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2019年山西省破获文物盗窃案收缴的青铜器中有义尊（《铭图三编》1015，图一：1）、义方彝（《铭图三编》1149，图一：2），二器铭文同，其文曰：

隹（唯）十又三月丁亥，

武王易（赐）义贝

卅朋，用乍（作）父乙

寳 彝，

因作器者义出自有名的商人大族 ，而铭文显示在武王克商时际，属此一族之人，如义这样的贵族即忠心耿耿地投靠了周人，使人无不对周人征服商人之迅速成功与殷周变革给商人带来的巨大政治观念差异而感叹，诸家多有文章议论及此。义还做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铭图三编》0182、0183、0184），方鼎仅见铭文。但是有一个细节，似乎少有学者提起，即义器的铭文写明，武王赐给义贝的时间是“十又三月丁亥”，这表明武王克商后在位的几年中闰月有丁亥日。商、西周历日，只要经历三年即会包含一个闰月，但闰月不一定会有丁亥日，所以这一点，也可以成为探讨武王克商年代的一个参考。

吴镇烽先生的《铭图三编》著录了两件私人藏器“贝毳尊”“贝毳卣”（《铭图三编》1020、1140，图二），亦同铭。

吴先生定此二器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可能是因为尊已近同于“两段式”，即中腹已下垂，圈足变矮。但二器的铭文却很重要，且表明时代似不会在西周早期后段，其文曰：

隹（惟）四月，王初 于成周。

丙戍，王各于京宗，王易（赐）宗

小子贝。毳眔丽，易（赐）毳，

对王休，用乍（作） （薛）公

寳 彝。隹（惟）王五祀。

“王赐宗小子贝”处当断，故器主人名“毳”，不当称“贝毳”。“毳眔丽”，“丽”即“俪”。在此是“辅助”“伴侍”之义。类似用法见于陶觥（《铭图》0893）、京簋（《铭图》4920）、尹光方鼎（《铭图》2312），是讲毳参与此事，伴侍王赐众宗小子贝，当是因表现好，故受王赏赐。毳似乎不属于王同宗小子，只是“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此器铭所记时日、地点、王的活动，均同于何尊（《铭图》11102）。即发生于“惟王五祀”之四月丙戍日，而且也是王在成周，王在行毕祭礼后，在京宫（何尊称“京室”）会见宗小子，何尊铭文记为“王诰宗小子”。

在何尊铭文中，何未言自己有服侍于成王的职事，而是详记了成王的诰辞，并记自己受王赏赐贝卅朋，从这种情况看来，何应属于受训诰的王的“宗小子”。与毳的身份不同，宗小子受赐贝，也与毳尊、卣铭中所言相合。故毳尊、卣也是成王器，所记事同于何尊。而且何尊铭文言“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 （禀）珷（武）王豊（礼） 自天”，毳尊、卣铭文则曰“王初 于成周”，这所讲的亦应是同一件事。何尊之“禀”是“禀受”，《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晏子与齐公曰：“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杜预注：“禀，受也。”“礼”在此是“餽赠”之义，见《礼记·杂记下》“执事不与于礼”郑玄注。“ ”从示，右边偏旁是双手持有流口的酒器（爵类），本义当是持酒器以祭之义（学者或释作“裸”，但其在金文中用法似不尽合于“裸”）。何尊所言“禀” 是言受“ ”，则这里的“ ”应是名词，指 祭武王之祭品，即福胙。学者或释此字为“福”，何尊言“复禀”是说再一次“领受”，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先曾在镐京祭武王，故云到成周再次接受祭武王之福胙，实际是在成周再次 祭武王的另一种说法。所言“自天”，是因为武王灵魂在天，享受祭品在天。毳尊、卣铭云“王初 于成周”，则是记成王在其五祀时在成周初次 祭武王之礼，用的是“ ”作动词的用法。在《西清续鉴甲编》中有卿方鼎，言成王于四月丙戌在成周京宗赏贝事。虽铭文摹写不尽准确，但从所记时日与事件看，应与何尊所记为同时同一事件。

