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讲到毛泽民独守后方，练就双手能拨打算盘的技能，后来因为哥哥毛泽东的引导，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担任第一个职务时，毛泽民就显露出了不凡的管理才能，尽管还只是一所小学那样的小天地，但毛泽民却做得很出色。后来，毛泽民还为党在武汉开办了长江书店，经营搞得也是风生水起。

毛泽民的特殊经营才能，可以说与他在韶山当农民时练就的算盘的功夫密不可分。

当然，韶山冲的天地毕竟还小，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民，以后要当的是大家。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农民，他能胜任吗？

出人意料的是，在之后的经历中，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培训的毛泽民，居然成为了一个职业的金融家。发行股票，开创苏维埃国家银行，其中发行的纸币，还有当时很先进的防伪技术，在当时的环境而言，那简直是一个奇迹。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红色管家毛泽民：篇二·股票和纸币

这是一张93年前发行的股票，发行地点在江西安源，发行单位是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工人运动时成立的工人消费合作社。

在这张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股票上，印着股票发行人，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毛泽民的名字。

93年前的安源为什么会发行股票？这张股票上面为什么写着毛泽民的名字？这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安源煤矿，位于江西省西部的萍乡县境内，与湖南接壤。

1898年，这个煤矿由德国人和日本人在那里开采。因为它拥有大批的煤矿工人，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人运动最早的立脚点之一。

工人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工作，安源，则是毛泽东从事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战场。

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李立三、刘少奇等一批卓越的共产党人投身到这里的工人运动中。但人们很少知道，在毛泽东的身后，还有他的弟弟毛泽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撰写的《毛泽东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他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在1921年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迷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对他们说：“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大罢工爆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黄修荣：“安源工人大罢工，是我们党成立一年左右领导的一次比较大的工人运动。这次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在我们党早期的工人运动史上，具有比较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取得了胜利，而且为我们党积累了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锻炼了群众，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罢工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认为，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群众，把政治斗争引向深入，就必须开展有力的经济斗争。

这年冬天，毛泽东派毛泽民等一批中共党员再次前往安源，加强并巩固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

毛泽民来到安源后，担任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并兼任工人夜校教员。没有一点架子的毛泽民，很快就跟工人打成了一片。

1923年2月7日，中国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在安源老后街诞生了。不久之后，毛泽民被推举为总经理。

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在消费合作社社员中招股发行股票。这个举措迈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金融事业的第一步，而毛泽民成了这个崭新事业的最初实验者。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史教授何平：“毛泽民的理财能力在安源逐渐显现出来，这既有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熏陶，也有他父亲毛顺生的影响。毛顺生不是一个只顾耕田的传统农民，他精于算计，当他资金逐渐增多以后，他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是在一些米店入了股，后来又与一些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商品流通方便，他还制印了取名‘义顺堂’的纸票来周转。而毛泽民，参与了父亲的这样一些经济活动。”

在家乡韶山，毛泽民管的是小家，到长沙，开始管大家，但那里的规模不大，人也不多。

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资金高达数万元，涉及到成千上万工人股东的经济利益。作为合作社的总经理，如何管好用好这笔钱，让股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入社的工人得到实惠，这一连串的难题摆到了毛泽民面前。

中共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书记黄仂：“由于合作社开办以后，他采取了一个很方便很经济的一个金融方法，这是毛泽民同志想出来的。充分利用铁路工人运输的方便，将火车从湖南的株洲、长沙等地，购买便宜的物资，免除中间流通和运输的费用，以及储存的费用，这样的话卖给工友的物资是非常便宜的，低于市面价格。那么这样以后呢，由于俱乐部合作社的物价比较便宜，来购买的人很多，导致了供不应求。”

工人合作社的东西，品种多、质量好、价格便宜，工人都愿意到合作社来买东西。

矿区内也有工头、资本家开办的商店，为了搞垮合作社，他们故意降低物价，散布谣言。

可是工人消费合作社有一万多工人撑腰，不但没有被搞垮，反而越办越兴旺，买卖越做越大了。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馆长彭云秋：“毛泽民总经理非常的关心工人。有个老工人叫张文山，他当时就回忆，毛泽民当总经理时对工人很和气，在每一次动员大会上，特别是工人的代表、十代表、百代表会议上，毛泽民总是亲切地和工人聊，你们有些什么困难？消费合作社需要购买些什么东西？总是能帮助工人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在安源，毛泽民的经济试验取得了成功。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将是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斗争实践中，安源的工人运动，留下了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恢宏篇章，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一批忠诚勇敢的中坚力量。

