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云南和全国一样，考古材料的积累从宋代就已开始。宋人的金石学书籍中曾收录来自云南的铜洗和关于益州太守的碑刻。其后，各代书籍中对云南文物古迹多有记述。但云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即1939-1941年吴金鼎、曾昭燏等奉前中央博物院的派遣在洱海周围进行的调查和发掘，此次考古成果汇集为《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一书。（见汪宁生《云南考古》）

此后，云南文物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这些先生们，用自己的智慧之光，照亮了文化传承之路，他们是我们不应忘记的点灯人。

本专题所记，仅为其中的少数几位。他们中的更多，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致敬！云南文物考古事业的先生们（二）

谢饮涧先生与《孟孝琚碑》

《孟孝琚碑》是云南境内迄今尚存的最古老碑刻，亦是云南唯一汉碑，被誉为“滇中第一古石”。是第一批云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碑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土于昭通城南的白泥井“梁堆”之前，今存于昭通市。

孟孝琚碑碑亭

《孟孝琚碑》原石局部

孟孝琚碑拓片（局部）

该碑出土时上截断失，现存残高1.33米，宽0.96米，厚约24厘米，碑文隶书，共存260字。

碑文记述了汉代武阳令之子孟广宗（字孝琚）的生平事迹。它是研究汉代书法、汉画、文学的重要依据，亦是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珍贵实物资料。

由于该碑已残，因此给后人考证立碑年代及释读碑文内容带来很大困难。多年来，海内硕学名儒纷纷发表论著，加以考证。著名者如杨守敬、罗振玉、梁启超、陈荣昌、袁嘉谷、王仁俊、黄膺、赵藩、方树梅、袁丕钧、袁丕佑、李根源、陈伯陶、吴其昌、由云龙、方国瑜等并邑人胡国桢、谢崇基、张希鲁、谢饮涧。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立碑年代，有西汉河平四年，东汉和帝、桓帝之世，建安年间诸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谢饮涧先生（1906-1997年）以孟碑同里之便，考证碑文，证以史志，提出孟孝琚碑于东汉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十一月八日乙卯安葬时所立，在干支、官制、风俗上均可立论，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碑文内容，诸家对逸失之字数有多种观点，有每行缺七字说、上缺三字说、上缺但字数未详等，谢饮涧提出缺八十八字说，并将八十八字全部补齐，成为孟碑补文的经典成果，较之陈荣昌、袁丕均等学者的补文，学术界认为谢氏的补文最为可信。

以精确的字数补文难度巨大，需要具备精深的传统文化学养，由云龙这样评价道：“依原碑文字，补其上方剥蚀之八十八字，风格醇古，几与原文语气无别。”

从1937年到1985年之间，饮涧先生一共撰写了《孟孝琚碑考释》等8篇文章对孟孝琚碑进行解读，他将传统考据学与近现代考古学的方法熔于一炉，其学术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是孟碑研究史上的代表。

谢饮涧对金石学深有研究，学者由云龙在《书谢饮涧先生孟孝琚碑考后》一文中这样写道：“……又谢君研学斋题跋中，尚有《阳嘉鱼鹭洗文订误》《释阳嘉鱼鹭洗文》为‘阳嘉四年青岭’，补释《汉永寿元年李季上石门摩崖》《唐袁滋摩崖跋》诸作及《南诏铜镜铭文补释》，均极精确。”谢饮涧还撰写了《昭通东晋壁画墓记》等文章。

对于地方文物的搜集保护，先生孜孜以求。1956年，豆沙关的唐袁滋题名摩崖刻石被人取出并转移到大关县城随意弃置。经先生多方奔走，摩崖得以原物原样嵌回原处。此外，先生对昭通中寨村古墓壁画、东晋霍氏壁画墓等文物古迹的保护均竭尽心力。

谢饮涧在书画上造诣精深，并先后任教于省立昭通中学、昭通女师、昭通女中、昭通师范学校，他为培养家乡后学奉献一生。

参考文献：

• 成联方：《几与原文语气无别——谢饮涧补<孟孝琚残碑>所缺八十八字及其可信性探析》，载于《中国书法》2018年第9期
• 陈孝宁：《昭通汉<孟孝琚碑>译释——谨以此献给该碑出土九十周年》，载于《昭通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 鲁刚：《云南昭通东汉<孟孝琚碑>史料价值举隅》，载于《贵州民族研究》（总第75期）
• 陈孝宁：《昭通东汉<孟孝琚碑>浅探》,载于《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10期
• 唐靖：《东汉<孟孝琚碑>书法风格及其历史定位》，载于《中国书法》2018年第9期

策划：陈一览 撰稿：苍洱

美编：郑舒文 编辑：陈金珊 校对:杨雯玥

审核：邢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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