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被称为是“南天王”，他是蒋介石麾下的军官，但是他本质是一个地方军阀，并且

从立场上说，一生反共。

大概是在1929年，陈济棠开始主政广东，成为粤系军阀，他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在主政期间对共产党曾大肆杀害，

有相关资料显示，在1931年到1936年的几年时间里，在广东被陈济棠杀掉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达到了5000多人。

而在对中共苏区的进攻上，陈济棠也是不遗余力。

陈树柏作为陈济棠18个孩子中的幼子，是最有名气的，也是最有出息的，

他是世界上电机工程领域的著名学者，美国圣卡勒拿大学的教授，美国“总统特别奖”的获得者。

而在成为一名著名的学者之前，陈树柏曾经和自己的父亲一起从军，并在战场上与红军有过多次交战，因此当上世纪70年代末他收到中国大陆两次邀请的时候，心里是震惊又疑惑的。

他想到自己的过往，想起自己父亲的背景，他不敢回去。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邓小平专门托钱三强给陈树柏写信，要他不要有任何顾虑，热烈欢迎他回国讲学。

于是陈树柏这才放下疑虑带着夫人一起回国讲学，他想着因为过去复杂的过往，他们应该就是止步于学术交流，不会牵扯上政治，

但是没想到邓小平不仅主动谈到了他的父亲，竟然还给陈济棠做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陈树柏感到受宠若惊，并对邓小平的胸襟感到十分敬佩。

因此对邓小平十分敬佩的他就成功放下了芥蒂，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给我国改革提出了很多建议，邓小平愉快的与他讨论并一一回应。

看着气氛越来越热烈，陈树柏一时激动竟然直接和邓小平建议给共产党改名字！

邓小平也是真的没想到，神色僵了一瞬。

看着面前一本正经建议给共产党改名字的陈树柏，邓公作何回应？

他又为什么给军阀陈济棠那么高的评价？

想要了解这段过往，我们要从陈济棠这个复杂的粤系军阀说起。

一生反共却也曾助共

各种资料都显示，陈济棠是一个和中共水火不容的反动军阀

，多次交战，双方都死伤惨重，1932年水口之战、1934年筠门岭保卫战，粤军都和红军爆发了激战。

这些都是陈济棠反动军阀身份的最好见证，

但是在1934年，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过程中，陈济棠却和红军达成过合作，并帮助红军保存了实力，顺利突围。

可以说政治的复杂性在此刻体现的淋漓尽致，他一生反共，

但是他也反蒋，他和蒋介石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反而给了红军突围生存的缝隙，1934年9月，周恩来告诉中共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红军接受陈济棠的提议，准备和他谈判。

这是蒋介石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如果知道，估计会气的跳脚大骂。

红军和陈济棠合作的基础就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矛盾就是“削藩”和“反抗”，作为一个手握实权的地方军阀，蒋介石当然不会放任他们做大，于是各种分化瓦解他们。

不过这个陈济棠也不是个善茬，他和蒋介石合作把对自己有提拔之恩的李济深扳倒，李济深倒了之后，

陈济棠上位掌握广东军权，为了给蒋介石中原大战减轻压力，他还和桂系军阀打了两次粤桂战争。

这次合作非常成功，但是把李济深拔掉之后，蒋介石下一个目标就是陈济棠了呀，陈济棠并不愿意，

于是他就与蒋介石公开决裂了，反正军权他拿到了。

在之后蒋介石就忙于“围剿”红军，无暇顾及粤系，这给了陈济棠一个喘息的机会，

同时他也看到了赣南红军就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缓冲地带，有了红军隔开他和蒋介石，自己就安全了。

所以陈济棠选择和红军合作，完全是出于自己军阀的利益，但不管怎么说，最后确实帮了红军大忙，是一个大恩。

蒋介石命令陈济棠出兵“围剿”红军，陈济棠阳奉阴违，做做样子，和蒋介石打着太极，

蒋介石的心思也昭然若揭，他这次兵力布置很明显是北多南少，这样红军如果突围就会从南边的广东走，那样粤系和红军打起来，蒋就可以看他们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陈济棠自然不会让蒋介石得利，于是他派了代表和何长工进行了绝密谈判，他们非常谨慎，双方都把条件写在自己笔记本上，没有正式签署协议，老蒋一直被蒙在鼓里。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最终粤系和红军达成了5点共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互相借道。

1934年10月，蒋介石下令陈济棠设置封锁线，对红军发起攻击，陈济棠火速设置了三道封锁线，但是打的时候就打了一些小规模战斗做做样子，于是红军非常顺利的通过了三道封锁线，老蒋知道了气得不行。

这就是红军和陈济棠的过往，陈济棠对红军确实有大恩，但其实这顶多算是将功补过，其实让邓小平对陈济棠有一个比较高的评价还有着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陈济棠治理广东有八年时间，成果显著，很多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很怀念他。

他治理广东有16字方针，“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

陈济棠对广东的经济建设贡献很大，现在广东的珠海大桥、中山纪念馆、中山纪念堂、市政府大楼等建筑都是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建设的，当时这些建筑都是当地甚至全国一流的建筑。

珠海大桥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大桥之一，它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升降开合的大桥，也是广州所有跨江大桥中资历最老的桥，当有大轮船要从下面经过时，中间的桥面可以向上升起。

不过这个大桥在1949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被炸坏了，后来尽管市政府把它修好了，但是已经不能再升降开合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他还采纳了岭南大学一位农学系教授的建议在广东大力发展蔗糖经济，两年内在广东建设了顺德、番禺等7个日榨量达1500吨的制糖厂和酒精厂。

