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北方政权对契丹的威胁

神册元年，后契丹的南下军事经略方式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神册元年（916），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后转攻振武军李嗣本，似也是因受振武军威胁的缘故。阿保机所攻“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位于振武军下的麟、胜两州之地，李嗣本除任振武军节度使外，又为“威信可汗”，这表明李嗣本不仅管理振武节度使辖区内的汉地城池，还管辖着位于此区域的“诸蕃”。

阿保机对此地“诸蕃”的进攻也必然受到李嗣本的扼制。如果说为维护草原秩序，中原北方政权对契丹的军事态度只是扼制的话，因“云州背盟”后唐对契丹的军事态度则趋向于征服。

唐天祐二年（905）阿保机与李克用会盟云州（今山西大同），阿保机承诺以“精骑两万”助李克用南下进攻朱温。

在此前唐天祐元年（904）八月，朱温因怕唐昭宗“变生于中”而杀害了昭宗，这激起了中原其他藩镇的强烈反应，皆意欲举兵攻梁。朱温为镇压藩镇不满，首先集中兵力对淮南用兵，这一战直至天祐二年（905）十一月为止。

若此时李克用兴兵南下，无论是政治与军事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李克用在这一年无任何行动，恐怕就是在等待契丹的军队。契丹的背盟使李克用失去了逐鹿中原的重要机会，也因之李克用有征服契丹之决心，而晋唐与契丹间遂埋有累世不解之仇雠种子。

后梁开平二年（908），李克用死时，“临卒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阿保机也意识到了他与晋王政权之间的矛盾之深，故曾言他与晋王的关系是“彼此仇敌，俱有恶心”，这也表明契丹与晋王政权陷入了绝对的对立，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己方的外患，欲灭之而后快。

因此，李晋与契丹一战早晚会发生。

只是当时李存勖与后梁相持，不愿轻起边衅，李存勖在灭亡后梁后的确是存在着北征契丹的计划。李存勖在击败后梁后，于后唐同光元年（924）十二月，曾招其兄李嗣源回汴州（今河南开封）“部署大军”，并亲自领军“自宣武军北征”，“如幽州御契丹。”从这一点来说，李存勖立国初期的确有意解决契丹问题，完成其父心愿。

天显元年（926）契丹东征渤海时即遣使至后唐，其意是“伪修好于我，虑乘虚掩击故也”。

天显十一年（936）辽太宗在南下河东胜利后，应天太后曾对赵德钧言：“吾儿将行，吾戒之云：赵大王若引兵北向渝关，亟须引归，太原不可救也。”可见在获得燕云十六州前，后唐对契丹的军事威胁始终存在，只是此阶段的后唐以征服中原其他地方政权为主要目标，暂时采取不主动攻击，而是利用其他北方草原游牧部族遏制契丹的方针。

一旦后唐完成统一事业，解决契丹问题也一定会提上日程。对阿保机来说，为在草原扩张以及维护契丹安全，他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当阿保机平定诸弟之乱后，来自契丹内部的威胁已得到解决。同时，李存勖此间将主要精力集中于黄河沿线，北方边防空虚。这让阿保机认识到此时是解决李晋威胁的最佳时机，故而在神册元年（916）后阿保机频繁南下汉地。

维护草原扩张与安全利益，是契丹南下的重要原因，那么阿保机以何种经略方式来达成这一目的呢？此前学界认为阿保机旨在建立一个包含中原的大契丹国，且认为游牧武力强于中原，故而太祖南下的经略方式就是征服中原。

对“征服中原”方式的探讨

从军事力量上来看，征服中原实难成行，毕竟同样作为游牧部族的沙陀势力武力也十分强盛。阿保机在称帝之初，整个北方恐无有与沙陀直接抗衡者，且从后来的战果看，契丹也确是屡战屡败。可见在唐末五代，军事层面应是南强北弱而非北强南弱。只是当时契丹总是作为主动进攻的一方，使人们产生其实力应强于后唐的错觉。

契丹无法在军事上占据优势，那么对敌国土地的全面占领亦不能实现。

阿保机在神册元年（916）西征后，虽攻陷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地，但却均未尝试有效占领。神册二年（917）围攻幽州二百余日却无所获，亦可证明，契丹想通过彻底征服中原政权，来消除威胁的目的难以达成。

由于契丹军队南下作战时间都较短，也并未对这些区域进行长期有效的占领。且这些南下作战多是受到中原叛乱藩镇的引诱，契丹的主动性并不强，故而尚不具备充分证据，说明他们具有一个如此长远及持续性的大战略。

