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初期对朝鲜半岛的外交政策变化，学术界早已有多篇文章或专著进行探讨，如拜根兴师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汪高鑫《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吴葆棠《唐与新罗关系研宄》、刘海霞《藩国与羁縻地方政权》、李德山《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等。

这些文章大都以东北亚国际秩序为视角，论述了唐对朝鲜半岛外交政策的变化过程，并普遍认为这个过程是逐渐从

“采取缓和矛盾、恢复关系、承认现状、回避冲突、尽量不介入朝鲜三国争斗的方针”演变到与新罗结盟、共同对抗高句丽与百济的。

但是否唐从建立之初就拥有东亚世界的大局观，其对三国的政策最初便是承认现状、回避冲突呢？唐高祖武德年间对朝鲜半岛三国采取同等对待、不插手其内部事务的看法是否是完全正确的呢？

随着中韩两国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的深入，近年来出土的一些新的金石及实物史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分析这个问题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而在韩国公州市公山城出土的“口口行贞观十九年”皮漆甲铭文则对我们重新探讨此时的唐朝政策及与百济、新罗的关系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唐高祖时期对半岛政策的摸索

对于唐高祖时期的半岛政策，有学者认为“在武德年间，由于唐朝受国内战乱和社会经济凋敝等因素的制约，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尚无余力构建以唐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

对于同朝鲜三国的关系，则采取缓和矛盾、恢复关系、承认现状、回避冲突、尽量不介入朝鲜三国争斗的方针。

”

诚然，在唐建立初期，外有强大的突厥虎视眈眈，内则因隋末动乱后，经济凋零，急需稳定政局、安抚人心，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唐高祖选择极力回避朝鲜半岛的问题呢？

稳定政局自是唐高祖的主要任务，但隋征高句丽而亡国的教训就在眼前，有鉴于此，虽没有建立长远的外交政策，唐高祖也不应会对朝鲜半岛置之不理，采取回避冲突的政策。

稳步之下的利益争夺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巧合的是高句丽荣留王的即位恰是与唐朝的建立同年，也就是说，原先统治隋与高句丽的君主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两国处在重新建立关系的重要时刻。

面对这样一个机会，高句丽王出于稳定政局和对新王朝进行刺探的打算，于公元619年“遣使入唐朝贡”，

但如上所述，唐朝君臣对隋朝末年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是极其清楚的，面对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唐王朝无疑会对此有所防备，且从《武德中镇抚夷狄诏》以及后面的武德二年、三年高句丽均无派使臣来看，唐高祖对此次觐见应是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

但到了武德四年，事情出现了变化：这一年，唐册封鞠鞴首领突地稽、朝鲜半岛的三国均派遣了使者到唐朝贡，史载：“三月，庚申，以秣鞲渠帅突地稽为燕州总管。”

高句丽“四年，又遣使朝贡”百济“扶余璋遣使来献果下马”新罗“武德四年，遣使朝贡”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和高句丽遣使入唐时间是在七月，而百济则是在十月，也就是说唐高祖册封突地稽的时间是在三国遣使入朝之前。

而突地稽者，粟末鞋鞮首领，本归附高句丽，但“开皇中，粟末榦輯与高丽战，不胜”，后于隋炀帝初年“率其部来归，隋于营州之境……置辽西郡，

以处鞋鞴降人”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高句丽与突地稽两者关系本极为密切，但随后却因而多种原因而反目成仇，最终选择投奔隋朝并参与了隋朝征伐高句丽的战役。

朝鲜三国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入唐朝贡，不由令人深思。有鉴于此，笔者以为正是因为唐朝册封突地稽的行为深深触动了三国的敏感神经，担心唐朝是否意图对朝鲜半岛采取某些行动，于是便采取遣使朝贡的方式试图进行测探。也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猜想唐朝并非是对东北亚完全采取回避政策的呢？

而在此后，武德四年和武德五年的使者派遣情况则给我们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当然，也有可能有派遣其他使者出使高句丽和百济，只是因为史料流失而没有流传下来，对此只能存疑。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武德四年时发生的唐册封榦鞲首领突地稽一事以及单独派遣使者出使新罗都显示了唐朝廷并非是碌碌无为、对朝鲜半岛采取回避政策的。

再则，武德五年：“上以隋末战士多没于高丽，是岁，赐高丽王建武书，使悉遣还；亦悉州县索高丽人在中土者，遣归其国。”“及文轨混同，天地交泰，言归初服，获庇旧庐于八□。八狄来王，九译书黉。爱俾旧德，慰答款诚。武德五年，招假通直散骑侍郎，授以旌节，为聘新罗国使。溯□碧海，逾越青丘，斑（班）我正朔，易其冠带。复命天府，帝有真長”

关于第一则材料，在《旧唐书》卷199《东夷传·高丽》则有更加详细的叙述？，韩昇认为这是唐朝意图“对上一代战争的善后处理来缓和紧张关系，结束战争状态，修筑新的关系基础”，

并进一步提出由于唐朝尚未确立自己的世界战略，所以高祖是在申明双方是在藩属基础上“方申辑睦，永敦聘好，各保疆场”，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策。

但由上所述和第二则材料中的遣使到新罗则让我们觉得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拜根兴师在《唐都长安与新罗庆州》中曾引用这则材料，并论述“唐朝此时还未形成切实的朝鲜半岛策略……，至少唐朝在对新罗与百济关系上，明显表现出和新罗的亲近感……，高句丽百济一些令唐朝隐约不快的举动，新罗自身频繁的遣使来唐，

