有相才，东杨（杨荣）有相业，南杨（杨溥）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而这个后世所称颂的内阁团队，先是被成祖简拔于前朝（建文）旧臣中，然后杨士奇、杨溥先后成为仁宗当太子时的属官，杨荣则是在成祖时深受重用，成为倚重之人。在成祖驾崩时，杨荣力挽狂澜、奉遗诏飞驰返京告知仁宗，是拥戴其登基的功臣。

仁宗去世前，临终遗命三杨为顾命大臣，继续辅佐宣宗。十年后，宣宗崩逝，三杨再次受命参政，辅佐年幼的英宗。“五朝元老、两代顾命”，说的就是这三位明初杨姓大臣。

他们受到重用的时期，是仁宗登基之后；执掌朝政、辅佐君王则是在宣宗、英宗在位时，所以这个班底，其实是仁宗留给宣宗、乃至英宗的。

三人的能力、品行、才干、操守，在同时期的诸臣之中，都算上上之选。也因此被四代皇帝所看重。杨士奇敢言刚直、杨荣多谋善断、杨溥恭谨高德。他们在波澜壮阔的明初风云中，都展现了自己的才华、留下了为后世所敬仰的令名。下面一一解析三杨的过人之处。

一、杨士奇；杨士奇是江西宜春人，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出生。一岁的时候就丧父，跟随其母改嫁罗家，有一段时候改姓罗。家境的中落并没有挫败其好学向上的信心，他在年轻时坚韧不拔、努力向学，并学有所成。此后一边侍奉母亲，一边游学四方教授馆徒，长期居住在江夏。

建文元年（1399年），建文帝准备修撰“太祖实录”，所以从民间选拔有学问、品行好的文士参与其中。杨士奇以此被朝廷选拔，进入翰林院。而这个时候的杨士奇，还是一个平民，他没有经过科举，就进入中枢为官，这也是杨士奇的过人之处。

入仕后，杨士奇先是充当“太祖实录”编纂官，后来又在史馆考试中得到第一名，被授予吴王府副审理（吴王，是建文帝的弟弟朱允熥）。

成祖靖难之后，杨士奇继续受到重用，授翰林院编修，随后被选入内阁，参与皇帝机要事宜。杨士奇在内阁这一呆就是四十二年，创造了明代内阁阁臣在任的记录。

自入阁后，杨士奇非常谨慎，公事从不对外人言说，面对成祖的咨询时，则对答得体、举止谦恭、并就事提出正确意见；成祖由是很欣赏他。

成祖数次北伐、出征漠北时，都留杨士奇辅佐太子朱高炽（即日后的仁宗）。杨士奇对辅佐太子竭心尽力，协助其主持监国重任。

而在汉王、赵王（成祖次子、三子）觊觎储位，构陷太子的时候，杨士奇毫不退缩，多次出面维护，对成祖说：“太子天资高，有过错必知，然后必改。其存有爱人之心，绝对不会辜负陛下重托！”成祖十分高兴，觉得杨士奇不谄媚畏惧，敢说真话，更加倚重他。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在北伐归来途中病逝，太子继位，即明仁宗。仁宗即位后，任命辅佐自己多年的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华盖殿大学士，之后加授少保、少傅、兼兵部尚书。在太祖、成祖时期，大学士不过五品衔，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自杨士奇始，开始额外加官，至六部尚书、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官衔从一品。

即使到了高位，杨士奇敢说真话、直谏的品行还是没有改。仁宗继位后，改正成祖在位时诸多耗费巨大的政策，修养百姓，恢复民力，诸多大臣都上疏赞扬仁宗仁德、慈被天下，仁宗也深以为然。

而杨荣在一片赞誉中，还是提出意见：“陛下虽泽被天下，然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更休息数年，庶几太平可期。”仁宗不觉警醒，回答曰：“是这样啊。”随即赏赐杨士奇玺书，以表彰他的直谏和贤德忠贞。

仁宗去世后，宣宗即位，杨士奇继续受到重用，担任辅政大臣。他先是从事自己最拿手的编纂工作--主持“仁宗实录”修撰。宣德元年（1426年），在宣宗平定汉王谋反的行动中，杨士奇随军出征，协助宣宗平定叛乱。

之后，他坚持不附和诸臣的继续出兵、一举剪除赵王的建议，对宣宗说：“先帝只有两个弟弟，皇上仅仅这两个亲叔叔。汉王谋逆，已经讨伐并处理了他。如果再处置没有反行的赵王，则皇上再没有亲近的长辈了。这让天下如何看待？而先帝友爱兄弟的形象也要毁去了。”

