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诗歌的地位，在历代唐诗选本中是有很大变化的，或者说是逐渐升温的，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体现在唐诗选本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李、杜诗的关注度，在明代唐诗选本中达到顶点，这又与明朝“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风气若合符契。当代学者唐诗选本研究成果丰硕，如卢燕新《唐人编选诗文总集研究》、张智华《南宋的诗文选本研究》、陈斐《南宋唐诗选本与诗学考论》、金生奎《明代唐诗选本研究》等，这些成果对本文均有重要启发，但上述著作对李、杜诗歌的经典化进程，多语焉不详，这也给本文留下了进一步深究的空间。

一、唐五代：滞后期

唐人选唐诗，据记载有170种之多，现存较全的汇刻本是傅璇琮、陈尚君、徐俊先生主编的《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该书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唐人选唐诗》(十种)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共收入唐诗选本十六种，其中有些选本，或因年代原因，或因地域因素，未选李、杜诗。如《翰林学士集》收录唐太宗时期君臣唱和诗51首；《珠英集》(又称《珠英学士集》)五卷，成书与《三教珠英》同时(公元701年)或稍晚(702年左右)，现仅存卷五之残卷，存沈佺期、崔湜等人诗59首；《搜玉小集》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曰：“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诗六十一首”，以上三种选本，均只收初唐诗人的作品，不可能选李、杜诗。再如殷璠《丹阳集》，只收润州诗人(共十八人，起丁仙芝，止申堂构)，每位诗人名下都有殷璠简短的评语(缺三人)，这批诗人生活年代虽与李白相近(早于杜甫)，但因其为地域性选本，李白非该地人，其诗不可能入选。

专选盛唐诗歌的殷璠《河岳英灵集》，是现存影响最大的唐人唐诗选本之一，成书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该书选录盛唐24位诗人之诗230余首*，就数量而言，王昌龄16首列第一，常建、王维均为15首，并列第二，李颀14首，列第四，李白、高适均13首，并列第五，对李白的评语亦较简短：“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首先肯定其文章之“纵逸”，又说其《蜀道难》等诗“奇之又奇”，自骚人(屈原、宋玉等)以来无此体调，评价虽不低，但似乎视李白诗为别调，甚至是另类，至少没有像后世那样将李白诗作为唐诗之最高典范。殷璠《河岳英灵集叙》说：“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足见“声律风骨”兼备，是殷璠评价盛唐诗的最高标准。又说：“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并未举李白为代表。我们知道，李白本不长于声律，且轻视声律*，殷璠在评李白时，亦未强调其“风骨”。相反，殷璠常用“风骨”“气骨”为标准，来评论《河岳英灵集》中其他诗人，如评刘昚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词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顷东南高唱者十数人，然声律婉态，无出其右。唯气骨不逮诸公，自永明已还，可杰立江表。”这是肯定其“声律”高而不满其乏“气骨”。评高适：“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评崔颢：“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评薛据：“据为人骨鲠，有气魄，其文亦尔。”评王昌龄(含储光羲)：“元嘉以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峻。”这是说，元嘉以来，曹(植)、刘(桢)、陆(机)、谢(灵运)诸人诗的优良传统(风骨)已不复存在，王、储之诗，又恢复了“风骨”，所举王昌龄诗句，多为风骨劲健之作。殷璠《河岳英灵集论》自述选诗标准云：“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声律风骨”兼备的另一种说法。从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评语及选诗数量来看，在他心目中，李白是当时一位有才气、有个性的诗人，但并非诗坛的领袖人物。至于杜甫，因其生年较晚，成名亦较晚，殷璠选此书时，杜甫困守长安，殷璠处在远离长安的润州，杜甫的诗名尚未远播至此地，故未录杜诗。

盛中唐之交的诗人元结作《箧中集》，成书于乾元三年(760)，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等七人诗二十四首，顾名思义，《箧中集》之得名，当系这几位诗人的作品在元结的行囊中，故取以编辑成书，其书的主旨是崇尚雅正，其所选之诗，多为伤离、伤别、不遇之咏、挽歌等，情绪偏于感伤，偏于个人情怀，只有赵微明《回军跛者》是反映“安史之乱”的。诗人亦非盛唐主流作家，李、杜二人均未入选，不足为奇。在此前后，杜甫作《贼退示官吏》、《和元使君〈舂陵行〉》等诗赞美元结，元结《箧中集》却未选杜诗，亦值得玩味。