军事制衡方式的运用

实际上在军力不逮，无法彻底征服中原政权的情况下，契丹更多的是谋求对后唐形成军事制衡，以达到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利益的目的。其军事手段表现在契丹南下河北时期的两类军事活动：一是争夺特定的军事要地即幽、平二州。

二是受中原强藩邀约的南下军事支援。通过这两类军事活动，形成对后唐的内外军事压力，迫使后唐无法对契丹形成有效的攻击，从而达到对后唐的军事制衡以维护自身安全。下面就对这两类军事活动进行具体分析。

争夺幽、平二州的战争。

《辽史·兵卫志》载，契丹南伐“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及行，并取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渝关等路。”契丹所取诸路尽在燕山山脉一线，幽、平两州境内。当幽、平二州在中原政权手中时，这些关口实际上是中原王朝北进的关口，从刘仁恭到后唐能对契丹形成持续性威胁原因就在于此。

契丹对幽、平二州的争夺其目的在于控制这些关口，对汉地形成有效制约，阻止来自河北的北征并能形成随时南下的战略优势。

对幽州的争夺。神册二年（917），卢文进投降契丹后，契丹以其为向导大举南下。此次南下不仅是阿保机亲自率领，且军队规模庞大“声言有众百万，毡车毳幕弥漫山泽。”

从作战过程看，契丹围攻幽州时，使“卢文进教之攻城，为地道，昼夜四面俱进，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为土山以临城，城中镕铜以洒之，日杀千计，而攻之不止。”对幽州的围攻持续了两百余日，这在契丹其他时间的南下战争中少见。虽然后来阿保机“以大暑霖潦，班师。”但仍然留其心腹大将曷鲁继续围攻。且在进入居庸关后，虽派遣述律后弟“阿骨只为统军，实鲁为先锋东出关略燕、赵”，却最终以“不遇敌而还。”

可见阿保机并没有占领其他城池的目的，而只在夺取幽州。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李存勖与朱温正激战于魏博境内，晋王大军后方空虚。契丹具有偷袭晋王军队的绝佳战机，但契丹并未遣军南下，可见契丹似乎更愿意面对自顾不暇且混乱的中原。

神册六年（921），由于新州防御使王郁的投靠，契丹再度从居庸关南下。

契丹此次南下的目的是为了援助镇州节度使张文礼。但在入居庸关后，契丹首先对幽州进行了数日的围攻不克后，方南下镇州。天赞二年（923）契丹在攻下平州后，于四月“尧骨军幽州东”进攻幽州。契丹虽最终未攻陷幽州，但这种对特定地点的进攻，表现出契丹对战争规模的自我克制，以及其明确的军事目的。

此外，天显元年（926）六月，后唐姚坤告哀契丹时，阿保机曾言“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

学界常常将“我要幽州”一语认为是阿保机欲征服中原的力证，而后两句则为契丹虚饰之言。

若结合契丹对幽州明确的军事目标来看，“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入汉界”并非虚饰之言，而是表现了阿保机将幽州作为其防御前线的真实意图，从而谋求与后唐达到真正的军事平衡。对平州的争夺。

阿保机曾为化解刘仁恭踰摘星岭进攻契丹腹地的威胁，而遣阿钵进攻平州（今河北卢龙）。虽首次进攻并未取胜，但并没有动摇阿保机攻占平州的决心。

太祖六年（912），阿保机在亲征术不姑回军时，趁晋王军队进攻刘守光，“命弟剌葛分兵攻平州。”但此次并未实际占领平州。神册元年（916）后，阿保机开始加强对平州的进攻。神册二年（917）、天赞二年（923）契丹两次对平州发起了主动进攻，并在攻下平州后，任卢文进守平州。

契丹在占领平州后，并未以平州为跳板，大举南下攻城略地。

而是利用平州作为南下袭扰的基地，在河北北部“杀掠吏民”、“抄掠粮草”，致使“卢龙巡属诸州为之残弊。”燕北地区的破坏，就使后唐很难利用幽州作为其未来北进的基地。同时平州的占领也掣肘了后唐未来对北方草原的军事活动，因为其必须时刻防御来自侧方的进攻。

总的来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北征幽州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受到来自平州的契丹援军打击。显然，阿保机通过占领战略要地，维持契丹在河北的军事存在，就是为了能够对后唐形成外部压力，制衡后唐对草原任何可能的军事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