宣宗听杨士奇这么说，才顿悟过来，于是不再追究赵王。事后，见到杨士奇时还说：“我没有背负过失，先帝的仁德之名得以保全。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而像以上敢于直谏的例子，在杨士奇身上还有很多很多。

宣宗曾经召见杨士奇，询问如何应对因水旱灾害而导致民间困苦的情况，杨士奇建免除百姓所欠的税赋、减免田租、免除杂税、清理地方弊案积案、裁汰冗杂工役等。这些都是可以减免使百姓负担的建议，由此可以看出，杨士奇不但敢于谏言，对于实际处理政务，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杨士奇再次被赋予顾命大臣的重责，协同仁宗张皇后（也就是英宗祖母、正统朝太皇太后）一同执掌朝政。

此时的杨士奇已垂垂老矣，但是忠直性格不改，严格处理政务，检视内外诸臣，也因此得罪了受英宗宠幸的宦官王振，并遭其忌恨。

正统七年（1442年），一直支持杨士奇等辅臣的太皇太后去世，这对于辅臣们来说失去了有力的靠山。之后王振的势力逐渐做大，开始侵蚀外朝的权力，年老的杨士奇也无力改变这一局面。

正统九年（1444年），杨士奇去世，时年八十。英宗追赠其太师，赐谥号“文贞”。

而在他死前，因为儿子杨稷横行不法、无故杀人之事，杨士奇已经被迫向英宗告老请辞。虽然没有被批准，英宗还下诏抚慰，但是杨士奇已忧虑不安，不复视事了。

杨士奇自仕于四朝，始终忠直敢谏，不会为了自保而曲意奉承皇帝，使得数代皇帝都十分赞赏他的这种品德。另外，杨士奇对于政务也熟稔在心、处置得当，而文采学识更是优异（先后主持编纂数代皇帝实录就是证明）。这些优秀品质，才是他历经四代，恩宠不衰的原因。

二、杨荣；杨荣是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洪武四年（1371年）生，原名子荣。自幼学识优异、天资聪慧，十七岁时中福建乡试解元；建文二年（1400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编修。

建文四年（1402年），成祖靖难获胜，进入京师（南京）。在他入京时，杨荣面对急于登基做皇帝的成祖时，提醒说：“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意思是说你要先去拜谒太祖的陵寝，然后登基才是合乎逻辑的。

成祖被其提醒。立即反应过来，于是先谒孝陵，再登基称帝。因为此事，杨荣被成祖所重视，而得到重用。

永乐元年（1403年），杨荣被召入文渊阁当值，正式进入阁臣的行列，而他在内阁的任职时间，也达到了三十八年，这在有明一代，仅次于杨士奇。

杨荣最大的才华是在谋划边事上面，对于北疆边防事务，有自己独到的认知，及敏锐的对应之策。成祖继位后，最注重的就是北方边事，自己五次亲征漠北不算，还将国都自南京迁往北京，亲自坐镇主持。

在此期间，杨荣作为成祖极为亲近的文臣，为其出谋划策，实施分化瓦解蒙古各部的政策。并数次前往甘肃、宁夏等地，不辞辛苦，在当地走访视察，北疆的山川、河流、地势、军队、百姓、城池等等重要情况，都被他详细了解，汇总整理后奏报给成祖审查，同时还提出自己的策略与设想，以供朝廷及皇帝参考。

成祖本性其实是轻视文臣的，但是对于相当于自己秘书的内阁诸学士们，确实是十分看重，其中杨荣以优异的边事才能，更加对皇帝胃口，于诸学士内最为受重用。永乐十八年（1420年），杨荣被授予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学士。

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二十年（1422年）、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五次亲征漠北，杨荣均随侍左右，主管皇帝符玺，同事参谋军政后勤事务，有力地支持着成祖北征。

成祖曾单独召见杨荣，询问如何解决军队后勤保障及粮饷供给，杨荣奏对说：“选择得利将领，在大军进退途中择址率领部分军队开展屯田，这样一来可以长期驻守，二来不用耗费巨资远道运粮。耕种得利，不影响民力，军队供给充足，而皇上北征大业即可成！”成祖很是欣喜，以其策实行。

杨荣在辅佐成祖、谋划军事期间，还受命教导诸皇孙读书，其中就有皇太孙、也是日后的宣宗皇帝朱瞻基。对于皇孙的教学过程，杨荣尽心尽力，毫无保留。这给了年轻的皇太孙极好的影响，为宣宗登基后杨荣继续受到重用打下了基础。

