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将领野地嘉平中将，曾以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17大队长、第八师团第16旅团步兵第32联队长、第三十九师团步兵团长、独立步兵第5旅团长、第一三三师团长等职在中国战场作战，犯下了许多战争罪行，日本战败投降之后，率领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在杭州缴械投降。

野地嘉平出生于1888年9月20日，1911年5月27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步兵科，与坂西一良、丸山政男、水上源藏、森田彻、中山惇、清水规矩、志摩源吉、藤冈武雄、神田正种、樱井省三、根本博、片村四八、酒井直次、桥本欣五郎、藤田茂、藤堂高英、铃木启久、仓永辰治、田尻利雄、长谷川美代治等人为同期同学，但野地嘉平却没能考入陆军大学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野地嘉平于9月4日被调到日本关东军，以陆军中佐军衔出任独立守备队第17大队长，该大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及1个炮兵中队，独立守备队是“日俄战争”的产物，被部署在“南满铁路”沿线，以确保铁路线的安全畅通，初期设6个步兵大队，“九.一八事变”时攻击北大营的，就是由岛本正一率领的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此后独立守备队被陆续扩编为第一至第九独立守备队。

1938年7月15日，野地嘉平晋升陆军大佐，出任第八师团第16旅团步兵第32联队长，该师团被部署在黑龙江鸡西一带，担任防御苏联的警备任务，隶属于日本关东军第三军作战序列，时任师团长为前田利为中将。

前田利为曾强烈反对日本关东军的对苏强硬政策，他认为在中国战场作战，同时又招惹于苏联，这并不是明智之举，结果触犯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底线，于1938年12月10日被调回日本，此后又先后由冢田攻中将和本多政材中将继任第八师团长。

1941年2月10月，野地嘉平被调回日本，出任陆军户山学校校附，同年8月8日又调任第二十师团留守师团兵务部长，该师团长期驻屯在朝鲜龙山，而兵源地来自东京都和长野县，1942年5月4日晋升陆军少将后，又被调回陆军户山学校担任干事，此干事类似于教务长之职，辅佐校长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1943年2月15日，野地嘉平被调到中国派遣军，出任第三十九师团步兵团长，辅佐师团长澄田赉四郎中将，在湖北孝感、荆门一带担任警备任务，隶属于日军第十一军作战序列，而野地嘉平作为步兵指挥官，统领该师团步兵第231联队、步兵第232联队和步兵第233联队作战。

第三十九师团曾于1940年5月参加了“枣宜会战”，并与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进行激战，其中横山武彦率领的步兵第231联队围攻了张自忠的警卫部队，并导致张自忠将军壮烈牺牲，时任师团长村上启作中将出于对张自忠将军的敬重，命令随军军医用酒精擦拭张自忠遗体并装殓入棺，并为之竖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野地嘉平上任后不久，正值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发动了“鄂西会战”，野地嘉平辅佐澄田赉四郎率领第三十九师团参加了宜都方向的作战，由于澄田赉四郎是炮兵出身，指挥步兵作战基本仰仗于野地嘉平的指挥。

1943年5月，野地嘉平率领由两个半步兵联队编组成立的“野地支队”，曾作为日军的左翼攻击部队，向长江要塞石牌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在牵牛岭地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展开了石牌保卫战，粉碎了日军进逼陪都重庆的企图，取得了石牌保卫战的胜利。

1943年11月，野地嘉平又辅佐澄田赉四郎率领第三十九师团参加了“常德会战”，该师团与赤鹿理的第十三师团为左翼进攻部队，直取国军第十集团军阵地暖水街，并由山本三男的第三师团和赤鹿理的第十三师团担任正面主攻，而第三十九师团则与独立混成第17旅团承担牵制第十集团军的任务，致使常德陷入危机之中。

1944年1月7日，野地嘉平调任在宜昌新组建的独立步兵第5旅团长，该编制始于抗战后期，共组建了独立步兵第1至第14旅团，全部隶属于中国派遣军作战序列，每个独立步兵旅团下辖4个独立步兵大队，不含炮兵编制，旅团长由陆军少将军衔者担任，1944年5月野地嘉平率领独立步兵第5旅团，由宜昌移驻沙市驻防，并先后被编入第十一军和第三十四军作战序列。

1945年2月20日，野地嘉平调到杭州，出任第一三三师团代理师团长，该师团司令部设在杭州，同年3月1日晋升陆军中将后，又转为正式师团长，其参谋长为樋泽一治大佐，该师团担任杭州地区的警备任务，隶属于十川次郎的第六军作战序列。