也是通过这一次斗争，毛泽民再次体现了他惊人的经济头脑。

这之后，毛泽民被党安排到武汉和上海从事出版印刷工作，主要是为了秘密给各地输送革命书刊。

脱下朴素的棉布衣，穿上西装的毛泽民居然将长江书店办得风风火火，成为一个在武汉和上海颇有名气的出版商。

由于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破坏，1931年6月下旬，35岁的毛泽民和在上海工作中结合的妻子钱希均，通过地下交通线来到了闽粤赣革命根据地。

这一年秋天，他们辗转来到了中央苏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江西瑞金。此时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军民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整个苏区连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机器起步试运行。

11月27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民为中央财政人民委员，同时兼任国家银行行长。

发行统一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是根据地生存的需要。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和白区的杂币，都在中央苏区流通，这无疑给敌人破坏苏区的金融提供了可趁之机。为此，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印刷发行苏区自己的统一货币。

但发行货币，远比筹建一个银行机构要困难得多。

不过，由于之前有出版印刷工作经历，印制货币，对毛泽民来说还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史教授何平：“纸币的发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苏区缺乏适合印制纸币的纸张，也缺乏油墨，甚至连设计用的双脚规也没有。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就发动苏区的人民，采集高纤维的树皮、竹子以及破布，来制造纸张。油墨和设计用的工具等，就在白区去购买，带回来。”

苏区纸币票面有四种，一元、两角、一角、五分。纸币上的签名两个，一个是邓子恢，另一个是毛泽民。这是毛泽民的名字第二次出现在中国金融史上。

为了防止苏区内外的敌人仿冒苏区纸币，毛泽民在印刷苏区纸币的时候想到一个办法。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邹亮辉：“毛泽民也很聪明，所以他通过这样一些人员认真研究，想到一个办法，就利用羊毛线、羊毛，掺到纸里面去，来印制钞票。这样的话，你拿纸币以后一看，它能发亮，羊毛他也能够看得出来，有线。再一个，如果你把它撕开，它还能够闻到一种味，烧了以后能闻到一种味，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防伪技术。所以像这样的话，他通过这么一种做法，整个苏区的纸币大家很谨慎，所以假的也就出不来了。所以他通过这么一些做法啊，把我们苏区纸币流通市场得到了完善。”

到了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一再失利，财政经济的状况愈加严峻，苏区发行的货币流通信誉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苏区内外的敌对势力，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从而使事态更加恶化。

如何平息这场风波，对于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

眼见着国家银行的纸币不断贬值，毛泽民心急如焚。为此，他亲自赶往前线筹集物资，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和没收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合作社。还特别请外贸总局紧急组织货源送到瑞金来。

回到瑞金后，毛泽民立刻提出指示贴出公告，让金库拿出银圆按一比一的比价，公开兑换苏区纸币。

告示贴出后，苏区百姓抢兑苏区纸币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银行的工作人员很担心，几次向毛泽民提出，“毛行长，咱们的现洋快没啦！”

毛泽民果断地说，现在群众兑换势头正高，不能停换。

银行工作人员又说：“要是现洋没啦，银行就要倒闭。咱们苏区的金融安全可怎么保证？”

毛泽民异常冷静地告诉大家，换出现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三天后，苏区外贸总局运来大批百货，苏区的各消费合作社开始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

此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说，合作社只收取纸币，不收现洋，苏区百姓又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的生活用品。一些暂时没有购物愿望的老百姓，也纷纷赶来兑换苏区纸币。

结果，中央苏区的金融得到了稳定，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信誉大大提高。

1934年夏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从此踏上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毛泽民是在突围前五天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毛泽民担任这个大队的政委。他们把苏维埃中央银行的全部家当挑在肩上，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当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时，毛泽民再次在这里创造了一次金融奇迹。

贵州遵义刀靶乡，这里至今还有人收藏着这样的宝贝——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这张纸币被珍藏了整整86年。

然而，当年红军驻扎遵义时，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曾经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信用危机。

让人不可置信的是，这一次，毛泽民用了一种绝妙的办法解决了这次危机。而且，这个办法，至今让许多银行家都叹为观止。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前卫重镇——遵义。这是中国工农红军自长征以来攻占的最大一座城市。

几乎所有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决定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命运的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在遵义，连续征战、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得到了3个月以来从未有过的12天休整。