李康成《玉台后集》，是接续徐陵《玉台新咏》的，内容是以咏妇女生活之诗为主。李康成曾与刘长卿交往，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说康成与李、杜、高、岑大致同时，《玉台后集》成书于天宝之后。“采梁萧子范迄唐张赴(按：当作张起)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惜原书已佚，陈尚君先生辑得作者71人、诗106首，刊入《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辑本中无李、杜诗，因文献散佚，无法讨论。

《中兴间气集》是与《河岳英灵集》时代相接、体例相同、名声相近的著名唐诗选本，选者高仲武，生平事迹不详，其《自序》云：“仲武不揆菲陋，辄罄謏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十四年己末。述者26人，诗总134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该书所选，多为大历时期知名诗人，如钱起、李嘉祐、戴叔伦、朱湾、韩翃、郎士元、崔峒、刘长卿等，多录格律精严、诗风清丽之作。在高氏此选的时间范围内，李、杜都有大量优秀作品传世，而且大历末年李、杜皆已去世，可以盖棺定论，高仲武不选二人之诗，反映了其艺术眼光的狭窄(如对李白诗的认识)或见闻不广(杜诗尚未流传)，这也说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尚未完成。

姚合《极玄集》情况又有所不同。姚合自题云：“此皆诗家射雕之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二十一人，共百首。”该书开篇即选王维3首、祖咏5首，说明盛唐诗在其范围之内，而李、杜亦均未入选，可见他对李、杜诗的价值认识不足。以接续《极玄集》自命的韦庄《又玄集》，《自序》说选作者150人，诗300首，今实存146人，诗299首。四唐诗人均有选入，盛唐录李白、杜甫、王维等19人，但杜仅7首，李仅4首，数量偏少，去取颇为随意。五代后蜀韦縠所编《才调集》十卷，每卷100首，共1000首，是现存唐人选唐诗中数量最多者，《自叙》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似乎是精心之选，但实际上并不严谨，胡震亨《唐音癸签》言其“随手成编，无伦次”，有理。《自叙》重点提及“李、杜集”，却未选杜诗，李白诗入选28首，数量虽多于初、盛唐其他诗人，但明显少于一些中、晚唐诗人，如元稹入选57首、温庭筠61首，韦庄63首，杜牧33首，李商隐40首，且所录李白诗，以乐府诗为主，面貌多风华旖旎，远未反映李诗之全貌及主要特点。

据《唐人选唐诗新编》(增订本)考察，此书共录十六种唐诗选本，仅《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三种选了李白诗，且选诗数量在三书中并不突出；杜甫则更加被忽视，仅《又玄集》一种，录杜诗7首。可见唐代选家对李、杜诗重视不够，李、杜诗的经典化过程，在唐代选家手中，显得颇为滞后。究其原因，一是李、杜二人非进士出身，又非高官显宦，在当世诗名不甚高，二是李、杜身逢“安史之乱”，生活艰辛，漂泊无定，作品很难保存乃至迅速流传，初盛唐诗人的作品普遍传世较少，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三是当时印刷术尚未普及，除了白居易等少数有心人之外，多数诗人的作品均自生自灭，李、杜诗集能够保存下来，已属万幸，当时选家难以见到二人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

相对而言，中、晚唐诗人对李、杜的评价则要高得多，最典型的是韩愈，其《荐士》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诚。”另如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二：“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皮日休《郢州孟亭记》：“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于天。”

唐人选唐诗对李、杜诗相对漠视，中晚唐诗人对李、杜评价颇高，二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说明李、杜诗在唐代社会被大众认可的程度较低(普通民众主要是通过选本来了解作品，唐人选唐诗忽略李、杜，对在大众中传播李、杜诗有很大影响)，李、杜诗的价值仍处于被严重遮蔽的状态，李、杜诗之经典化进程，远未完成。