永乐初年，因为皇帝决心要解决北方边患，所以一直有迁都北京的念头。而诸臣大多是南方人，不愿意离开故土，远赴边塞之地，所以成祖迁都的阻力很大。杨荣虽然也是南方人（福建），但是他从长远考虑，认为迁都北京是威慑漠北、解除蒙古诸部对于大明北疆的长久威胁，实在有着非同一般的战略意义。

于是，杨荣没有附和大多数文官的意见，而是坚决支持成祖迁都，并为此声言：“我皇上继承大统，又以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诏建北京，实乃行焉。”

在杨荣及其他主张迁都的大臣们支持下，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正式迁都北京，更名京师。以后的事实表明，大明迁都北京，对稳固北方边防、抵御蒙古诸部进犯，具有多么重要的战略意义。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第五次北征，杨荣如同之前一样，跟随皇帝左右，一同出征。到达开平时，成祖做梦，梦见天神向他告诫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你数次征伐，无数生灵涂炭，这是不祥的啊。”成祖醒后把梦说给杨荣。

杨荣趁机劝谏：“皇上北伐本意在于除暴安良。但刀兵无眼，大火焚山之下，石头和宝玉都一起被毁坏了，这个请皇上留意。”

成祖领悟了杨荣的意思，于是让杨荣等人拟诏，通告漠北各部，说大军问罪，止限于阿鲁台（鞑靼首领）一人，其余都不再追问。之后大军深入漠北，久追未发觉阿鲁台等行踪，于是成祖听从杨荣的劝说，下令班师。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在第五次北伐的南返途中，突然病逝于榆木川。事出非常，皇帝亲随诸人大都不知所措，无法应对。只有杨荣镇定自若，联合另一文臣金幼孜，主持御营内外，秘不发丧，以稳定混乱局面。

此后，杨荣安排照常向大帐进献饮食，封锁消息，自己则亲自带队，抄小路疾驰返回京师，密奏皇太子朱高炽，以成祖遗诏的形式，奉皇太子登基。

杨荣的举动，维护了大明朝廷的稳定，消除了因皇帝突然去世而可能造成的政治动荡发生，也避免了当年秦始皇去世后，“沙丘之变”发生的重演。

所以，无论是继位的仁宗，还是当时的皇太子、日后的宣宗，父子二人对于杨荣都是感激非常，以肱股之臣看待他。

洪熙、宣德时期，杨荣继续为仁宗、宣宗效力，先后封授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少傅、荣禄大夫等官职。

在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的军事行动中，杨荣极力奏请皇帝御驾亲征，并以当年建文帝旧事为先例，说明非皇帝亲征不能消灭叛乱，坚定了宣宗亲自出征的信心。

平定朱高煦叛乱后，宣宗奖励了杨荣的决策功劳，赐给他五枚银章，以示嘉奖。---“帝从其计。至乐安，高煦出降。师还，以决策功，受上赏，赐银章五，褒予甚至。”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效法祖父，亲自率军巡边，杨荣也在扈从之侧。到达遵化后，闻报有兀良哈三卫蒙古内犯，宣宗命随驾诸臣都留在大营，只让杨荣跟随自己，率大军进击。至喜峰口后，杨荣让宣宗留在长城内，自己率领骑兵出塞迎击，结果大破兀良哈而还。

作为文官，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军事能力同样出众，这样的优异才能，确实是杨荣能被数代皇帝依为心腹、加以重用的原因之所在。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九岁的英宗即位，由张太皇太后秉政。杨荣与其他辅臣一起，受到太皇太后和皇帝的器重，诸朝政大事，都咨询他们后，再加以实施。

杨荣也感激于此厚恩，以操持政务为己任，主持安定边防军国事宜，协同其他辅臣整顿吏治、安抚地方。虽然年老，但是杨荣为国之心不减。

正统三年（1438年），太皇太后以英宗名义进升杨荣为光禄大夫、柱国、少师，仍兼任工部尚书。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在返乡扫墓的途中，病逝于杭州，时年七十岁。英宗追赠他为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赐谥“文敏”。

杨荣以文官出身，除了本职内阁学士工作外，还能多谋而善断，谋划边防，在军事策划方面极为出色，并且自己还可以亲自率军作战，这在明代文官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三、杨溥；杨溥是湖广石首（今湖北石首）人，也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进士，与杨荣同年。入仕后，杨溥按照惯例，同样进入翰林院为编修，和他的同年杨荣一起，做着诸如编纂实录、修订书籍，以备咨询的工作。

