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

现代的社会福利一般被认为是普惠性社会福利。

其主要包括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

而古代虽然没有“社会福利”这一提法，但已经初步具备了相应的意识。

只是，这种福利并不拥有普惠性，仅限于难以保证基本生活的特殊群体。

这就是所谓的特殊福利。

秦汉时期，该福利受到普遍关注。

官方明确立法，文人著书立说，民间慈善互助。

就这样，秦汉的特殊社会福利体系在各阶层的共同努力下逐步走向完善，谱写出中国古代人文关怀的华美篇章。

法律政令者，规矩绳墨也

首先，法律是特殊福利制度的保障。

先秦已经有保息六政、九惠之教的教纲。

这为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政策广泛施行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秦律中已经出现了对残疾者及高龄者实行特殊待遇的律文。

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及，对于废疾和免老的申报必须落实。

因为这涉及一定的优遇，要杜绝弄虚作假的情况。

《为吏之道》中同样涉及到了社会特殊群体。

比如，“慈爱百姓（孤寡穷困、老弱独转）”。

文献特地在“慈爱百姓”后强调特殊群体，显然当时的政府官吏对这一部分群众十分重视。

等到汉朝，律令明确列入社会福利的实例。

我国古代自然灾害多发，自然灾害造成的灾荒不算少数。

遇到这种情况，仓律就是特殊群体得以维持生活的重要基础。

比如，汉光武帝曾言：

“水旱蝗虫为灾……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

其中，六十丧妻叫做鳏夫。

五十丧夫叫做寡妇。

年幼丧父称为孤。

年老而无子称为独。

而癃指衰弱多病。

显然，汉朝对于孤儿及穷困无生活保障的人群实行特殊照应。

此外，为表对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抚恤，汉朝对他们往往会减轻刑罚，以宽大处理为原则。

如甘肃出土的《王杖诏书令》明令规定：“孤、独、盲、侏儒，吏不得擅征召、狱讼。”

即保护生活困难、身有不便的群体不被官僚随意欺压。

同时，《汉书·刑法志》里也记载了对未成年儿童的恤刑：“年未满七岁，犯殊死者……得减死。”

在别的文献典籍中，体恤鳏寡孤独者的要求同样被载入卷籍。

至于生养制度则是保障妇女权利的特殊政策。

东汉时期的《胎养令》，在高帝时《产子复令》基础上，给予妇女更多的福利优惠政策。

其明确表示，赐予妇女粮食，免除三年的算赋和一年的徭役。

此举保证了当时妇女的权益。

在一定程度上，和现代的生育保险有相似之处。

其学说盛行于时，宗旨纯正

秦王朝统一天下，煊赫一时，却重用严刑峻法。

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秦朝走向崩溃。

秦王朝的短命给予了西汉王朝深刻的教训。

士人阶级对此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向西汉统治者提供了初具雏形的社会福利思想学说。

代表人物有贾谊、晁错、耿寿昌和董仲舒等。

在经济上，贾谊提出了“富安天下”的观点。

即，轻赋少事，不夺民时；力戒奢侈，用之有节；增加积贮。

晁错是和贾谊同时代的人。

自然，他的思想倾向也与贾谊非常相近。

其撰写《论贵粟疏》等奏章上书，社会福利思想可概括为

“贵粟备荒论”

。

此论强调了粮食储备在社会救济过程中，道德

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他们认为灾荒的成因不仅有自然因素，还有富商、官僚及贵族勾结霸占财富的社会因素。

正是这些人使国家应对灾荒的能力减弱。

因此应该禁奢侈风气，入粟受爵。

在粮食问题上，应限制富有者，以保证贫穷者的利益。

这无疑体现了社会福利中惠民、利民、安民的仁政思想。

耿寿昌则提出了建立利好农业发展的

“常平仓”

制度。

他上书帝王：“以谷贱增其贾而籴（买进粮食），谷贵时减贾而粜（卖出粮食），名曰常平仓。”

可见“常平仓”通过政府介入，维系民众的正常生活，有灾荒救助的功能。

不仅如此，后世继承了这个制度。

其成为历代灾荒救助的主要手段，在灾荒的紧急情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的社会福利思想，可以总结为

贫者养生论和限民名田论

。

二者都是针对社会贫富分化的理论，

前者强调“以利养民”，限制大富者，救济大贫者，使贫者足以养生。

后者强调抑制土地兼并，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和限度，将社会特殊人群的生存权利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紧密相连。

在封建社会的局限中，能够认清社会问题的本质，董仲舒的思想已经达到极为成熟的高度。

东汉时期，王符在前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爱民”、“恤民”。

他认为民众在国家盛衰与社会的变革发展中的影响重大，滥用民力必然导致民穷国乱。

所以要爱惜民力，以人为重，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

王符的思想成为社会福利学说中重要的思想资源。

这些士人提出的社会福利思想随着历史的发展，覆盖面越来越广。

保障措施也越来越具体，逐渐形成了对后世颇具影响的社会福利保障思想。

与此同时，这些主张臻于完善，形成了系统而严密的体系。

民间慈善与互助事业

虽然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是以官府为主体的活动。

但民间并不缺乏相关互动。

人民自发结成组织，对社会无助的特殊群体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慈善”。

这种活动有效地弥补了官方在某些领域的不足和疏忽。

历史上的慈善主要由宗族来实施。

而宗族作为民间基层与官府连接的乡村社会基本单位，往往掌握着一定的经济资源。

这便为宗族内部的互助奠定了基础。

在抚养孤儿等弱势群体方面，族内的孤儿寡母一般为同族人所收养。

这是一种单向式的救恤。

收养者并不会借此侵占被收养者的财产。

同宗族内的有钱人们也经常会拿出钱财、粮食、布匹等生活物资，救助那些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弱势族人。

如果遇上了灾荒，宗族内部也会进行赈恤救济，以解决受灾族人的温饱问题。

当然，政府的政策也对宗族的社会福利行为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

比如，东汉政府规定乡村社会对“让财救患”者，有“扁表其门，以兴善行”的职责。

即，以挂匾的方式，表彰实施善行的人，以促进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另外，汉代还出现了一些

民间互助组织

。

面对灾害和贫困，秦汉民众积极互助，

邻里互助

的情况较为普遍。

如东汉官僚伏湛所言：“今民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物，悉分奉禄以赈乡里。”

社会福利制度是以人为本的最好体现

而人民的力量，是维持秦汉社会福利体系延续的重要力量，是中国社会福利史的创造主体。

二者互相成就、相得益彰。

慈善互助的色彩融入中华民族的风尚之中，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意识。

结语

社会福利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统治者立法，确立了特殊社会福利的制度内容。

士人立说，诠释了特殊社会福利的思想价值。

民间共信共行，真正实现了特殊社会福利的普及。

三者各司其职，共同构成秦汉社会福利体系，奠定了我国传统美德中扶贫济困、敬老助残的高尚风气。

后世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制度中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

参考文献

《汉书》

《社会保障制度史》

《中国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