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前些天写了《1961年，周谷城与毛主席欢度五一节，填了首词，主席：怕不只一首》一文，讲的是毛主席与大史学家周谷城的交往趣事。

今天来着重讲讲周谷城在史学研究上的成就。

1913年，周谷城考入了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而在这之前，他就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对史学研究有着浓烈的兴趣。

但他真正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是从1932年开始的。

该年春，他从广州中山大学转职到上海暨南大学任史地系主任，从此专心读史、治史。

他运用了“历史完形论”这一史学理论专心著作出了《中国通史》。

1939年《中国通史》分上下两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很多大学进步教授拿来当教材用。

《中国通史》一书着重突出了经济制度的变革、阶级斗争、种族斗争，作为作者的周谷城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

出于对形势的考虑，周谷城把研究重心转向了世界历史。

1946年，周谷城担任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主讲世界通史课程。他以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渗透过程为线索，用了四年时间，编写出了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

《世界通史》共分一、二、三册，于194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同一人分别撰写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当世绝无仅有。

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又推出了《史学与美学》一书。

此后，他致力于重新修订《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

在重新修订《中国通史》时，周谷城深受一个问题所困惑。

那就是曾有人对他说：在《明史》中被列入“贰臣传”的洪承畴，被人误解了。他其实是一个好人，他投降清廷是一个善意之举，目的是减少汉人免遭屠杀。

关于洪承畴其人，老覃在2017年写过《清朝给洪承畴写的墓碑，到底都写的啥？这么露骨，褒奖还是贬损？》一文，文中说了，此人原是崇祯皇帝的重臣，官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率大明九边精兵赶赴松山救援锦州，兵败后变节，成了清军入关的带路人，为清军定鼎燕京、招抚江南、平定云贵方面立了巨大的功劳，是清朝开国定鼎的大功臣。对于洪承畴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的影响是正能量多呢，还是负能量多呢？按理说，《明史》已经将之打入了“贰臣传”，已经定性了。但是，进入了近代，很多人用“新历史观”对之进行了重新评定。其中，红旗出版社在1991年出版的《洪承畴传》，将之定位为“对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的人；2003年，清史专家李治亭推出《清史》，称赞洪承畴是“中华民族杰出人物，为统一中国作出了贡献”。

话说回来，周谷城对洪承畴重新考评的时间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困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的关注焦点并不是洪承畴，而是李自成。

郭沫若为了鉴古观今，在1944年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毛主席对此文相当重视，将之列为学习材料，提醒大家引为鉴戒，同时要求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编演李自成事迹，以使这个历史教训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夏征农的《甲申记》、李一氓的《九宫山》、马少波的《闯王进京》以及阿英创作的话剧《李闯王》纷纷涌现，其中，阿英的《李闯王》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时间最长。

1955年，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在上海锦江饭店设宴欢迎，并邀周谷城和陈望道前来作陪。

饭后，众人一起到锦江小礼堂观看阿英的《李闯王》。

周谷城趁这难得的机会，向毛主席请教，说：“现在有人说洪承畴降清的目的是为减少汉人遭屠杀，是一个大善举，主席怎么看这个问题？”

毛主席略加思索，非常认真地说：“的确是有人这么说，但这种说法既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事情不甚简单，这要求史学家作更深入的研究。”

应该说，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要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曾在致何干之的信中要求何干之在研究民族史时，务必“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以促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明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包不包括洪承畴呢？

对于周谷城的提问，毛主席没有直接下结论，而是要求“史学家作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