也同何尊所言之时日与事件可能有联系的，是吴镇烽先生在《铭图续编》中著录的棘 鼎（《铭图续编》0217），鼎为有盖的附耳方鼎，垂腹，但仍当属西周早期偏早。此种附耳有盖方鼎，常作垂腹型，如1975年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253出土的圉鼎（《铭图》2019）。其铭文（盖铭）曰：

隹（惟）王初 于成周，

乙亥，王 祀才（在）北宗，

易（赐）棘 贝十朋，用乍（作）驫中（仲）

彝，扬王休，永寳。

铭文未记年、月，但言“王初 于成周”，记干支为“乙亥”，与以上毳器铭文所记四月“王初 于成周，丙戌，王各于京宗赏贝”之“丙戌”日，只是早了十天，很可能都是成王至成周亲政那一段发生的事情。鼎铭记“初 ”，是笼统讲祭名，毳器铭言“初 ”则可能是祭时具体的祭祀方式，未必是不同的祭礼。

与何尊及毳尊、卣所云之事有联系的，还有德方鼎（《铭图》2266），吴镇烽《铭图三编》也收有同铭方鼎一件（《铭图三编》0268，2017年4月香港嘉德春季拍卖会拍品，图三），铭文言：

隹（惟）三月，王才（在）

成周， （延）珷（武王）

自蒿（镐），咸，

王易（赐）德贝廿朋，

用乍（作）寳 彝

此三月，应下承何尊与毳尊、卣的四月，所谓延武王 自镐，即是说要将在镐京对武王的 祭在成周继续进行，这与以上何尊，毳尊、卣所云 祭武王可能也是说的同一件事。如是，则由此铭亦可知，此年的三月王已在成周，何尊所云成王迁宅于成周，至晚在其五祀的三月即已实现。

从以上所举诸器看，成王东迁宅于成周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成王在京宗接见宗小子并赏赐贝事亦为宗小子们通过所作器铭传颂。此成王五祀，应是指周公致政成王那年或次年开始计的，乃成王亲政之第五年或第六年。周公致政成王，是在周公辅佐成王之第七年，即《洛诰》所云“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召诰》《洛诰》记在此一年召公、周公先后抵达洛邑，此时洛邑已初步建成，但王所宅即王宫尚未建，召公先于周公在此“相宅”，周公又通过占卜，取得王居洛邑之吉兆，决定在洛邑为王修建宫寝。周公在此年请成王亲政，即“致政成王”，但在成王迁宅于洛邑前，洛邑不叫成周，金文中叫“新邑”，所以言“新邑”的器铭宜定在何尊所铭成王五祀前，如 士卿尊云“丁巳，王在新邑，初 ，王赐 士卿贝朋”（《铭图》11779），这应该是《洛诰》所记周公致政成王那一年（成王七年）年末王初次到刚建成的洛邑时。成王在此一年并未留居成周，而请周公留任成周，事见《洛诰》。自此至第五年洛邑王宫建成，成王迁宅于此，洛邑应自此年始称成周。何尊与毳尊、卣等器，既背景明确，纪年清楚，自然应作为讨论周初年代的材料。

西周早期诸王年代，因为没有具“四要素”（王年、月份、月相、干支）的金文资料，在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时即讨论的不深入，武王克商年的确定是综合商后期年代与西周（主要是中、后期）的金文历谱权衡得出的。此后，一系列新的青铜器铭发现（如 公簋铭文），使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突破了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且由于 簋等器物的发现，更使西周中期诸王在位年数有重新斟酌的必要，同时也使深入讨论西周早期诸王年代成为可能。

迄今所见能够作为探讨西周早期诸王在位年有用的、所属王年较明确的资料，可以排列如下：

武王元年利簋：珷（武王）征商，唯甲子朝（《铭图》5111）

《汉书·律历志下》引《武成》：“唯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天亡簋：乙亥，王又（有）大豊（礼），……丁丑，王卿（饗）大宜。（《铭图》5303）

《逸周书·世俘》：“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辛亥，荐俘殷王鼎。”（壬子、癸丑、甲寅、乙卯日陆续行礼）

武王在位年义方彝、义尊：惟十又三月丁亥

成王七年（周公摄政七年）《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周。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