建文四年（1402年），成祖靖难获胜，登基为帝。在新君初立的时候，杨溥没有杨荣那样的机遇，能够受到皇帝赏识，从而被简拔入内阁，随侍成祖左右，一飞冲天。他只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被按照规制，选为新册立的皇太子朱高炽之属官，充任太子洗马，负责陪伴皇太子日常读书学习，兼顾侍从辅佐。

杨溥为人老成朴实，廉洁公正，品行端庄，是一个自律的人。这样的属官，对于仁厚平实的皇太子朱高炽来说，是十分恰当的。这也表明成祖清楚杨溥的为人品行，所以才尽其能，让他给皇太子做属官。

杨溥对于东宫属官职责也十分尽心，对引导皇太子学习处理政务、知晓儒学经典等都竭尽所能地去教导指引。虽然他只比皇太子大六岁，但是皇太子视其为良师、益友、诤臣，心腹；器重有加。

一次，皇太子在杨溥的陪伴下，习读《汉书》学习先代治国方略，读到汉文帝与张释之的故事时，皇太子称赞张释之敢于坚持己见，秉公执法，是国家贤才。

而杨溥则说：“张释有贤才不假，但终究是汉文帝宽厚仁爱，才能使他施展抱负，如果没有贤君，即使再有才干，也无法施展啊。”

皇太子听杨溥这样说后，深有体会。之后杨溥又收录了汉文帝平日里虚心接受谏言、提拔人才的事迹，汇总后进献给太子，以增加其认知熟悉。皇太子懂得杨溥的用心，同时也为杨溥忠心于己、能够尽心辅佐自己而非常高兴。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杨溥很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兢兢业业地东宫属官，以自己的学识和优良的品德来影响皇太子朱高炽，促使其不断成熟进步，做一个合格的储君，平安的接掌大明。杨溥自己也可以光荣地成为帝师，按部就班地晋升、封赐、乃至最后作为皇帝的近臣入内阁，位极人臣。

虽然最后杨溥的确入内阁，顾命两朝、辅佐三代皇帝，功业卓著。但是其中的过程却凶险异常，几乎死于非命。而这都是因为他是皇太子的得力属官，又坚定地支持太子，而遭到觊觎储位的汉王朱高煦忌恨所致。

为了打击太子，汉王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第二次北征归来后，借太子迎驾稍迟的机会，在成祖面前构陷太子及东宫属官有故意怠慢的心思，成功激怒成祖，将东宫属官包括杨溥在内全部下狱，甚至动了废黜太子的念头。

幸好杨溥等太子属官将迎驾迟缓的罪名全部揽在自身，拼死维护皇太子，同时其余支持皇太子的文官们也纷纷出手援救，这才使得皇太子躲过一劫。但是杨溥等则被关押在诏狱，作为这件事情的受害者，承担责罚。

此后，杨溥在诏狱中被关押了十年，如果是平常人，恐怕早就崩溃了。但杨溥对于逆境泰然处之，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自勉，在狱中坚持读书，将经史子集诸经典几乎读遍，以此磨炼自己的心性、修养自己的品格。

就连成祖得知后，心里也不免赞叹，吩咐诏狱中提供便利，供杨溥读书。这也是成祖爱惜杨溥之品行的表现。正直无私的人，在哪里都会受人重视、赞誉。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去世，皇太子继位，即仁宗。刚一继位，仁宗就把杨溥从诏狱中释放，授予其翰林学士，执掌弘文阁，将其重新召回自己身边。这也是对杨溥忠心、坚韧品德的回报。

杨溥为人朴实低调，虽然在治理国家上，不如杨士奇、杨荣那样鲜明有特色，侃侃而言，勇于任事。但是他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品德高尚，严于律己，并廉洁奉公。对于政事处理，能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的这些优良品德，为同僚、下属、乃至于皇帝所敬服，实为百官之楷模。

仁宗在位时，曾特地向杨溥嘱咐：““朕用卿左右，非止学问。欲广知民事，为治道辅。有所建白，封识以进。”所以在自律之外，对于政事，杨溥也没有放松。

他执掌弘文阁，为皇帝收集整理天下要事，及有关于国计民生的重点事宜，汇总后奏报于仁宗，并随同附上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提出认为合适的处理方案。仁宗十分重视杨溥的意见和方案，在采取他的建议同时，额外晋封杨溥为太常寺卿，以嘉其忠勤。