二、宋元：尊而不亲

李、杜之诗在唐代流传不广，与其全集尚未刊刻有直接关系。入宋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二人的全集皆被多次刊刻并广为流传，李、杜诗开始广为人知，并得到高度认同。然而，宋代的唐诗选本，却对李、杜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如北宋著名唐诗选本《唐百家诗选》，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曰：“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该书选唐诗人104家，诗1200余首，入选诗作较多的是王建、皇甫冉、岑参、高适等，均在七十首以上，韩偓、戴叔伦、杨巨源等皆四五十首，孟浩然、王昌龄、卢纶各二三十首，但是，既然说“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却未选唐代两位最重要的诗人李白与杜甫，是绝对说不通的。对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说法是“李、杜、韩、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载”*，这是很牵强的观点。此书偏重中、晚唐，而略于初、盛唐，不选李、杜，主要原因应当是王安石执拗的性格，他欲与唐人分庭抗礼，其诗从中、晚唐一路发展而来，故有意“忽略”李、杜诗。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成书于宋孝宗淳熙时，所选唐人绝句约一万首，李、杜皆在其中，入选李白五绝83首，七绝85首；杜甫五绝32首，七绝108首，数量均较多，意在求全而少选择，而且此书只选绝句一体，并不能代表李、杜诗的全部(或者主要)成就。南宋“永嘉四灵”之一的赵师秀选《众妙集》，共选唐诗人76家，诗228首，李白、杜甫、王维、高适、韩愈、白居易等大家均未入选，多选中、晚唐不知名的诗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评曰：“是集乃以风度流丽为宗，多近中唐之格”。赵师秀有《二妙集》，专选贾岛、姚合之诗，当然不会选李、杜。

南宋的一些绝句选本也常常忽视李、杜，如柯梦得《唐贤绝句》，原书已佚，《郡斋读书志》卷五下记载其选李、杜等五十四人之作，但“白止四首，甫六首，愈八首，宗元四首，惟牧二十五首”，也是偏重晚唐。刘克庄《唐五七言绝句》已佚，其自序(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云：“惟李、杜当别论”，说明其未选李、杜诗。宋赵蕃等人撰、谢枋得注《注解选唐诗》(一作《唐诗绝句》)，全书五卷，专选唐人七绝，共54人，诗101首，亦偏重中、晚唐，如刘禹锡14首，杜牧8首，李商隐、韦庄各4首等。

周弼《三体唐诗》是宋末重要的唐诗选本，据友人张智华教授统计，该书选录七绝(173首)、七律(150首)、五律(201首)三种诗体，诗人140人，其中初唐6人，盛唐16人，中唐66人，晚唐52人，同样未选李、杜诗，张智华曾推测其原因，但并无确证。

金代著名唐诗选本《唐诗鼓吹》，为元好问选，其弟子郝天挺注。元人赵孟《左丞郝公注〈唐诗鼓吹〉序》：“鼓吹者何？军乐也。选唐诗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于乐，其犹鼓吹乎？遗山之意则深矣。中书左丞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授者，盖非止于诗而已。……嗟夫！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明确指出《唐诗鼓吹》选者为元好问，注者为郝天挺。赵序作于至大元年，即1308年。姚燧《唐诗鼓吹注序》云：“鼓吹，军乐也。……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撰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故遗山本之，选唐近体六百馀篇，亦以是名，……遗山代人云南参政郝公新斋视为乡先生，自童子时尝亲几杖，得其去取之指归。恐其遗忘，以易数寒暑之勤，既辑其所闻，与奇文隐事之杂见他书者，悉附章下。则公可当元门忠臣，其又郑笺之孔疏欤？”

《唐诗鼓吹》只选七律，主要选中、晚唐诗人之作，第一卷即为柳宗元10首，刘禹锡15首，许浑31首，初盛唐诗仅见于卷二，亦仅选王维8首，高适1首，岑参1首，张说2首，对中、晚唐诗的选择亦不够精审。对于该书未选李、杜，清人王清臣是这样分析的：“至于李、杜之作，唐人诸选，惟殷璠、韦縠仅及青莲廿余篇，此并李、杜而轶之。盖以两家专集，光焰万丈，无可去取，故世有选李、杜者，亦有取五经四子书而甲乙之，未尝不令人捉鼻也。”如果如吴汝纶所言，《唐诗鼓吹》主要取材于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则元好问与王安石一样，不选李、杜诗，则为顺理成章之事，王清臣的解释，也缺少说服力。

