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就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近代以前，广袤的区域之间，各地经济联系有限，而施行统治的通讯手段和技术工具都相当落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有其历史作用。

但是，皇帝制度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那就是缺乏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机制。到唐朝逐渐完善的谏官制度，对此可以说是一个补救措施。但是，谏官拿什么来说服皇帝呢？由商周时代的“天命”思想演变而来的“天意”有一定作用；孟子以来特别强调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意）也有一定作用；东汉以来大行其道的谶纬及其流衍祥瑞与灾异，也成为警示帝王行为的一种约束力量；宋代以后，祖宗之法又成为限制守成君王的一种规范工具。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约束手段。在皇帝制度下，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手段。于是，皇帝的行为只能靠皇帝自己来约束，这就是皇帝制度中强调“克己”的重要性。范祖禹提出：“人主之所行，其善恶是非在后世，当时不可得而辨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行事的是非对错，当时怎么能够辨别呢？由谁来判断呢？集权制度下，倾听谏官的意见能解决问题吗？

谏官的言论，皇帝不听怎么办？因此，皇帝的准确判断和自我约束就显得尤其重要。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所表现得最充分的一点就是强调皇帝要有自知之明，要克制自己、约束自己！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国祚绵延三百年左右的统一皇朝并不多见，汉、唐、明、清而已矣（两宋逾三百年，但未统一全国），而尤以汉唐为盛世。“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假如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皇权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那么，唐太宗的贡献在哪里呢？这就是对于皇帝本人品德、作风的探讨。

他亲自撰写有《帝范》一书，凡《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共十二篇，篇篇都是讨论皇帝的行为规范——“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而其中的核心不是如何约束臣下，而是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战战兢兢，若临渊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遗憾的是，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尽管仍然在继续发展，但是，它的发展和完善都是注重于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不是如何约束皇帝的一面！从宋太祖到明太祖，乃至清朝的康、雍、乾诸帝，无不在驾驭之术上处心积虑，而不愿在皇帝自我约束上动心思。相反，一部《贞观政要》的君臣论治，重心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如何进谏纳谏!

这正是唐太宗高明之处，是唐太宗超迈古今帝王成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