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在正月初四，朱元璋登基称帝，标志着明朝的开创。这一时期，朱元璋为了确保政权的巩固，对重要职务的任用显得尤为慎重。在这一过程中，李善长和刘伯温成为朱元璋信任的谋士，他们的命运交织在明朝开国的历史长河中。

朱元璋登基后，对于重要职务的分配显得极为谨慎。李善长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统领六部，成为文武百官之首，位列正一品。而刘伯温则兼任御史中丞和太史令，负责监察机构，掌握纠察、弹劾官员、并编纂历法，官阶秩正三品。这一时期的朱元璋可谓用心良苦，对两位谋士的重用让他们成为开国功臣。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封了六位公爵，二十八侯爵，两位伯爵。而在这些封爵中，李善长的地位远超过刘伯温。李善长封为韩国公，特进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食禄四千石。而刘伯温则成为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资善大夫，食禄二百四十石。这种巨大的差距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反映出朱元璋对两位谋士的不同看待。

在对比李善长和刘伯温的差距时，我们可以发现，朱元璋在权谋中运用人才的手法极为高明。他依靠两个主要派系，分别是老乡淮西派和后来投靠的浙东派。李善长领导的淮西派主要由老百姓出身的人组成，而刘伯温领导的浙东派则主要由小地主阶层组成。这两个派系在地位、背景上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仇敌”。朱元璋对刘伯温的看重，既表现在封赏上，也体现在对其政治地位的确立上。

李善长和刘伯温在朱元璋心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李善长被认为是淮西派的领袖，是朱元璋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在政务方面表现出色，一直是朱元璋的亲密顾问。相较之下，刘伯温虽然在御史中丞和太史令职务上扮演着监察和历法编纂的角色，但他更被赋予了战略性的职责。刘伯温相信张良对于刘邦的作用，因此他的策略往往涉及到大政方针。

然而，尽管刘伯温在朱元璋的政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的地位始终显得尴尬。他半为文人半为巫卜，虽然有着通晓天文历法的特长，但他的身份始终难以明确。这也表明，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认可更多地是基于他在战略谋划方面的能力，而非资历和地位。

两位谋士在对待朱元璋的问题上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李善长从一开始就全心全意地投靠朱元璋，成为他最亲密的谋士之一。李善长在政务能力和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上都表现出色，成为朱元璋信任的核心人物。相对而言，刘伯温则更注重体现自己的价值，他投靠朱元璋更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为了当“帝王师”，并保持自己内心的独立。这也体现在他多次拒绝朱元璋的封爵和封丞相的请求上。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功驾驭人才，主要得益于他在选人用人方面的高明手法。他善于从各方面的优势和特长中选择合适的人选，形成了一个包容并重用不同派系人才的团队。在这个过程中，他综合考虑了谋士的资历、能力、背景等多个因素，使得他们在不同领域都能发挥所长。这种用人策略也成为朱元璋成功建立明朝的重要因素之一。

然而，两位谋士的结局却截然不同。李善长始终保持其在政权中的地位，成为明朝宰相。而刘伯温虽然在个人层面被“隐诛”，但他的家人却得以善终，反映出两人在能力和处理国家大事的角度上的不同。

总的来说，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功建立明朝，与他善于用人、考虑全局的才智密不可分。李善长和刘伯温分别代表了朱元璋政权中的淮西派和浙东派，他们的不同背景、能力和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复杂性。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成功驾驭人才，既是他的政治智慧，也是对人才的正确评估和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