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在逝者初死之际嚎啕大哭，不仅仅是为了宣泄自己内心的悲哀与伤痛，更是为了行发对亡人的尊重之情和怜悯之意。一方面，丧礼是礼仪周全的集体活动，生者必须照章行事，依礼而哭，否则失了规矩便是怠慢、轻视殁亡人。无疑，活人的哭声和眼泪中充满了对逝者的擎爱与尊敬。

另一方面，长寿永生是民众共同的心理诉求，而死亡却过早地终结了逝者的生命，其不幸遭遇颇令生者怜悯与同情。除此之外，死亡还中断了逝者与亲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致使“他不再像其他人那样是集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所以他必须疏远他们”。这种情感和观念在墓券中多有表现，其特点是确立、划定生死二者的生存、活动空间。

一、欲求长生

检视现有墓券，我们得知东汉时期墓券使用者与众多“死后有知”论者一样，不仅没有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还深信生命自然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死后有知”论者之所以坚守人本永生不死的信念，至少与人生短暂以及生命消歇时，感到万般无奈和孤独的心情相关，这可以从汉世流行的丧葬挽歌中找到答案。

这些凄婉哀凉的歌词集结着世人对生命与死亡现象的认知和感受。现世生命如朝露般转瞬即逝，难以挽回的死亡结局让人们束手无策，民众只好在死神面前屈从就范。这就是汉人和先民普遍拥有的生命体验和魂魄信仰，但其言外之意却在于对生命的执著与崇拜。

不过生命的短暂性和易逝性强烈地冲击着活人的心理世界，让生者深知一切尘世追求终将付之东流，唯独死亡不期而至。但它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陆增民众的焦虑之感与恐慌之情，促使世人形成“早死即不幸”的悲情观念。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处在时常动荡与失序生存环境中的墓券使用者，在这种时代音符、宗教信仰、前人丧葬文化三重合力的助推下。他们与东汉民众一样感伤生命在死神面前极其有限和万般脆弱的特性，普遍认为“薄命早终”为人生厄运。

出自敦煌地区的墓券文书分别代表（至少）三个政权下的民众对待死亡事宜的基本看法—早死即不幸。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的百姓却具有雷同的生死信念。这一不容忽视的现象说明，“短命早亡为不幸”的思想理念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它已内化到敦煌地区墓券使用者的心目当中。

墓券使用者悲凄、感叹人生苦短的举动只是其内心世界的部分想法，与之相对的便是强烈地欲求人世间的日常生活，肯定和崇拜生命长存即为幸福的真谛。敦煌地区墓券使用者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不仅仅代表着局部域内民众的年岁寿命观念，也可推而广之视其为广大社会群体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西晋南方地区、南朝宋北方地区、南朝齐、梁岭南地区的墓券使用者也视生命短促为“薄命”。异域空间下墓券使用者相似的刻写行为再次表明，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认可“薄命终没”的事实，只好在有限且无法强求的生命面前流露出莫大的哀伤与无奈之情。

甚至因短暂的年岁寿命而产生悲观、消极的思想情绪，这都是民众憎恶死亡的本能反应和眷恋生命的正常表现。因此民众才会在无法掌控生存死之际，对人世具有强烈的依恋感而渴望长寿乃至不死。因此墓券使用者为了延续其生命历程，自然会借助内外之力企图挣脱死亡之局的羁绊和束缚。

不管墓券使用者釆用祷祀、药馆之方，还是依靠禁咒之术，其目的都在于超越死亡、希求长寿永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券使用者如同东汉墓券使用者一样借助券文施展禁咒、巫术等不可抗拒的威慑强力，努力摒弃死亡而追求生命永续。

人们无法改变、回避死亡一事。然而当死亡最终降临时，无可选择的人们又不愿承认亲人离世的噩耗，他们试图借助复礼（招魂）、医药等外在力量去改变死亡的事实，从而达到唤回、挽救、延续“逝者”生命的目的。

如元延墓券所载，元延逝世的实情势必给亲人带来巨大的情感震动和心理创伤，乃至造成家庭结构的缺损与人际关系的失衡。他们心系生命的永固性和不可中断性的信念，积极奔走于巫师、医生等技艺之士中间卜卦问占、寻诊访药，欲求元延重生。

这种传统的、理性的多重救治措施虽已无济于事，但生者对待逝者的态度和救护行为说明，民众珍爱生命，抗拒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生者在这场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征服死亡或推延死亡到来的战斗中，已试图运用当时广泛存在的魂魄观念，来连释生死寿夭的症结所在。

“人活着的时候，魂与魄和谐统一在人体内；人死的时候，两者分离开来，并脱离身体”而去。于是民众凭借招魂复魄之术与死神抗争，努力从死亡之域夺回终有一死的生命。无怪乎元延至死之时其家人“帐韩宿之，不敢失时”尽行“始死招魂……帷堂之事”，皆“缘孝子之心，望得魂气复反。”