元代知名的唐诗选本，前有方回《瀛奎律髓》，后有杨士弘《唐音》。“《瀛奎律髓》成书于元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八二年)，当时即已刊刻流行。”(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前言》)，《唐音》“始于乙亥(1335)成于甲申(1344)”，刊刻于至正四年甲申(1344)(杨士弘《〈唐音〉自序》)，二者相差了六十余年，二书反映了元代人对李、杜诗看法的重大改变。

《瀛奎律髓》专选唐、宋律诗约3000首，385家，其中唐诗1200余首，宋诗1700余首，数量上偏重宋诗，其选诗的主旨是重视杜甫及江西诗派，全书49卷，其中29卷有杜诗入选，共选杜诗209首，占入选唐诗总数(1227首)的六分之一，比例非常高。方回是著名的宋诗派，他选《瀛奎律髓》，目的是为“江西诗派”壮大声势，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祖三宗”说：“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享者有数焉。”论七律时也说：“老杜诗为唐诗之冠，黄、陈诗为宋诗之冠。黄、陈，学老杜者也。嗣黄、陈而恢张悲壮者，陈简斋也；流动圆活者，吕居仁也；清劲洁雅者，曾茶山也。七言律，他人皆不敢望此六公矣。”方回此书，多选老杜及中、晚唐诗，宋诗则以北宋黄、陈诸家为主，近乎钱钟书先生所言之“宋调”，虽选杜诗超过200首，但只选五律、七律两体，对海涵地负、千汇万状的杜诗之面貌，亦未能全面反映。至于李白诗，本书仅选10首，与李白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严重不符，究其原因，是因太白诗不合其论诗所崇尚的标准而已。

杨士弘《唐音》选唐诗1421首，《唐音·自序》对历代唐诗选本轻视盛唐、重视中、晚唐深致不满：“及观诸家选本，载盛唐诗者，独《河岳英灵集》。然详于五言，略于七言，至于律、绝，仅存一二。《极玄》姚合所选，止五言律百篇，除王维、祖咏，亦皆中唐人诗。”杨士弘又指出：《中兴间气集》《又玄》《才调》诸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亦重晚唐，洪迈、曾原一、赵紫芝、周弼等唐诗选本，“大抵多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也。”由于重中晚唐而轻盛唐，李、杜往往被忽略，这与本文的分析也是一致的。杨士弘“后客章贡，得刘爱山家诸刻初盛唐诗，手自抄录，日夕涵泳。于是审其音律之正变，而择其精粹，分为《始音》《正音》《遗响》，总名曰《唐音》”。该选本重视初盛唐诗，杨氏在《自序》中，对李、杜诗十分推崇，并且以李、杜为核心，勾画了初盛唐诗人群：

夫诗莫盛于唐，李、杜文章冠绝万世，后之言诗者皆知李、杜之为宗也。至如子美所尊许者，则杨、王、卢、骆；所推重者则薛少保、贺知章；所赞咏者，则孟浩然、王摩诘；所友善者，则高适、岑参；所称道者，则王季友。若太白登黄鹤楼，独推崔颢为杰作；游郎官湖，复叹张谓之逸兴；拟古之诗，则仿佛乎陈伯玉。古之人不独自专其美，相与发明斯道者如是，故其言皆足以没世不忘也。

此序中所列李、杜推崇之诗与诗人，多已被选入《唐音》，但是，《唐音》却未直接选李、杜诗，原因是《凡例》所言：“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虽有说明，但不能不说是《唐音》的一大缺憾，明人邵天和、胡应麟、胡震亨均对此提出批评。

元代唐诗选本中，《瀛奎律髓》兼选唐、宋，以“宋调”为指归，对弘扬杜诗有很大作用，但只选五、七言律诗，且以宋诗标准选杜诗，又有较大局限性。《唐音》在理论上推重李、杜诗，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李、杜的眼光来选唐诗，如《唐诗始音》主要录“初唐四杰”诗，不分体，《唐诗正音》卷一至卷六，分体裁选唐诗，多选初盛唐名家名作；《唐音遗响》卷一、卷二录盛唐诗，应当说，初盛唐诗入选的数量不少，体现了盛唐诗风。《瀛奎律诗》选了二百多首杜诗，其宗旨却是尊宋，《唐音》未选李、杜诗，却贯穿了李、杜的精神，其宗旨是尊唐。

