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曾经长时间居于世界各国的顶峰行列，有着繁荣的文化和璀璨的文明。后人谈论到这些的时候，往往会将秦始皇嬴政和汉武帝刘彻作为中国崛起于世界的开端。这两位帝王长期在史书上并称，被认为是对中华文明统一和发展建立第一个盛世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帝王。可是纵观中国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这两位并非接连在一起的帝王，中间相隔了五十多年，以执政周期而论，相隔了近七十年。这期间也出现了数位皇帝，尤其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却都没能与秦始皇并称，这是为什么呢？。

秦始皇是中国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的皇帝，刘邦建立的汉朝是第二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而且他们都是开国皇帝。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才应该是匹配和对应的。汉武帝刘彻的功绩尽管很大，但他既不是开国皇帝，也没有统一全国的行为，似乎与这两位开国皇帝大为不同。可是后世的史书上却将秦始皇与汉武帝并成为“秦皇汉武”，而在秦末农民战争中效仿秦始皇一同天下的刘邦却被忽略了，实在是让人感到不解。对于这个现象，很多后世的学者也提出不同的见解，本文便以此展开分析解读。

其实从史书上来分析，将秦始皇和汉武帝并称并非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破了一种统治制度，建立了一种新的统治制度。这两种统治制度之间的变革，可以说是从一种历史周期律，跳到了另一种历史周期律。这种跳跃式的发展是中华文明在早起快速崛起的关键所在，所以对中华文明的功绩是远远大于其他皇帝的。与他们相比，汉高祖刘邦尽管也完成了帝国的统一，但是在统治制度的建设方面不但没有前进一步，反而开起了历史的倒车。这种做法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并没有益处，所以评价低于秦皇汉武。

在秦始皇嬴政之前，中国采取的是周朝的封建制制度。这个制度下国家被周天子分封为若干个诸侯国，诸侯国国君享有极高的权力，按时向周天子缴纳税贡。各诸侯国国君以下又有公卿、大夫等各种贵族，他们有着自己的封邑，按时向国君缴纳自己的岁贡。这种层层递进的统治秩序是建立在贵族世袭制的基础上的，也保证了周朝近千年的国祚。这种统治秩序的关键在于，上下的阶层是固化的，平民不可能成为贵族，贵族不可能成为国君，国君不可能成为周天子。治理国家的人才来自于贵族阶层的选拔，与广大的中下层平民无关。

如此一来，国家的所有资源集中在贵族阶层手中，通过世袭制一代代的传承。这里面不但包括了土地、矿山、城市等看得见的物质资源，也有教育、医疗、工程技术等看不见的文化资源。贵族阶层对资源的垄断，造成了人才选拔和权力分配只能在贵族阶层中展开。而贵族阶层在社会人口的占比不到一成，却占据了社会财富的八成以上，是统治国家的核心力量。因为国家的统治权力是世袭的，所以平民永远不能接触到国家权力，这就造成了上层的固化和贪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固化和贪腐造成两极分化，也就会是的中央王朝覆灭。

以周朝为例，上层建筑的固化和贪腐，造成了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使得各诸侯国之间出现两极分化。有的诸侯国强盛了，就要吞并周围的国家。有的国君强大了，就要谋求周天子才能享受的待遇。于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和诸侯国内战。由于周天子统治的宗主国发展滞后于诸侯国，于是出现了宗主国和诸侯国势力倒挂的现象，这种现象长期以往就成为周朝覆灭的最大隐患。到了战国末期，秦昭襄王时期的秦国通过吞并别的诸侯国，渐渐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于是拉开了灭亡周朝和改朝换代的序幕。

为了解决这种亡国危机，秦国以秦始皇为首的贵族，以及以李斯为首的法家学者，在原来商鞅变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始了中央集权的改革。他们认为国家的灭亡来自于中央对诸侯国的管理失控，诸侯国的强大威胁到了中央的根基。新建立的秦朝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于是有了以郡县制为核心的秦朝中央集权制度。为了避免地方贵族的权力掣肘中央集权，秦朝废除了分封制，以郡县官吏管理地方。如此一来地方没有了贵族，也就无法形成割据势力，中央能够通过郡县的官吏来直接管理平民。

这个制度设计在解决周朝灭亡的危机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秦始皇并没有来得及将其完善便去世了。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度量衡、文字、货币等各方面的统一制度，通过郡县制推行全国，这都是他的功绩。但是他并没有将周朝旧的贵族分封制彻底打碎，虽然他废除了六国旧贵族，夺取了他们在地方的统治权。但因为保留了大量的财产，所以他们对地方平民依然有着统治力。由于地方平民没有受过教育，所以郡县官吏的选拔依然来自于旧贵族，于是这种中央集权中为旧贵族的利益链留下了漏洞。

虽然有着漏洞存在，但不可否认秦始皇覆灭了原来周朝的分封制，开启了新的统治秩序。这个统治制度不是以分封的贵族为核心，而是以选拔的郡县官吏为核心。贵族的权力和资源是世袭的，而郡县官吏没有世袭制，这就从理论上断绝了阶层固化的可能。中国的政治形态从贵族政治，进化到了官僚政治，这是秦始皇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华文明跳出第一个历史周期律的开始。西方历史进入这个阶段比中国要晚一千多年，直到中世纪之后，从文艺复兴和大航时代开始，西方的政治形态才从贵族政治走向官僚政治。

