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一年以后,某一天,毛主席的办公室大门被人敲响,随后走进来一个看上已经年过五十岁的中年人。
“主席啊,我那里还有许多电台和枪支弹药还没有上缴,您看,我要不要把这些都交给军备处的同志们?”
听到来人的话语,毛主席思虑了片刻,随后对他说道:
“没关系,这些东西你就自己留着用吧。”
听到主席的回答,来人也是笑了笑,随后离开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回到家里以后,中年人又仔细考虑了一番,觉得自己将这些武器据为己有还是不太合适,于是仍旧决定将其上交给了国家,交由军备处的有关部门管理。
结果当工作人员来到他的家中时整理这些武器时,发现他的家里竟然有8部电台、几十把不同型号的枪支、还有几大盒的子弹。
此人到底是谁,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武器?毛主席又为何会同意让他将这些武器留作自用呢?
蠢蠢欲动的敌人
“在我一生当中,要说运气最好的一场仗,可能就是大同集宁战役了。”
在
傅作义
晚年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在谈起自己曾经在战场上的战绩时,他直言:当初一仗打败了两个开国元帅的
“大同集宁战役”
是最为令自己庆幸的成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持续了整整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也终于在彻底停止了。
这个时候,老百姓们都盼望着和平的到来,毕竟已经饱受了几十年战火的中华大地再也经不起摧残和折磨了。
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丝毫不顾及群众们的迫切愿望,单方面撕毁国共双方所签订的《双十协定》,随后派遣兵力向各大解放区发动进攻。
在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之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了。
1946年1月,当时国民党一边佯装与我方进行和平商定,签署停战协议,一边却在背后整顿兵力,对华北和华东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
由于当时保卫中央的主力部队部署在晋察冀一带,所以蒋介石对这个区域极为看重。
他先后派遣了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所属暂编第38师和第十二战区所属东北挺进军骑兵第5、第6师,连同保安团队共约1.9万人,驻守在河北一带,对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呈两面夹击之势。
而负责指挥这两支军队的,正是时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
眼看敌人来势汹汹,我军自然也是防备迅速。
中央一声令下,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立刻组成了联合指挥部。
随后,中央军委调派了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出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
由二人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第4旅,第3纵队第7、第8旅,第4纵队第10旅和军区教导旅,晋绥野战军第358旅,独立第1、第3旅及骑兵旅等部,连同地方武装共9个旅30个团的兵力,攻打敌人所驻守的山西大同,破坏敌人的包围计划。
1946年7月31日,随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大同的外围作战也正式打响了。
大同战役
在联合指挥部的命令下,解放军战士分散兵力到各个交通要道,切断敌人的增援补给线路,随后对大同外线的据点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在经过整整五天五夜的激烈交战以后,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守军2200多人,攻占了对方部署在大同外围的60多处据点。
成功打赢了这场外围攻坚战。
接下来所面临的,就是对大同这处重镇发动猛攻了。
如果能够成功将这座城池攻克,那么,整个晋察冀地区的局面将会彻底重塑,华北地区的战事也会朝着对我军有利的方向发展。
也许是清楚此次战役的重要性,晋察冀军区司令员
聂荣臻
,亲自赶赴作战前线指挥部,来一同参与指挥作战。
7月14日,解放军开始攻城。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当中,解放军勇往直前,扛着小米加步枪,对厚重而又坚实的城墙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当时坐镇大同的,是阎锡山的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43军军长
楚溪春
。
在大同城内,负责防御的部队有暂编38师,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骑兵第5、6师,保安总队,两个炮兵营,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工兵连,还有各县逃来的自卫队。一共1万9千800多人。
虽然在人数上,大同的守军要少于解放军,但是,自古以来,像这种大型的攻城战,都需要数倍与敌才能攻克下来。
而放眼大同的地形,三面环山,城墙高耸坚实,城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给解放军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接连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所发动的进攻次数早已难以计算,但是却仍旧无法将城池彻底占领。