总之，宋元人的唐诗选本，对李、杜的态度是尊而不亲，以全集流行易得为主要借口，基本上未选李、杜诗，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李、杜诗在广大受众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明代：双峰并峙

明人重唐诗，李、杜诗也被抬高至历史上的顶点。

明代唐诗选本数量较多，本文选择几种较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分析，读者自可举一反三。

明代最著名的唐诗选要当推高棅的《唐诗品汇》(成书于1293年)，高棅与闽人林鸿等并称“闽中十子”。该书《凡例》即引林鸿论诗之语来推尊盛唐：“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林鸿之语，实承袭《河岳英灵集叙》的观点。高棅“以为确论”，后来，高棅见到同为闽人的南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之说，更加印证了林鸿的观点，即论唐诗以盛唐(开元、天宝)为最高境界，严羽论诗“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且要将“李、杜二集枕藉观之”，朝夕讽咏，这些都对高棅产生了直接影响。《唐诗品汇》正集九十卷(《拾遗》十卷暂未统计)，共入选作者620人，诗5769首，按体裁排列。

高棅继承并发展了严羽的唐诗分期法，按四期(初、盛、中、晚)、九格(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傍流)选唐诗，其中“正宗”以下四格为盛唐，李白诗多为正宗，杜甫诗多为大家，二人诗入选之数量，为全书的前两位，李、杜诗在唐诗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至此得以确立。具体情况是：五言古诗，李白为正宗(第四、第五、第六卷)，共196首；杜甫为大家(第七、第八卷)，共84首；第二十四卷“长篇”，李、杜各二首。七言古诗李白为正宗(第二、三卷)，共76首；杜甫为大家(第四卷)，共52首。五言绝句，李白为正宗(第二卷内)，23首；杜甫为羽翼(第三卷内)，8首；七言绝句，李白为正宗(第二卷内)，39首；杜甫为羽翼(第三卷内)，7首。五言律诗，李白为正宗(第五卷内)，46首，杜甫为大家(第七卷内)，82首。五言排律，李白为正宗(第四卷内)，20首；杜甫为大家(第五卷)，25首；七言律诗，李白为正始(第二卷内)，6首；杜甫为大家(第三卷)，37首。在高棅的诗学体系中，“正宗”是最高的待遇，而在七大类诗中，李白诗有六类被列为“正宗”，一类被列入“正始”，其他盛唐诗人均无法望其项背。高棅给杜甫诗的名号是“大家”，虽然也是第一等的评价，但总觉得不如“正宗”名正言顺，高棅论杜，称之为“大家”，或许体现了杜诗正中有变，由盛唐开启中唐的特点。杜甫诗有五类被列为“大家”，两类列为羽翼。再看选诗数量，李白诗入选《唐诗品汇》(正集)408首，杜诗297首，李、杜合计共705首，约占《品汇》选诗总数的百分之十二，占李诗存世总数的约百分之四十，杜诗存世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李、杜诗之精华，均被网罗在内。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即充分肯定李、杜诗之地位：“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在批评唐宋时期的唐诗选本时，高棅也指出“李、杜大家不录”，为重要缺陷。

高棅在编成《唐诗品汇》后，又在此基础上精选为《唐诗正声》二十二卷，明人何城《重刊〈唐诗正声〉序》云：“国朝高廷礼汇唐诗为九十卷，中又择其声之正者九百首有奇，别为一编……故愚尝谓《品汇》之外，唐人无诗矣；《正声》之外，唐之诗得其正者亦鲜矣。”*胡缵宗《刻〈唐诗正声〉序》亦云：“杨(按，指杨士弘《唐音》)未选李、杜，高(按，指高棅《唐诗正声》)李、杜亦入选；杨于晚唐犹有取焉，高于晚唐才数人数首而止，其严哉！”赞扬高棅选李、杜而轻晚唐。据笔者统计，《唐诗正声》共收唐诗934首，亦分七大类，如同《唐诗品汇》，其中五古，李白33首，杜甫38首；七古，李白13首，杜甫14首；五律，李白9首，杜甫15首；五言排律，李白4首，杜甫7首；七律，李白3首，杜甫16首；五绝，李白7首，杜甫3首；七绝，李白12首，杜甫未收。合计收李白诗81首，占全书总数百分之八点六，收杜甫93首，占全书百分之九点九，李杜诗共174首，占全书百分之十八点五。可见，从《唐诗品汇》到《唐诗正声》，李、杜诗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可以说是双峰并峙，其他诗人均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如果说《品汇》选李白诗多于杜甫，似乎对李稍有偏爱，《正声》则更加一碗水端平，无抑杜扬李或抑李扬杜现象。郭濬《增订〈唐诗正声〉序》曰：“我明高廷礼先生尝辑《品汇》，拔其尤为《正声》，标格闲体，典则可法，沨沨乎洵一代雅音矣。”*所言较确。当然，可能是限于篇幅，李、杜的一些长篇五、七言古诗、歌行未能入选，显得《正声》稍有不足。