秦朝官僚政治是有漏洞的，这个漏洞成为秦朝灭国的最大隐患。由于秦朝的官僚是从周朝旧贵族中选拔，这些旧贵族本就对中央集权不满，所以当上官吏后便成了郡县制度的破坏者。他们大肆破坏郡县制度，意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以旧时代的贵族政治来延续他们的家族势力。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大量的义军反秦，其背后的支持者便是东方六国的旧贵族，也只有这些占领土地资源的旧贵族，才能支付庞大的义军费用。实际上西楚霸王项羽在咸阳分封十八路诸侯王，也就是恢复了周朝的贵族分封制度。

但是这种复辟的贵族制度很短暂，不到五年时间内就在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中崩溃了，而刚刚恢复封地的战国旧贵族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势力被极大的削弱。从史书记载来看，无论是项羽，还是刘邦，都是想要效仿秦始皇搞中央集权的，但他们都没有此能力。项羽先分封十八路之后王，以安抚各国旧贵族的心，然后对十八路诸侯王逐个击破，意图统一天下，却遭到诸侯王抵抗，以失败而告终。刘邦吸取的项羽的教训，不再坚持中央集权，搞半中央集权的郡国并行制。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刘彻中期，这个制度都是汉朝的根基。

郡国并行制是分封制和集权制同时存在的制度，它不是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进步，而是刘邦为了平抚诸侯王和开国元勋们而做出的妥协。这个制度要求诸侯王的诸侯国和汉朝直辖的郡县并行存在。汉朝直辖的郡县内，各种制度按照中央集权走。在诸侯国内，诸侯王有极大的权力，各种贵族享受分封制的利益链。最为奇葩的是，汉朝朝廷任职的开国元勋们，都有自己的封国。他们一方面是汉朝的官僚，同时有事封国的领主。在汉朝初期，诸侯王和开国元勋的封国占据了汉朝超过一半的土地，其势力甚至压倒朝廷的军队。

这种统治秩序并不是秦朝制度基础上的进步和发展，实际上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倒退。刘邦晚年才统一全国，他没有多余的力量还剪除地方势力，所以只能妥协成这样。这样的制度也为汉朝埋下大患，后来汉朝的诸侯王判断、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都是这种制度下产生了。随着汉朝的强盛，这种制度的危害逐渐显现，各种削藩的声音也很多。如果没有成功的完成削藩，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汉朝必然走向周朝的路，在诸侯国的内战中一步步走向衰弱。汉武帝刘彻的功绩，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建立起了真正的汉朝中央集权制度。

面对郡国并行制带来的分封制复辟的危机，从汉景帝刘启就已经开始进行压制了。比如晁错的削藩令就是典型的代表，最终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虽然汉朝平息了战乱，削弱了诸侯王大军的势力，但自己也受到不小的损失。汉武帝刘彻即位后虽然也想削藩，但没有硬来，而是采取了先外后内，先易后难的策略。一方面他通过抵抗匈奴入侵而积蓄军事力量，为削藩打好基础。另一方面他宣布了一系列针对诸侯王的法律，以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最为著名。他通过这一系列操作逐步削弱和剪除诸侯王的势力，以达到了中央集权的目的。

从刘邦时期到刘彻时期，汉朝经历了中央集权的退缩和复起的过程。在刘邦去世后，郡国并行制逐渐增强，以汉高后吕雉的吕氏家族为首，各诸侯王不断的扩大自己的领地，开始了分封制的复辟。吕雉去世和诸吕之乱后，汉文帝刘恒逐渐稳定了汉朝的统治根基，到了汉景帝刘启时期再次开始了削藩的过程。刘彻即位后经过励精图治，汉朝的势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军事力量不断的争抢。有了这个根基，刘彻宣布一系列法令，削除了地方诸侯王的权力，让其势力不断萎缩。到了汉武帝末年，这些诸侯王几乎都名存实亡了。

从上述历史过程中可以发现，秦始皇覆灭了周朝的分封制，开启了中央集权制的先河，而汉武帝刘彻则是打破了刘邦留下的郡国并行制，建立了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两种中央极权制度的规则不同，但都覆灭了贵族政治，开启了官僚政治，国家的统治秩序走向了新的一页。虽然官僚政治依然有诸多缺点，但至少在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开启之前，给中华文明带来了数百年的昌盛繁荣期。而刘邦建立的郡国并行制则不然，这是一种集权制和分封制的妥协，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如果长期延续下去，汉朝会走向周朝的结局。

从国家的统治秩序上看，秦皇汉武的时代是积极，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而刘邦的时代在开历史的倒车。秦皇汉武让中华文明跳出了贵族政治的束缚，进入了辉煌的发展期。而刘邦的郡国并行制则给国家带来重重危机，也使中华文明停滞不前。所以从历史功绩上看，尽管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但他的历史地位是不如刘彻的。所以后世的学者将秦皇汉武并称于世，而刘邦着往往被有意识的忽略或贬低。从个人角度出发，刘邦的能力是非常卓越的，在封建帝王中也能排进前十，只因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法做出更进一步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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