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是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古代封建政权经济发展的必要一环。自从中国人类文明开始形成以来，度量衡就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将春秋战国时期复杂混乱的度量衡制度有机地统一，有力地巩固了封建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之后几百年的发展中，度量衡制度逐渐完善。

唐代和五代十国时期更是度量衡制度发展的巅峰。

一、度量衡的选择

关于度量衡制度的制定和选择，秦汉之前的古人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认知，他们的想法是建立在理想的基础上，并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

唐朝的皇帝和政治家认为度量衡制度是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据《唐会要》记载，公元643年，初唐名臣颜师古提出更新度量衡理论，从事物发展的规律出发，简化复杂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度量衡。

据《唐律疏议》记载，唐太宗采纳了颜师古的建议，继续使用新莽时期的累黍学说，并在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延续了大制和小制两种标准，并且明文规定大将北方的秬黍视为参照物。

一粒秬黍的宽度为1分，100粒秬黍的重量为1铢，能容1200粒秬黍的容器为1龠，比如小制中“量”一斛十斗、一斗十升、一合十龠；“衡”一斤十六两、一两二十四铢、一铢百黍；“度”一丈十尺、一尺十寸、一寸十分。

而大制的标准也是固定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厘米左右，一升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六百毫升，一两大概是四十二克；小尺不到大尺的三分之二，小两是大两的三分之一，小斗是大斗的三分之一。

而最令唐朝人骄傲的是，唐朝容积单位“十龠为合”的十进制，以及“开元通宝”钱的发明，突破了西汉时期的二进制，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另外唐朝的法律也严格规定大小制的使用范围，唐朝有明确的规定，据《唐会要》记载，小制的度量衡一般用于音律、历法、中医和礼仪服饰等当时的高精尖领域，而其他的方面使用大制。

这种大小制同时作用是综合了唐朝的经济形势、社会习惯和民风旧俗，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中国古代度量衡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度量衡的制造

唐代中央制造度量衡的机构并不单一，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太府寺。

了解唐史的朋友都知道，唐朝施行租庸调制，向地方收取的税物主要是布匹绸缎和米粟谷物，而太府寺在初唐时期负责税收，这类的物品数量和尺寸不好统计，只有建立度量衡才能够保证税收的正常运作，因此制作和颁行度量衡就落在了太府寺头上。

根据唐朝的律法《唐六典》，太府寺的职责是创制出通行全国的度量衡样式，然后颁布到地方的各州各县施行，据《唐会要》记载，当时京都长安颁发给诸州县的是铜制的度量衡。

所谓“度”测算的是器物的长短，“量”测量的是器物的体积和容量，“衡”测量的是器具的重量。

然而世界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特例，唐代中央主掌礼乐事务的太常寺也制造过度量衡器，但只是太府寺机构的补充和替代品。

据《新唐书》记载，贞观年间太常寺曾制造铜斛、秤、尺、升、合等器物的度量衡式样，只不过和当时太府寺定制的度量衡样式有差别。

第三个制造度量衡的是中尚署，由于其是皇室机构，负责的范围相对较小，制作出来的度量器物绝大多数供皇帝享用或赏赐功臣。

三、度量衡的管理

1.管理机构

唐代中央管理度量衡的机构主要是太府寺和金部司。

在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都有管理集市的机构，除了度量器物之外，他们负责管理城市商业买卖活动，核验交易货物的真假，而太府寺总揽唐代度量衡的制定和颁行。

据《唐六典》记载，隶属于户部的金部司有时也管理度量衡，其中人员包括金部郎中和员外郎；而管理度量衡的机构主要是各地的州县仓曹，其职责中有一条就是度量。

2.检查校定

规则总有漏洞，即便是中央制定的标准样式，同样也会出现各种误差，一定时间内的检验和审查就必须存在。唐朝太府寺除制定和管理也负责检校度量衡。

但是新的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全国各地的度量衡出现偏差，都要派人前往长安检验的话，路上需要消耗的运输、交通和人员饮食成本不可估量，效率也不可能达到最佳。

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唐朝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唐会要》记载，唐玄宗在位期间，唐朝政府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建立各地不同的检校机构，规定每年八月校验印署度量衡，在京者送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送所在州县官府平校。

四、度量衡的法律

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国家发展鼎盛时期，其在吸收魏晋南北朝混乱法制的教训之后，制定严格的法律条文管理重要的度量衡。

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就是《唐律疏议》，其对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在《唐律疏议》的内容中，对于度量衡的监管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出现错误或偷漏现象惩罚会很严重，比如校验过程中出现斛斗秤等器具不平衡，制作的人要受七十杖刑；而负责校验的人当时没有发觉，就会被杖打六十。

如果同伙知情不报，和以上的人按照相同的刑罚处置，实际上这种法规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制造和检校工作的失误。

除此之外，唐朝政府严令全国百姓不准私自制造度量衡，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种行为和贩卖私盐一样，都是藐视或反抗朝廷通知的谋逆行径。

只不过和真正的造反相比，程度较轻，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井然有序，所以处罚也只停留在了笞刑上，比如在交易市场上使用私造不平的器具鞭打五十、虽然平整但没有官方刻印的鞭打四十。

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当时中国并没有统一的封建国家，战争和杀戮从未停止，割据的藩镇和军阀一心只想争夺国家政权，自然疏于制作和管理度量衡，只能亦步亦趋，因循守旧。

不过其中也有做出贡献的人，比如后周的大臣王朴在西汉累黍造尺的基础上定音律，比王莽时期的标准要长，在当时的乱世中实属不易。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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