洪熙元年（1425年），在位不过十个月的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即宣宗。与其父一样，宣宗也很敬重杨溥的品行操守，继位不久即将杨溥召入内阁任职，让他与杨士奇、杨荣等一起共掌中枢政务，此后杨溥在内阁任职二十二年，虽然在时限上是不如杨士奇、杨荣，但那是因为他为当年的皇太子、日后的仁宗皇帝拼死抵挡陷害、从而下诏狱十年的原因。而且以其东宫属官的身份，也得避嫌，不能堂而皇之入阁。

即使这样，在内阁任职的时间，杨溥在大明历史上，也是名列前茅，这也证明了杨溥的能力于才干，并不在其操守品行之下。

宣德九年（1434年），杨溥升任礼部尚书，兼任翰林学士，在内阁的当值。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英宗幼年继位，由太皇太后听政。

太皇太后倚重三杨等老臣，诸事先向他们咨询，得到建议后，颁行于内外，杨溥至此也真正参与到朝廷核心决策中来。

对于政务处理，杨溥或许不如其他二杨，但是对于年幼皇帝的培育和教导，杨溥就如同当年引导仁宗一样，谆谆教诲，从不懈怠。他第一个提出要给皇帝延请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有识之士作为老师，以教导培育英宗，同时，对于皇帝身边的宦官，也提出严格筛选、严加管教，不至于左右英宗，影响政事。

太皇太后对于杨溥的这些举措十分赞扬，感念他的忠诚正直，特地召见他，怀念当年永乐时的逆境，对他说“当年仁宗皇帝念及你的忠诚，危难中始终不改，曾经多次叹息感怀，不想今天还能见到你，杨卿勉力啊。”

杨溥感动万分，俯首流泪，太皇太后也不能自己，一同流泪。--------当年还是皇太子的仁宗，因为不受成祖喜欢，被汉王、赵王构陷，储位几乎不保，东宫属官为了保护太子，也因此受牵连，下诏狱并死在其中的也不少。杨溥也被关了十年，差点死在诏狱。作为皇太子的仁宗即感动，又惭愧，常常在宫里惦念他们。

时为太子妃的太皇太后与仁宗同处一处，自然感同身受。念及当年的甘苦，所以才对杨溥说了这番话。这显示了杨溥与仁宗夫妇非同一般的君臣感情，及始终不改的忠诚本色。

正统三年（1438年），杨溥被升为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如故。至此，在阁臣地位上，比杨士奇、杨荣晚入阁二十年的杨溥，终于得以和他们并列。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而杨荣、杨士奇也分别于正统五年（1440年）、正统九年（1444年）去世。互相协作了数十年的老人们逐渐凋零，使得孤零零的杨溥在朝中独木难支，渐渐力不从心。

而他之前所担心的英宗身边宦官借助宠幸趁机做大的问题，也开始显现：受英宗信任的王振，失去了太皇太后及诸辅臣的制约后，开始擅权用事，把持朝政，专横日甚一日。面对如此局面，老迈的杨溥无可奈何，只能勉强维持，以尽最后的职责。

但即使是如王振这样嚣张专横之人，对于杨溥的品行操守，也是钦佩不已，终杨溥在世时，从未对其有过什么针对动作，还是能比较配合，共同相处。

这说明即使是政敌，对于杨溥这样品格高尚、连接无私的人，那也是尊重敬畏的。这也是杨溥人格魅力之所在。

正统十一年（1446年），七十五岁的杨溥去世，她的死，最后终结了明初三杨辅政的历史。英宗追赠其为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定”。

杨溥平生，廉洁朴实、自律奉公，侍奉历代皇帝都秉持忠诚勤勉，虽然于处理政务上或许稍显不足，但是他的公正勤勉的品质，是世人所公认的，也是百官的楷模。

三杨及其所代表的那个年代，是后世所公认的明代鼎盛时期，杨士奇的直谏、才华；杨荣的谋划赞襄军事；以及杨溥的操守、品德，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们互相协作、互补得失，推动着大明政治良性发展，达成“仁宣之治”。

而以三杨为代表的诸阁臣们，也是在皇帝的支持下，改变了明初的政治格局，从皇帝助手、秘书的角色，逐渐成为实际的治权掌握者（当然，道统还在皇帝手中），并影响大明之后二百年的朝政局面。这些，即使身处其中的三杨，也是无法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