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徐志民在《日本学刊》2024年第2期上发表了《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与中日关系》（全文约2.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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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民认为，二战后，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并未被彻底清算，日本也未如德国一般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不仅如此，随着冷战开始、国民党败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放松了对日管制，日本右翼似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保守派学者歪曲侵略历史的奇谈怪论频出。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右翼分子、保守派学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强征劳工、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等日军暴行，加之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更激起中国及其他受害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和声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不仅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联动地区安全局势复杂化的潜在因素。

（一）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发端

日本历史认识问题既来自近代日本侵略战争及其强盗逻辑，也源于战后日本的无责任意识。1945年8月28日，战后日本首届内阁东久迩宫稔彦首相会见记者时，提出日本“军、官、民等国民全体都必须彻底反省和忏悔”，但其目的并非向战争受害者忏悔，而是向裕仁天皇忏悔，为侵略战争失败反省。特别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未起诉裕仁天皇，使得打着天皇旗号发动、实施和参与“圣战”的所有人，似乎也就“无罪”。这种审判现实与无责任意识对战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借助朝鲜战争“特需景气”、岩户景气、奥林匹克景气、伊弉诺景气以及越南战争带来的第二次“特需景气”，经济迅速复苏并持续高速增长，到1968年其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越联邦德国，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苏联，被誉为“经济奇迹”和现代化的“样板”。这些经济成功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原本就不愿认罪的右翼分子和保守派学者也趁机掀起了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从20世纪50年代初甲级战犯重光葵重提侵华战争“自卫”论，到1956年原陆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出版《大东亚战争全史》为日本侵略战争“正名”，肯定“大东亚战争”的谬论有了较大发展。

日本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自身作为受害者的同时，对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民众而言也是加害者，因而他们批判右翼分子、保守派学者错误的历史认识。本多胜一在1971年6—7月间访问中国，发现了战时日军在华暴行的相关史料，并通过《朝日新闻》报道和出版《中国之旅》曝光了这些暴行，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及其争论，首先发端于战后初期的日本国内，但在两国复交之前并未成为中日之间的主要问题。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复交，但田中首相及其他首相和阁僚模糊侵略战争的言行又为复交后的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

（二）历史认识问题为中日“蜜月期”蒙上阴影

1972年9月中日复交，1978年10月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随着中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经历了“石油危机”和“尼克松冲击”的日本，希望开发利用极具潜力的中国资源和市场，和平、友好、合作、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但是，日本国内对侵略战争记忆的“风化”和对历史问题正反两方面认识的博弈处于胶着状态，特别是右翼分子、保守派学者错误的历史认识在部分财阀、媒体等支持下不断扩大影响。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相关负面消息激起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与反感。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日本教科书事件和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这一时期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影响中日关系的典型事例。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历史的错误认识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这种社会基础又为各种歪曲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否认战争责任等奇谈怪论提供了滋生空间。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首相无视中国政府首次就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展开正式对日交涉，仍一意孤行地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一些中国学生表示强烈抗议，并举行了“九一八”事变纪念活动。鉴于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中曾根首相决定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社会基础和现实环境尚存，且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日民众感情恶化逐渐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的“瓶颈”。

（三）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瓶颈”

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也企图甩掉历史“包袱”而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一极”。右翼分子、保守派学者声势日涨，利用各种机会为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化学战、细菌战、强征劳工等日军暴行翻案，不断推出歪曲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鼓噪和推动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如此“闹剧”貌似声势浩大，实际却受到日本进步人士和不少市民团体的批评与抵制。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和声讨更将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推到事关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前沿位置。

这些历史认识问题往往以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爆发点，对中日关系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1997年1月30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会长藤冈信胜等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他们一方面批评日本主流的历史教科书记载了“错误”的、“片面”的、“特定”的观点，另一方面自行编撰肆意歪曲侵略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这些歪曲历史的日本教科书竟接连获得政府审定通过。中国外交部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也成了严重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瓶颈”。2001年至2006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直接导致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热”乃至“政冷经冷”的僵局。中国政府严厉批评其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原本开启了中日关系“破冰之旅”的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后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靖国神社，将刚刚缓和的中日关系又带进了“寒冬”。随着美国所谓“重返亚太”，提出“印太战略”，蓄意“脱钩断链”和打造“小院高墙”，岸田文雄从2021年担任首相以来无论靖国神社春季大祭还是秋季大祭均奉献祭品，甚至还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向靖国神社供奉香火钱，使原本已经“遇冷”的中日关系至今仍未迎来明显的“转暖”迹象。

（四）破解之道与现实障碍

面对愈演愈烈的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严重影响，中日双方围绕如何缩小历史认识分歧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讨论和共同研究。例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与中国学者孙歌发起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目的是实现“和而不同”的历史认识连带。中日韩三国的学者、教师、市民团体于2002年在中国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并成立“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正确地传递和记忆历史。2023年11月，第21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在韩国釜山召开，这已成为东亚民间联合活动的品牌。

日方提议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计划，曾因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搁浅，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再次提及，后经中日具体协商达成共同历史研究的“五点共识”，并成立以步平、北冈伸一分任中日首席专家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2009年12月，该委员会基本完成预定任务，在2014年出版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为以后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积累了学术基础。然而，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是“冰冻三尺”，与中国及其他亚洲邻国的历史“争论”亦非一朝一夕可解。学术讨论虽有助于彼此相互了解和增进理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毕竟还有不少因素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五）结语

有人担忧中日之间以及东亚地区能否解决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能否建立面向未来的共同历史认识。2023年3月，韩国政府公布了战时日军强征韩籍劳工的第三方代赔方案，以“屈辱外交”达成所谓日韩“历史和解”，但遭到了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可见，没有民意基础的“历史和解”只能是镜花水月，而被赋予太多国际政治考量的历史认识问题必将反噬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破解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和中日韩三国真正的“历史和解”，而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经贸往来等是其最好的辅助变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陈嘉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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