到了9月4日,我军已经相继攻克了北关、西关车站和部分城关街区。
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就是向盘踞在大同市中心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发动总攻,将其彻底剿灭。
然而,这个时候,联合指挥部收到了消息,作为国民党十二军区的总司令傅作义,开始调派部队向大同进发,想要对楚溪春进行支援。
这个消息对于当时的晋察冀解放军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毕竟当时已经连续作战多日,即便是解放军意志坚定、作战英勇,但也开始出现了一丝疲态。
如果傅作义派遣的援军数量很大的话,那么在两面夹击之下,这次的战役可能会走向失败。
随即,大家坐在一起讨论下一该怎么办。
打赢了两个元帅
有人提议,向中央军委请援,让中央从西北或者华北地区调兵前来支援。
但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否决了。
在解放战争前期,我军与国民党部队相比,在人数上有明显的差距。
而西北和华北地区的兵力已经是远远不足,如果再要分兵支援,那么这两个地区的战略部署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且,现在还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场面上我军仍然是占据着优势,所以没有必要向中央请求支援。
最终在经过仔细地分析以后,大家认为,大同并不属于傅作义的地盘,而是阎锡山的所在地。
而且傅作义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再加上傅作义作战风格向来谨慎,如果调动大部队,很有可能会令自己的十二战区受到威胁,所以这次他所派遣的援军,有很大概率应该只是小股部队,用来应付蒋介石所给的压力。
于是,指挥部决定,继续保持对大同城区发动主攻态势的同时,只调遣一小部分前去阻拦敌人的援军。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决策,让这场战役的结局发生了变化。
9月5日,指挥部再次收到消息:
傅作义集中了第35军3个师、暂编第3军2个师和4个骑兵纵队(师)共3万余人,自归绥(今呼和浩特)分三路向集宁进犯,企图夺取集宁,南援大同。
这个消息一出,打破了指挥部原先制定的计划。
大家都知道,如果集宁丢失,那么大同即便攻下了,也很难守住。
于是联合指挥部立刻改变了策略,将进攻大同的方案分兵打援的策略放下,改为了包围大同主攻傅作义兵团,援救集宁。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稍微一耽误可能就会错失战机。
在晋察冀兵团的主力赶到以后,随即与傅作义在卧龙山、脑包山一带进行激烈的交火。
最终由于战线拖延得有些长,再加上要分兵看守太原的敌军,最终导致了战役的失败。
由于这场战役的解放军主力军团是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共同组成。
两军的主要指挥官聂荣臻和贺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获得了元帅军衔,所以傅作义在之后也对别人开玩笑说,自己曾在战场上“打赢了两位元帅”。
站到人民的一边
傅作义的性格一直都比较沉稳,所以即便是在取得如此大胜以后,他也并没有因此就轻视解放军,反而告诉别人,自己之所以能赢,是因为对方犯下了战略上的错误。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仍旧是固守这华北地区,将平津一带防御地极为严密。
一直到1949年1月15日,在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都被我军消灭,在天津也被解放军攻克以后,眼看大局已定,为了保护北平的老百姓和众多的古建筑、文物,傅作义同意了我方所呼吁的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带领25万国民党守军,陆续撤出北平市区,迎接了解放军和党中央入城。
在与毛主席会面以后,傅作义惭愧地说道:
“以前选择了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我有罪啊...”
听到这句话,毛主席连忙走上前来,紧紧握住了傅作义的手,随后说道:
“不要这么说,如今北平的几十万老百姓能够平安,都是仰仗了你的功劳,你对人民是有功绩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专门去找傅作义谈话,问他想要在建国之后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结果傅作义告诉毛主席,自己曾经负责维修过水利工程,所以想要继续从事水利工作,以此来为人民做贡献。
于是,在经过中央的商讨以后,傅作义被任命为了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并且担任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位。
1949年12月,傅作义又被中央调任为了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不久之后,朝鲜战争爆发,傅作义极力上书,赞同毛主席制定的抗美援朝策略,并主动建议曾经自己所带领的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
除此之外,他还将自己家中收藏的一些精致的武器设备,上交到了军备处,以此来表达对于抗美援朝的支持。
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傅作义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尽心尽力,彻底告别了当初的自己,真正地走到了人民的这一边。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的家中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