成王五祀何尊：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

毳尊、卣：惟四月，王初 （延） 于成周。丙戌，王格于京宗，王赐宗小子贝。

成王去世年《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越翼日乙丑，王崩。”

康王十二年《毕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

康王二十三年庚赢鼎：惟廿又（二）【三】年四月既望己酉，王客（格）琱宫，衣（卒）事。……（《铭图》2379）

以上诸项历日资料之可信性是基本上为学界认可的。除金文外，书类文献中所详记的历日严谨有序，亦当出自史官实录。此外，小盂鼎铭文孤拓本记“惟王廿又五祀”“惟八月既望，辰在□□”，旧或以为“辰在”后面为“甲申”，因为文中有“ 若翌乙酉”，但“甲申”实不可见。《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也说明“甲申”二字“难于辨识，铭文中段缺字又很多，或有可能插有其他干支”，所以小盂鼎的信息暂可不用。

现以上举王年、干支为支点来试排诸王年历表。关于所设诸王在位年代需说明的是，穆王元年设为前996年是据金文资料推拟的，李学勤先生在考证静方鼎铭文时亦有同样的年代判定。以此年上推，设昭王为十九年（《开元占经》卷101引《纪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则昭王元年为前1015年；康王在位年为二十六年（《太平御览》卷84引《帝王世纪》“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崩”。上引庚赢鼎铭文记“廿又三年”，小盂鼎铭文纪制铭之年为康王二十五年），则康王元年为前1041年。

成王在武王逝世后继位，因年少而由周公摄政，第七年周公致政成王。但成王亲政时间，是从这一年计还是从次年计，历来学者们即有二说，笔者亦曾从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说，以周公致政成王年，即成王七年为亲政元年（即元祀）。但在本文排列历表中，即遇到如以周公致政年为成王亲政年，则会与属成王五祀（即成王亲政五年）何尊的历日不合，故下表采用了汉以后学者多采用的说法，以周公致政成王的次年（成王八年）为成王亲政元年（元祀）。成王自迁宅于成周始亲政，其在位年数，据文献与诸家梳理文献，主要有三十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均含周公摄政年数）三说。究竟以何者为是，应综合文献、金文历日资料，通过对整个诸王历谱的合理安排来决定。下边暂以下限三十年与上限三十七年为计，分别向上推溯武王克商年。

武王在位时间取三年说，详王国维《周开国年表》。王国维指出《史记》所记武王伐纣及崩年，根据《周本纪》是“武王既克殷后二年”崩，《史记》此条记载“根据最古”，《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已有疾弗豫，……武王既丧……”王国维云“《金縢》于武王之疾书年，于其丧也不书年，明武王之崩即在是年”。

综上述，以武王在位三年，成王在位三十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计，共59年，由前1015年上推59年，即前1074年。如假设前1074年为武王元年，以武王克商之年文献与金文历日信息检验其可否成立，如不能成立，则应由此年向上延长（由于设定成王不低于30年，故不能向下缩短年数）。依此原则，由于前1074年的历日不能与上述信息相合，故向上延及最少年数至前1076年。现以前1076年为武王元年。

据上举金文、文献记载之历日与暂设定的王在位年数，排定历日表如下表一（合天历日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岁首建正略有调整，有一个月的摆动）：

约昭王十三年（前1003年）以后，昭王始经营南国，派下属伐豺方，省南国设 ，在此时段内有若干件青铜器之历日可试作安排。

上表展示了西周早期诸王在位年数的一种可能性安排，是以设成王在位三十二年推测周初诸王年历的，如设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则武王元年，即为前1081年，亦可排周初诸王年历表如下（表二）：

康王元年（前1041年）以后历日表同以上表1。

公元前1081年与前1076年相差5年，按排年历表规律，则武王元年以公元前1076年或前1081年计时，文献、金文历日与历表相协的关系可以大致重现。

以上二表展示了西周早期诸王在位年数的两种可能性安排，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有关年代仍会不断修正，但会更接近西周真实的历日。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1期第8-15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和参考书目。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站或杂志。

作者简介：朱凤瀚，男，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古文字和青铜器等方向的研究。

引用本文：朱凤瀚.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7(0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