“后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攀龙有《唐诗选》，学界多以为是从李攀龙《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部分转化而来，此说实不确。笔者将二书比较，发现差别巨大，如五言古诗，《唐诗选》共选14首(即卷一)，七言古诗选32首(见卷二)；《古今诗删》选五言古诗119首(卷十、卷十一)，选七言古诗96首，两者相差数倍。以《唐诗选》卷一为例，其全部出于《古今诗删》，可以说《唐诗选》是《古今诗删》的删节本或再选本。本文重点讨论《唐诗选》与李、杜诗经典化问题，该书共七卷，依旧按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的顺序排列，共收唐诗460首，其中李白诗34首，占全书百分之七强，杜甫诗48首，占百分之十强，李、杜相加，占近百分之十八，二人仍列前两位，地位十分突出。值得注意的是，王维诗入选32首，仅比李白少两首，占约百分之七。在《唐诗选序》中，李攀龙肯定杜甫的七古，李白的五、七言绝句，七律则肯定王维、李颀，对杜甫亦微致不满。本书选李白诗较多的是五律(5首)、五绝(5首)、七绝(18首)，李白五七言古诗有极高成就，《唐诗选》仅选2首，显得偏少，去取不当。选杜诗较多者为七古(8首)、五律(12首)、五排(7首)、七律(12首)，则较为合理。此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后七子”的诗学思想。明人施凤来《唐诗选序》曰：“历下李于麟裒然以诗振起嘉、隆，乃一畅李、何之绪，渔猎百氏，为一代文匠。其选唐诗仅若干卷，操诗家三尺以进退诸作者，不入彀率，虽爱必捐。”说明他是持“前后七子”的标准来选唐诗的。本书特重李、杜，明人已有认识，费元禄《唐诗选序》在评论了唐代诗人的优缺点之后，指出：“独少陵雄浑，青莲疏逸，鞭笞诸家，掩映千古。譬之参三乘禅，以顿以渐，各从所入，其于证果一也，而要之大宗智者得之矣。”

明代的唐诗选本还有一种值得关注，即唐汝询的《唐诗解》，该书“一遵《品汇》之例”(唐汝询《唐诗解·凡例》)，《四库全书总目》曰：“是书取高廷礼《唐诗正声》、李于麟《唐诗选》二书，稍为订正，附以己意，为之笺释。”此说实际上源于《唐诗解·凡例》：“选唐诗者，无虑数十种，而正法眼藏，无逾高、李二家。然高之《正声》，体格綦正而稍入于卑，李之《诗选》，风骨綦高而微伤于刻。余欲收其二美，裁其二偏，因复合选之。得若干首，令观者驾格于高而标奇于李，其于唐诗或庶几矣。”*据王振汉先生统计，《唐诗解》选入唐诗1500余首，其中李白诗175首，杜甫诗174首，均占选诗总数近百分之十二，合计达百分之二十三以上，接近全书的四分之一。《唐诗解》与《唐诗正声》选诗高度重合，仍以李、杜为例，《正声》五古，李白诗33首；《唐诗解》，共54首，有31首与《正声》重复；杜甫诗38首，《唐诗解》共50首，有35首与《正声》重复；七言古诗，《正声》选李白13首、杜甫14首，《唐诗解》李诗共22首，《正声》13首全部入选；《唐诗解》，杜诗共40首，《正声》14首，全部在内。依此类推，《唐诗解》实为《唐诗正声》的扩展版，首先是增加了约三分之一(500首)诗作，其次是作了注释，其三是增加了评语(即“解”)，这一部分是最见功力之处。