当这种传统的挽救方法未如人愿时，生者才正视逝者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用恸哭哀嚎的方式宣布亲人辞世的悲惨事件。如元延死亡后“家室悲伤，哭无解休”；又田妨墓券＾中记载有‘‘哀贤明而不遂兮，嗟痛淑雅失年”的文辞，字里行间呈现出田鲂殘亡时亲朋友人痛哭涕零的场景与画面。

二、远离逝者

许多募捐无一不用对比铺陈的手法，言明生人与逝者的栖身之所，其目的是让逝者安居彼岸世界。这种划定生死两界活动空间的信仰诉求，不只为东汉墓券使用者所共享，它还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券使用者的认可。

既然活人要求逝者永久退出人间社会，那么对于亡人来说，他会“感到自己孤独，被抛弃，他失去自己亲人，所以他需要使他们靠近自己”从而摆脱孤苦寂寞的困厄环境。然而世间亲人却明确告诉逝者，“中闭臧户，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化，不得复交通。”

这主要“由于他个人的邪气而产生的影响中，还应当加上由于他作为鬼的地位而使他具有神秘而可怕的威力。他能够给活人带来许多伤害，相反的，活人对他却毫无办法。”故生者担忧逝者侵扰而不愿接近殁亡人。从东汉墓券文书来看，逝者侵扰活人的表现大致如下。

第一，登门索求。如山西临猗地区出土延熹九年（166年）韩祇兴墓券文书记：“千秋万岁，物复相求动伯。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椁，生死异处，无与生人相索。”又一则东汉残墓券文书载：“丹书铁券，口及解适，千秋万岁，莫相来索。”这两则材料表明，生者忧虑逝者有所需求而出现在自己身边。

第二，制造麻烦。如刘伯平墓券曰：“生属长安，死属大山，死生异处，不得相防。”又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所出墓券载：“生人有乡，死人有墓。生人前行，死人却行。死生异路，毋复相欺。”这两则材料说明，活人担心殁亡人侵扰到生者的日常事务中而带来诸多麻烦。

第三，责难家人、祸害亲属。如河南偃师出土建宁四年（171年）种氏墓券文书记：“上天苍苍，下地茫茫，生死各合异处，无相害仵…无害妻子，无责无□人。”又宝鸡市铲车厂汉墓出土墓券云：“雎方等无责子孙、子妇、娃弟”；“死者阿丘等无责妻子、子孙、兄弟、宾者”。这两则材料言明，生者惧怕逝者显露凶残特性而祸害世间亲人。

第四，勾人害命，相守为伴。如长安县三里村出土建和元年（147年）加氏墓券云：“地下后死妇加亡，方年二十四，等汝名借，或同岁月重复钩抆日死，或同日鸣重复钩抆日死。”这则材料道明，活人害怕逝者借各种因由而害人索命，增添家中新的损命疆耗。

在魏晋南北朝墓券使用者看来，逝者侵扰生者的行为也无外于制造麻烦、注祟生者。不论逝者采用上述何种方式与世间亲人沟通、互动，生者都不乐意与殁亡人往来，除非“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才与之谋面。

因为他们担心殁亡人图谋不轨，害怕逝者拖其到彼岸世界，毕竟殁亡人“一般都是心怀恶意而且存心让活人遭罪”，“即使他们生前和璃而善良，但也无济于事。在新环境中，他们的性情根本不同，他们容易动怒而且好报复”。

所以活人采取诸多防范措施拒绝殁亡人重返人间为非作歹。正是在此种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束缚之下，墓券使用者在逝者墓葬当中放置墓券，以便借其魔力达到“隔绝死者与其在世亲人的关系，使之不得侵扰牵连生人”的目的。

三、总结

墓券使用者刻意疏远逝者的行为似乎说明他们惧怕亡人，但是他们又敢于镇压逝者，限制亡人自由，给世人留下无所畏惧的印象。这种对待逝者前后矛盾的心态透露出生者敬畏逝者只是表象，惧怕死亡、肯定生命才是实情，因而活人才会把逝者推到专属领域中去，以便关注现世生命，抗拒死亡。

死亡是人类所面临的永恒困境，它不断地诱发世人去思考生命的终结点和构建死后的生活世界。据学人研究成果可知，汉代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死亡观：一种是自然主义的观点，即简单地接受死亡，并视之为人们无能为力且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另一种是迷信的见解，即视死亡为现世生命的终点，但深信生命自然会在异层空间绵延不绝。

这两种对立的死亡观描绘出不同民众的内心世界和基本态度：前者以杨王孙、王充为代表，他们已认识到人终有一死的本质特性，坚守死后无知和薄葬短丧的看法；后者以帝王贵戚、士庶之人为主体，他们断然否定和蔑视死亡的事实，混淆生与死不同生命状态之间的界限，骂信死后有知和厚葬久丧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