第一三三师团下辖步兵第99旅团和步兵第100旅团，分别由城户宽尔大佐和羽乌长四郎大佐担任旅团长，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该师团两位旅团长的军衔均为陆军大佐军衔，而非过去的陆军少将军衔。

其中第99旅团下辖独立步兵第607大队、独立步兵第608大队、独立步兵第609大队、独立步兵第610大队；第100旅团下辖独立步兵第611大队、独立步兵第612大队、独立步兵第613大队、独立步兵第614大队，师团直属工兵队、辎重队、通信队等，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8个独立步兵大队长中，只有1个陆军中佐和1个陆军少佐，其余6个步兵大队长均为陆军大尉军衔，由此可见日军兵源和士官的枯竭，以至于到了滥竽充数的地步。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战区被划分为16个受降区，浙江地区被划为第6受降区，接收嘉兴、杭州、金华、宁波（包括舟山群岛）、厦门等地区日军的投降，受降主官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颁布命令，指定驻屯杭州的第一三三师团长野地嘉平中将，为驻屯杭州地区日军的投降代表。

1945年8月20日，第三战区成立了前进指挥所，负责监视与处理日军受降事务，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担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并率领第三战区参谋长张世希等工作人员从江西抵达浙江淳安县开始准备工作。

同年8月30日15时，顾祝同发布了由伪浙江省长丁默邨转交野地嘉平的第1号备忘录，命令野地嘉平派代表携带兵力驻地、指挥系统及长官姓名的图表名册，于9月4日至18日至富阳司令长官前进指挥所，与副司令长官韩德勤接洽投降事宜，当日晚20时，又向野地嘉平发出第2号备忘录，命令驻金华、兰溪、诸暨等铁路沿线日军，自9月2日开始撤离防务，并于9月10前全部撤离至杭州指定地点。

9月3日这一天，韩德勤率领第三战区前进指挥所从淳安县乘船抵达富阳县城，并将洽降地点定在县城以北约8公里的宋殿村，“杭富公路”从该村穿过，地理环境优越，这里也是侵杭日军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筑有六座碉堡以及炮阵地，并有日军一个中队驻守。

9月4日16时许，野地嘉平派出的投降代表、师团参谋长樋泽一治大佐一行抵达宋殿村，即被解除武装并带至指定地点待命，中方受降代表张世希等人于16：20分步入洽降礼堂，并在受降席上就坐，紧接着日方投降代表樋泽一治一行被引领至礼堂，他们先是立正并脱帽向受降官们行鞠躬礼，然后正襟危坐在投降席上。

第三战区参谋长张世希将军主持了洽降仪式，令日军投降代表樋泽一治呈缴证明文件，樋泽一治低头呈上，张世希验明之后，再令樋泽一治呈缴各投降部队兵力驻地、指挥系统及长官姓名等图表名册，并提出两点命令：1.杭州日军集中到里西湖一带；2.15000多日侨集中到旗下一带，当晚日军投降代表一行被强行留宿在宋殿村。

9月5日上午，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率中方受降人员，再次在洽降礼堂召见日军投降代表樋泽一治一行，将顾祝同致野地嘉平的备忘录告知日方，要点为：1.前进指挥所即日进驻杭州，并与野地嘉平洽商投降事宜，接管杭州行政机构与维护秩序。2.在中国军队未接杭州市警备任务前，前进指挥所人员之安全应由日军负责。3.日军第一三三师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于9月10日前全部移驻西湖地区指定地点。4.中国军队于9月6日起开始陆续进驻杭州。9月6日16时许，野地嘉平率数名随员前往第三战区前进指挥所谒见韩德勤，答应备忘录中所提要求均遵照办理。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南京参加了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之后，于9月13日飞抵杭州，撤销了前进指挥所，并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青年会馆旧址，开始全面部署对浙江地区的接收，并先后发布了13个杭字命令，对浙江地区日军的缴械、集中等事项作出更为具体的指令。

由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9月13日发布军字第9号命令：“各受降地区对日军投降不再举行仪式，除台湾（含澎湖列岛）及越南北部之外，由受降主官以命令或训令形式发布，迳令各地区日军代表投降部队签具受令证。”顾祝同坚决执行了这个命令，但大多数受降区还是举行了受降仪式，尤其以北平受降仪式声势浩大。

浙江省境内的3.9万日军，直到10月上旬才全部缴械完毕，解除武装后的日军于11月中旬全部送到嘉兴、上海等地战俘集中营进行安置，并陆续被遣返回日本，野地嘉平最终死于1981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