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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第九军乃是杂牌部队，由第四十七师和第五十四师组建而成。

第四十七师原本系孙传芳的东南省联军改编而来。

1930年，上官云相首次出任第九军军长兼任第四十七师师长一职，因其在经济和人事方面均未做到公开透明，故而被第四十七师的旅长郭华宗、王冠英、祝璧臣等人驱逐。

然而，蒋介石因广东余汉谋乃是上官的妹婿，有意借助上官与余汉谋的关系加以利用，特地调任上官担任其嫡系部队第二师师长。

同时，将三旅九团制的第四十七师和两旅四团制的第四十三师编入第九军，重新起用王金钰出任第九军军长兼任第四十七师师长，由唐奉珍担任第四十七副师长并代理师长一职，任命王冠英和祝璧臣分别担任第四十七师旅长；

任命郭华宗担任第四十三师师长，孔令恂担任第四十二师旅长。

另外，第九军下辖的第五十四师原是东北军张作霖的部队，即郭松龄反奉时所属东北国民军的一部分。第五十四师的主要人事情况如下：

（一）师长郝梦龄，别名锡九，时年约40岁，乃河北省藁城县人。

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曾在东北军张作霖部担任过排、连、营级干部，国民军第四军的团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第二师师长，第五十四师一六一旅长、第五十四师师长、第九军副军长（其后曾任第九军军长，1937年在山西忻口抗日时壮烈牺牲）。

（二）副师长魏莪威，时年30多岁，河北省藁城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陆军大学第八期。他是魏益三之子。曾在东北军张作霖部、国民军第四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第五十四师历任排、连、营、团、旅长和副师长等职。

（三）参谋长刘家麒，别名诤磊，时年约40岁，湖北省武昌市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炮科（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特二期）。曾在东北军张作霖部、国民军第四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担任炮兵排、连、营、团长，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炮兵科长以及第五十四师参谋长（后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37年在山西忻口抗日时英勇捐躯）。

（四）高级参谋孔繁沄，别名仙洲，时年约40岁，河北省任丘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七期、陆军大学八期。主管第五十四师作战业务。

（五）第一六零旅旅长张鸾诏，时年40多岁，河北省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只知其由第五十四师的团长升任旅长。

（六）第一六一旅旅长王育德，时年40多岁，河北正定县人。

据其第四团团长监宗周所述：他是“保定军校三大宝——雷兵，团勇，湖北佬”之一的团勇，也就是说王育德是袁世凯创办的模范团的学兵，本无资格进入保定军校，是袁世凯强行塞进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的。

王育德也曾在东北军、国民军第四军、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任职。

当郝梦龄担任第一六一旅旅长时，他是副旅长，后来接替郝梦龄担任旅长。他抽大烟，不太爱管事。

（七）第一六一旅第二团团长郭子权，时年二十五六岁，河北省人，行伍出身。跟随魏益三、郝梦龄，历任排、连、营长。此时，担任团长，乃是郝梦龄的亲信。

（八）第一六一旅第四团团长监宗周，时年40多岁，河北省蠡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五期。曾在保定军校担任体操教官多年。郝梦龄担任第一六一旅旅长时，他担任郝的参谋主任（也称为参谋长）。此时担任团长。

（九）第一六二旅旅长李文鸣，别名大同，时年40多岁，河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曾任保定军校八期炮科的队长，多年充当魏益三、郝梦龄在南京的办事处处长。此时担任旅长。他胆子小但派头大。他的旅部组织规模庞大，均为超编制配置，官僚架子十分严重。因此，人称他的旅部有旅座、副座，参座、高座四大员，颇具高等司令部的威风。

（十）第一六二旅第五团团长刘佩瑶，时年50多岁，河北省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约一、二期。曾担任第五十四师参谋处处长。此时担任团长。

（十一）第一六二旅第六团团长刘秉诚，别名神如，时年40多岁，河北省雄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后又毕业于陆军大学特二期）。曾担任第一六一旅参谋主任。此时担任团长。

第九军虽是杂牌军，不过因其前身乃是张作霖和孙传芳相对精锐的部队，装备较为精良，干部大多受过军事教育，战斗力还算不错。

在蒋、阎、冯中原战争中，为蒋介石出了力、效了命。

1930年，蒋介石一方面与阎锡山、冯玉祥争斗得激烈异常、胜负难分，另一方面又看到红军武装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并发展壮大。

诸如中央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等，皆蓬勃发展，群众组织日益巩固，武装力量不断增强。

为维护自身统治，当中原战争接近尾声，蒋介石便匆忙抽调部队，分别开赴各革命根据地以扑灭红军。

然而，当时蒋介石并未即刻动用第九军。其缘由在于：

其一，在蒋、阎、冯战争末期，蒋介石曾许下诺言：“谁先抵达郑州，便给予谁100万元的重奖。”

第九军第五十四师率先挺进至郑州，蒋介石不仅如数发放奖金，还任命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为郑州警备司令，第九军军长上官云相为平汉路警备司令，以保障平汉路的安全；

其二，第四十七师出现了驱逐上官云相的风波，第九军因而在郑州地区整训了长达3个月的时间。

1930年12月，蒋介石下令第九军全员开赴江西参与对红军的作战。

第九军接到命令后，从郑州新郑登车，借助平汉铁路、长江航运以及南浔铁路向江西进发。

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率领第一六〇旅、第一六一旅第三团、第一六二旅，于1931年1月抵达武宁，负责武宁地区的清剿工作。

