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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文明。幸运的是，唐朝盛世的基础足够牢固。

期间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亦或者是科技等等诸多领域，都得到了快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各体系有序运行。国家的正常运作自然离不开财政的话题，而唐朝财政的改革更是接二连三。

通常情况下，国家的财政收支的支配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毕竟财政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秉持着节省支出费用、兴起市场规模、修养国之生息的目的，大多数不合理的措施都会被修改取代。

但每一次的财政改革都不是件小事，想要进行财政改革，就必定会影响到某些人的职位和利益，然而制度和体系也会受到影响。

财政改革最后会引起各大派别家族之间的权利斗争，是必然的结果，然而改革的成功与否其实也有运气的成分。如果社会形势大好，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那改革自然会顺利。

但如果运气不好国运不稳，最后就会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各家的权斗，李林甫虽加强专权，却到死也没有扩大税制改革的规模。

古代国家皆重农，国家的税收大部分来自农民，所以土地的利用与分配会对国家的财政产生深远影响。唐朝开国后，沿用了前朝的均田制，并结合了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现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完善。

但二百多年来，唐朝不只是使用了均田制，根据不同地区的差异和特性，土地政策和制度也有不同。

均田制是一种按照人口来进行土地划分的土地政策，正常情况下该制度可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但是在公元783年，唐朝发生了一起事件，泾原的士兵突然兵变。

声势浩大、规模磅礴甚至影响到了国都中的皇帝，不得已唐德宗从长安一路逃到了奉天。可随后自立为帝的朱泚率领泾原士兵攻打奉天。

奉天保卫战的爆发了影响了国家的平稳运行，财政入不敷出。虽然朱泚领兵起义意图谋反，但未曾杀掉皇帝前，国家仍是唐得宗的。

长期烽火连天会损伤国运，财政也会逐渐萎靡，所以为了缓解当时中央财政的压力，赵赞在公元783年提出大田计划。这是唐朝二百多年里唯一的一次，恢复了土地分配权的强制性控制。

但是这也只是一项应急措施，而且效仿了《周礼》的井田制，毫无创新之处。最主要的是，这个提出的制度整体较为混乱，并不适合当时的唐朝，最后意料之中的失败了。

不过大田计划的崩溃也让当时的中央忽视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恢复，私有情况越来越严重，不过此时对国家财政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

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宰相杨炎，提出的两税法以及之后相关的几次改革。在此之后，税收与土地的分配制度被分离开来，以资产为核心，税收主要以钱财为主。

与以往的土地财政改革相比，两税法的改革更具科学性，而且效果也会更好。同时，本地的农户与后来定居的农户，二者在税收方面的差异也被取消了。

农民不用再为了减轻税收而不得已辗转多地，加上战乱遗留下来的农户逃亡问题也得到了改善。虽然该政策未来可期，但是仍然有许多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

当时的唐朝国力不支，难以维持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行，自公元753年以后，通货紧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税收成倍的翻，最后苦的仍然是老百姓。

在难以承受税收的重负下，大多数农民选择逃亡去税收较低的地区，可这也导致国内人口分布呈现出严重不均衡的状态。通货紧缩导致税收一年更比一年高，所以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地区。

达到农民们的承受上限后，他们就不得不重新开始逃亡去下一个地区生活了，居无定所致使百姓的幸福指数直线下降。

某些地方人口过度饱和，而某些地区人口贫瘠，国内大多数地区都做不到税收统一。而经济发展较好的长江流域等土壤肥沃的地区，则承受了更高的税收。

其实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时的唐朝选择了无视问题根本，最后破罐子破摔。前面说财政改革需要运气，由此可见杨炎的运气并不是特别好。

唐朝两税法实行期间，农民的逃亡问题越发突出，最后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难以解决的地方性问题。每个地区的税收总额都是固定的，平均分下去各家各户需要承受的税收并不会特别高。

但是随着朝廷不断的提高税收总额，农户们所需要缴纳的税收就越来越高，有些农民承受不了后，就选择离开这里去税收较低的地方。

而原地区的税收就只能由剩下的农户来分摊，离开的农户越多，剩下的农户背负的税收压力就越大。

等到农户差不多都离开后，此处的土地就处于荒置状态，无疑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通货紧缩的大环境下，多一分土地耕织，就多了一份收入。

后来朝廷推出了许多政策，希望缓解农民的逃亡问题，企图将重点放在纳税者之外的百姓身上，但是最后都成效不大。但是想要对各地区的税收总额进行重新分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统治者自然不愿意耗时耗力的做这件事。

其实没必要把支撑国家财政的希望都寄托在土地上面，如果其他领域兴起，土地的分配与税收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百姓也多了条出路。

参考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