除此之外，中山大学也是在陈济棠在广东时建设的，因此综合来看，从广东的角度看，陈济棠确实是做了大贡献。

也因此共产党记住了他的恩情，邓公对他的评价没有基于政治基于个人好恶，而是站在民族国家的大义上对陈济棠做出了一个客观的评价，使得陈树柏听到之后大惊。

那邓公对陈济棠做出了什么评价呢？

我们来看陈树柏和邓小平的交往是怎样的，还有他竟然建议共产党改名字，邓公作何回应？

不敢回去，邓公热烈相邀

1979年，大陆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各行各业都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气象，邓公复出之后主抓教育和科技，他对中国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视，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就为大家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邓公改革的魄力，1977年，邓小平在一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只花了20分钟就做出了恢复高考这一足以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决定。

（具体过程很精彩，之前有专门的文章进行讲述，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围观。）

发展教育，人才当然是重中之重，所以从1978年末，我国就给很多华裔美籍著名的学者发出了真诚的邀请，请他们到国内讲学，

作为电机工程领域世界著名学者，陈树柏收到了大陆的两次邀请，我们诚意十足。

但是陈树柏可是心里五味杂陈，不敢轻易回去，他想到自己的过往和父亲的背景，心里充满了疑虑，而且他是在战场上和红军真刀真枪的打过的，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过往。

于是想不明白的他就尝试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困惑委婉的问了出来。

邓小平知道他的疑虑，于是他让钱三强在信里面打消陈树柏的疑虑，热情的邀请他归国讲学。

有了邓公的话，陈树柏的心里感到安心了，于是他带着夫人于1980年回到了北京，而邓小平亲自接见了他。

面对邓公，陈树柏心里是有些紧张的，但是邓公一开口那亲切的语气就消弭乐了他的紧张感，邓小平问他：

“我是称呼你教授好，还是博士好呢？”

“您叫我陈树柏就好了。”陈树柏谦虚的回应。

邓小平说：“这不行，不是客气，我这也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

陈树柏只好回应：“如果一个人既是教授又是博士，那么还是称呼教授更尊重一些，因为美国的博士很多。”

邓小平笑着应：“那叫称呼你陈教授。”

陈树柏发现和邓小平谈话一点也没有虚假客套的感觉，就像是朋友间的聊天一样令人感到十分轻松，所以很快他就放松了很多，他们聊的话题也更广泛了。

在谈到自己父亲陈济棠时，陈树柏一阵紧张，他不知道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会怎么评价他的父亲，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出回应。

但他没有听到任何针锋相对的话语，只是听到邓小平淡淡的说：“令尊治粤八年，颇有建树，很多老一辈的广东人很怀念他。”

陈树柏大惊，他震惊的看着邓小平，心里是难抑的激动，他向邓小平表示感谢，并说自己那个时候还比较小，所以对父亲治理广东的事情不是太清楚。

此时此刻，陈树柏对邓小平的魄力和胸襟深感佩服，他什么顾虑都没有了，邓公的胸襟激发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对祖国的感情，接下来他按照自己在国外生活的经验，和邓小平聊了很多，并提出了很多建设的建议。

在走之前，邓公破有深意的给陈树柏写了一幅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其中之意不言而喻。

因为这次交谈很愉快，所以这激发了陈树柏多为祖国做些事情的动力，他一直都很爱国，只是因为政治因素分隔两岸，这次邓公诚心相邀，给自己一个机会，陈树柏一下子觉得干劲十足。

此后他和大陆之间的来往就越来越多，1982年8月，再一次和自己敬佩的邓小平相见，陈树柏十分荣幸和开心，他之前给邓公提建议，比如建议我国搞现代教育，重点要培养科技人才，邓公都一一回应，有的会采纳进去，所以这次陈树柏的建议就更大胆了，竟然直接建议共产党改了这个名字。

陈树柏对邓小平说现在欧美国家对共产党这个名字是谈之色变的程度，他们认为这个制度都是限制人们言论自由、行为自由、职业自由的，所以他们一般都对中国持敌视态度。

邓小平愣了一下，随即问道：“那你觉得叫什么好啊？”

陈树柏认真的想了之后说：“叫社会民主党比较好，这个和苏联和东欧民主党有区别。”

邓小平掐灭了烟头，哈哈大笑起来，没有说话，无形中结束了这一话题。

陈树柏也没有在意，不同的政见并不影响他们同为中华儿女，共同为祖国而努力，此后他继续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力量。

1984年，为了筹备一所把中西方的教育制度结合起来的学校的全新国际学校，他甚至辞去了美国圣克拉拉大学系主任的职务，从大学教授变成了“文化乞丐”，但他自己甘之如饴。

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是中国人，此生功名富贵并非我所愿，能有机会为祖国做出贡献，是我最大的心愿。”

为了建好这所大学，陈树柏最后除了花光自己所有积蓄，还欠了8.5万美元，但他没有放弃，学校改到美国继续筹建。

1991年，他成为总统任命的福尔伯特国际奖学金委员会委员，并是圣塔克勒拉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杰出科研教授，年薪12万美金。

但在1992年，他就放弃了这一高新职务，拿着钱又投入进了学校的创建中，1994年，国际科技大学终于建立。

每年他只是象征性的领取1美元的薪水，把所有费用都用在了学校的建设中，这所学校建好之后就全面向大陆开放，大概占到了60%左右。

他说自己虽然进了世界四大名校之一的黄埔军校，但是不具备戎马一生的条件，在有生之年，更希望为祖国培养更多人才，这是一位真正超越政见的爱国人士，我们向陈树柏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