期待与唐朝建立真正的宗藩关系，促使唐廷和新罗有了一种天然并无可替代的亲近，并在此后唐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那么具体情况到底如何呢？有必要联系当时的整个东北亚局势来进行探讨。武德五年，

唐朝基本实现了中原一统，虽然内战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但是当时的主要斗争已经转移到了唐与东突厥双方之间，这也使得唐朝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了东北亚地区。

再加上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块心病，其危险程度不比正值盛势的东突厥低，故相对于拜根兴师所说唐明显表现出了和新罗的亲近感，毋宁说，唐朝此时派遣使者出使新罗

，一是为了联络感情，二是摸索对朝鲜半岛应采取怎样的外交政策，

且采取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唐朝就开始对新罗有极大好感，只是体现了唐朝试图寻求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措施而已。

综上所述，

从对突地稽的册封而促使三国的同时来朝，在次年又分别派遣了使者前往高句丽和新罗的行为来看，在高祖前期，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唐朝对东北亚地区并不是完全采取回避政策，

而是试图摸索出与朝鲜半岛三国进行有效交流的外交政策，并且在这个摸索过程中，唐王朝着重与新罗进行交流，而这也跟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之间战和不定、百济国“首鼠两端”有着直接的关系。

朝中强硬风格的兴起

武德七年，唐遣使前往三国，同时册封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为王，与三国建立了君臣关系，尽管这样一种君臣关系只是形式上的。但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旧唐书》卷199《东夷传·高丽》提到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符。高丽称臣与隋……”，

关于这个问题：韩昇认为“唐高祖在棘手的高句丽问题上举棋不定……在具体的外交行为上也就只能以临时举措敷衍”。

熊义民“认为高祖在此前对高句丽都显得有点冷淡，此时突然提起领土问题，说明高句丽此前与唐朝的交往包含着趁唐朝还无力争夺辽东时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争端的努力……。武德七年，国内日益统一，打破东突厥的国际霸权就成为唐朝所面对的首要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与高句丽的合作，既伐东突厥之交，断其左臂，又树立唐朝的国际地位。

为实现这一目的，高祖甚至不惜从传统立场上后退，放弃领土要求，只是因裴矩等人的反对而作罢，不过应搁着了领土争端，默认了既成事实，暂时满足了高句丽的部分要求，才实现了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刘海霞“

高祖认为之前对高句丽的册封是名不副实的，高句丽不肯称臣，隋朝的封授制度实际上是对于高句丽没有约束力的

。唐高祖说得虽是事实状况，但没有认识到册封传承的重要意义。虽然在唐高祖看起来对于高句丽的册封是不必要的，但实际上绝封、承认其敌国身份，是将高句丽的地位抬高，相应也就降低了唐朝的地位，这样做的危害性更大。”

此事是记载于《旧唐书》卷１９９《东夷传》中，并系于唐高祖武德七年册封高句丽之后，不由令人奇怪，为何在册封之后唐高祖还要询问大臣是否要放弃高句丽？是否如上述所说的是因为举棋不定或是因为要征伐东突厥而选择对高句丽让步呢？或是高句丽做了什么事情令唐朝感觉有必要放弃这一领土呢？查阅《旧唐书》、《新唐书》、《三国史记》等史籍，却并无发现此种现象。

而在《太平寰宇记》、《通典》、《文献通考》等书中，均将此事系于唐高祖“武德八年三月”，更是令人疑惑。再结合“务共安人，何必受其臣”这一句话时，笔者以为，此事发生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在唐高祖册封朝鲜三国之前，即武德七年三月。

若是如此，便要回答唐高祖为什么会在此时询问大臣是否放弃高句丽这个问题？这样子反映了唐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变化？

而且当我们反过头来思考高祖说允许高句丽可以不臣这句话时，这也就是证明在此之前唐高祖仍旧是将高句丽视为自己的臣子的。

时提出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为了与朝臣探讨应该如何应对高句丽这一心头大患。如上所述，唐高祖在初期便试图运用外交手段与新罗进行交流，并尽力从高句丽手中获取最大利益，

而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唐朝势力也发展到能与东突厥分庭抗礼之时，如何正面对待高句丽便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经历了隋朝因征伐高句丽而造成的国力衰退的情况后，唐高祖并不希望再次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高句丽这个隐患，这对刚刚稳定下来的唐政权明显不是最好的选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朝臣的态度至关重要。

那么朝中重臣温彦博和裴矩二人的态度在此时又包含了怎样的深层涵义。

面对着唐高祖的询问，二人答曰：“辽东之地，周为箕子朝鲜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

综上所述，唐高祖时期对朝鲜的政策并不只是停留在“采取缓和矛盾、恢复关系、承认现状、回避冲突、尽量不介入朝鲜三国争斗的方针”，

而是具体表现为在前期在与高句丽保持一定的距离情况下，试图利用三国之间的对立关系以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加强与新罗、百济的关系。

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如何正面处理高句丽问题便提上了日程，而在唐朝中央主政的大臣中如温彦博和裴矩对于高句丽这一存在的威胁是具有深刻的认识的，是主张对这以隐患采取措施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唐高祖也逐渐地改变了原先的外交方式，试图寻找出一种更加为之有效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