第一六一旅旅长王育德率领该旅第四团同期抵达奉新，承担奉新地区的清剿任务。

郝梦龄、王育德均直接听从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的指挥。

此时，王金钰出任第五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和第四十七师师长，第四十七师先是开赴萍乡，后又前往吉安、吉水。

1931年1月，第九军进入江西。

有一回，第一六一旅旅长王育德在奉新召集第四团校官以上人员到旅部开会，他说道：“红军的主力在赣南和闽西，于乐安、丁化、雩都、吉安中间区域建立了苏区，占据着兴国、宁都、瑞金等几个县城，赣北并没有大股红军，只有湘赣边区有孔荷宠的游击队活动，我们的任务是肃清这里的赤卫队。但我们当下是独立行动，必须谨慎行事，不可出现差错。”

在此之后不久，便听闻南昌行营主任兼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的部队在赣南被共产党歼灭，第十八师全军覆灭，第五十师也遭受重大损失，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被活捉后，又被群众杀害，甚至头颅被钉在一块匾上，从泸水上游漂流下来，经赣江冲到吉安。

此时，第一六一旅营级以上干部都心生惧意（连级以下人员很少知晓此事），纷纷议论，特别是团长监宗周、中校团附范孟侠言论颇多，他们说：“我们这支部队，只适合在北方平原作战，像去年在河南攻打阎锡山和冯玉祥，我们的部队就能发挥战斗力。让我们到南方剿匪，简直是硬赶鸭子上架，不行。鲁涤平的部队是南方部队，惯于山地作战尚且不行，何况我们，我们迟早得完蛋。”又说道：“蒋介石让杂牌部队来剿匪是一举两得，杂牌部队消灭土匪也好，土匪消灭杂牌部队也好，对于蒋介石而言都是合算的。”

第一六一旅（欠缺第二团）在奉新地区，即在潦河流域活动了将近两个月后，奉命开往修水。

此时，第一六一旅回归第五十四师建制，第一团也回归第一六一旅建制。

在修水上游地区又活动了一个多月。从1931年1月初至4月初，总共在赣北活动了三个月。

在此期间，第一六一旅虽多次出动进行“清剿”（也称打游击），但一次也未真正交火。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红军地方武装规模较小，但对地形熟悉，行动敏捷，据说一夜能行进一百多里；

其二，国军行动僵化迟缓，夜间不敢行动，白天最多也只能行进六七十里，根本追不上红军；

其三，地形复杂，当时修水上游地区皆是山峦连绵、层山叠嶂的山地，山顶、山腰、山脚、山谷大多是高达两三个人高的大毛竹，遮天蔽日，幽暗深邃，红军地方武装极易隐藏和活动。国军进行搜剿，犹如大海捞针，无处寻觅；

其四，旅长王育德此人是个宁愿少做事、不愿多惹事的胆小之辈，此次离开师部独立行动，更是心怀恐惧，不追求有功，只求无过。

他只要能敷衍上级命令，应付豪绅和地方政府的请求便满足了。

毛泽东自1927年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后，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朱德会师后又创立了一整套革命的游击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能够凭借弱小的兵力与优势的敌人周旋，以发展革命根据地。

当时，奉新县县政府向旅长王育德报告，声称红军200余人袭占了上富，抢掠了地方的枪支财物，请求派遣部队收复上富。

旅长王育德让团长监宗周派兵前往。监宗周派遣第一营承担此项任务。

当监宗周将其处置方案报告给旅部时，旅长王育德担忧第一营营长曹雷雨不够细心，派人一同前往。

并且叮嘱道，不要争强好胜，不要贪图功劳，能够收复上富，部队不遭受重大损失即可。

国军指挥官认为上富距离奉新80里，是一个盆地，盆口较大，红军人数不多，肯定不会坚守，所顾虑的是沿途皆是山地，前往时不一定会发生战斗，担心的是返回时遭受袭击。

于是，他们向上富附近以及上富至奉新道路的西半段派遣了众多便衣，侦察情况。

第三天，国军行进了40余里宿营。第二天继续前进时，看到道路两旁的山林心生担忧，害怕返回时红军从那里发起袭击。

所以国军指挥官们商议每隔一、二里就在制高点设置监视哨，发现敌情时，一面鸣枪警示、进行监视，一面向部队报告。

他们计划如果返回时发现红军地方武装力量很弱小时就攻击，如果力量稍大一些就不招惹麻烦，绕折线返回奉新，以免遭受损失。就这样一面设置监视哨，一面前进，当行进至距离上富20里时，接到便衣的报告，称红军游击队已于昨夜离开上富，去向不明。

当部队抵达上富时，豪绅们已有回来的，他们坚决要求部队留在那里住几天，国军自然不敢应允，在上富吃过饭后就匆忙往回赶。刚走了10里就听到前面鸣枪。

国军指挥官赶忙把部队拉到路北的山上，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跃进。

接着，收到监视哨报告：“刚才看到北面山林内有很多人出没，有拿红缨枪的，所以鸣枪。”当派遣小部队前去侦察时，又不见人影，虚惊一场。

沿途提心吊胆，大有草木皆兵之态。

就这样迅速逃回了昨日的宿营地，第三天回到奉新。

由此可见，当时红军游击部队极为机动灵活，一方面伺机消灭地方士绅的武装，收缴其枪支；另一方面避免与优势的国军交战，并使国军疲于奔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