担负全军供给重任的毛泽民，更加忙碌起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在遵义停留呢？一是经过长期的行军打仗，红军非常非常的疲劳，急需休整；二是，当时的中央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所以呢，毛泽民就要领导国家银行在这个地方着手发动群众，开展经济工作。”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毛泽民受党中央委派，参加筹建遵义县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工作。

就在红军进驻遵义的第五天，由当地工农商学界代表和红军共同组成的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民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主任委员。

自长征以来，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部队总是专拣荒凉僻静的地方行军，沿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城镇。而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也是中国西南部地区的贸易集散地，商业经济比较发达。

对于忍饥挨饿艰苦转战3个月之久的红军战士来说，真的需要在这里好好休整补充一下。

曾经担任过苏区中央党校教育长的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上这样写道：

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纸币，因为每个伙食单位都按人数领取伙食费，由于自己动手生产，每月伙食费常有结余。这种结余分给每人自用，叫伙食尾子，从几角到几元不等。但问题是，遵义当地的老百姓对红军手中持有的苏区纸币并不接受。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史教授何平：“在历史上，频繁的战乱中，军阀们发行的各种钞票在人们的心目中毫无信用。作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如何使红军票取得人们的信任呢？他知道一种货币要取得人们的信任，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这种货币能够购买到物资和商品；第二是必须有相应的准备。”

毛泽民为了让苏区纸币能够在遵义的市面上流通起来，就和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研究了很多方法。

毛泽民在遵义的工作必须两头兼顾。

一方面他要动员遵义商贩积极开门营业，为红军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要为红军使用的苏区纸币建立信用，方便这些红军票在遵义城里的流通。

这时，毛泽民动用了手中的两张王牌，食盐和香烟。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费侃如：“当时，86年前，贵州山区这些群众最缺盐了。煮饭的时候，吊一坨在那儿舔一下，菜里面都不放的，盐很紧张。红军进城后没收了军阀、官僚和地主、奸商垄断的食盐，同时，红军还缴获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囤积的大量香烟。”

为了让遵义的老百姓相信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的信用，毛泽民决定，把缴获来的食盐以平价销售，唯一的条件就是，买这些平价的食盐，必须要用苏维埃的纸币。

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换得这些纸币，他开设了十几个兑换点。

这样，遵义的人民群众就可以换到这样的纸币，从而在市场上买到便宜的食盐。

更重要的是，红军指战员手里的纸币，就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和商品，来满足和补充自己的需要。

同时，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城内设立了多处兑换点，确保当地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区纸币，能够自由兑换成银元。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研究员关黔新：“苏维埃银行的行长毛泽民，他每天都挑着大洋，到兑换处去（让群众）兑换苏维埃币。因为苏维埃币很有价值，老百姓都愿意使用苏维埃币。一元能兑换一个大洋，所以兑换的群众很多。”

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石永吉：“遵义大街小巷的铺子顿时全都打开了。红军来了以后，感觉到先头部队做了工作了，后头部队一进来，哎唷，感觉遵义这么热闹，门庭若市。所以买这买那的都得到补充。当时的卫生部长贺诚，就在丁子口的太平洋药房买药，药房的药全部都买来了。这批药材啊，对湘江战役受了伤的红军战士的医治，对遵义会议以后的遵义战役、四渡赤水，一直到过草地，这些药都还在用，在遵义买的药。遵义当地的老百姓都说：红军好，不坑人，红军票，很值钱。”

就在毛泽民忙着指挥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纸币，繁荣贸易时，红军又要继续长征的消息传来。

为了使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在红军离开后不受损失，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成立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兑换处。仍然按照1比1的比价，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人们手中持有的苏区纸币。

毛泽民和负责兑换的干部，一直坚持到所有部队都撤走，国民党追兵枪声四起的时候才最后撤离遵义城。

毛泽民在遵义组织的红军票的发行，简直是一个奇迹。

他在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完成了从发行、流通到回收的全过程。

通过高信用的红军票的流通，为工农红军组织了丰富的物资。

红军离开遵义的时候，他组织了有效的回收和兑换。

这不仅仅体现了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金融活动中的诚信，也通过有效的金融活动，在群众中给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树立了崇高的威信。

当中国工农红军在1935年秋冬之际到达陕北的时候，跟随十五大队参加长征的苏维埃国家银行14名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

在这片贫瘠而危机四伏的黄土高原上，历尽劫难、人困马乏的红军能否生存下去，是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毛泽民能否用他的奇特才能，帮助红军渡过难关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看《红色管家毛泽民》第三篇《燃烧的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