从《唐诗品汇》到《唐诗正声》，再到《唐诗选》、《唐诗解》，明代唐诗选本中尊盛唐、重李杜的主线还是十分清晰的，李、杜之诗，因这几种诗选的宣传，而广为人知，也是十分明显的。

晚明竟陵派的《唐诗归》，与上述复古派诗选面目大不相同，《唐诗归》的选者钟惺、谭元春，既反对“前后七子”模拟盛唐而出现的“极肤、极熟、极狭”之风，又反对“公安派”的“险”“俚”“僻”的作法，转而提倡“幽情单绪”(钟惺《诗归序》)、“孤怀”“孤诣”(谭元春《诗归序》)，他们不像“公安派”那样提倡中、晚唐诗风，对盛唐还是重视的，只不过在具体诗作的选择上与复古派有很大区别。钟、谭承袭了高棅的四唐分法，《唐诗归》36卷，其中初唐诗5卷，共选诗323首，70位诗人；盛唐为重中之重，共19卷，选诗1164首，诗人93位；中唐共8卷，选诗489首，诗人69位；晚唐4卷，选诗261首，诗人62位。总计全书选诗2237首，诗人294位。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唐诗归》选诗之数量，仅次于《唐诗品汇》，但大量的唐诗经典名篇却被其排除在外。邬国平教授《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孙春青《明代唐诗学》对此有详尽的分析，孙学堂《明代诗学与唐诗》也指出本书未选一些重要作品，并引用钟惺《再报蔡敬夫》之言：“直黜杨炯一字不录，而《滕王阁》《长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头翁》、初盛应制七言律、大明宫唱和、李之《清平调》，杜之《秋兴八首》等作，多置孙山外。”孙学堂还指出《唐诗归》偏爱山水田园诗、偏爱写日常生活之诗，不选高、岑七言歌行名篇等。

在推尊盛唐的大方向上，《唐诗归》与高棅以下持复古论的唐诗选本在表面上是一致的，《唐诗归》选唐诗2237首，其中盛唐诗1164首，占到全书的一半以上，是初、中、晚唐诗的总和。但是实质上，二者又有很大不同，一是在复古派选本中，李、杜均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入选诗作最多，二人诗歌入选数量也大致相等，《唐诗归》却是杜甫最多(313首)、王维其次(113首)、李白第三(98首)，同时储光羲(61首)、孟浩然(68首)、王昌龄(66首)、高适(38首)、岑参(45首)、李颀(35首)，王维诗的数量超过李白，所选王维诗占其存诗总数高达百分之二十五，李白诗不到百分之十，杜甫诗达百分之二十以上，李白的地位明显下降，同时盛唐几位名家也占了较大比重。在具体篇目的取舍方面，钟、谭更是与复古派不同，如李白著名的《古风》组诗，钟惺评曰：“太白长处殊不在此，而未免以六十首故得名。”故仅选一首(凤飞九千仞)。李白的七古名篇《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均未入选。又如选七律，钟、谭首先对王世贞之论杜表示不满，《唐诗归》选杜甫七律《九日蓝田崔氏庄》，且评论曰：“钟云：凡雄者贵沉，此诗及‘昆明池水’，胜于‘玉露凋伤’‘风急天高’，盖以此。王元美谓七言律虚响易工，沉实难至，似亦笃论。而专取四诗为唐七言律压卷，无论老杜至处不在此，即就四诗中，已有虚响沉实之不同矣。不知彼以何者而分虚响沉实也，特录此黜彼，以存真诗。”王元美(世贞)为“后七子”领袖之一，他论杜甫七律之语见其《艺苑卮言》：“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钟惺不满而王世贞盛赞的“风急天高”，即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玉露凋伤”即杜甫《秋兴八首》中的“玉露凋伤枫树林”一首，按王世贞的说法，此二诗为杜诗压卷之作，按照钟惺的说法，这两首诗不够“雄”、“沉”。评价标准不同，毁誉悬殊。钟、谭对杜诗的评价有时不免自相矛盾，如他们不满于王世贞称赞“老去悲秋”(即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同时又将其选入《诗归》，还选入杜甫的“昆明池水”(即《秋兴八首》之一)，但在评《白帝城最高楼》时又说：“钟云：同一清壮，而节细味永，按之有物，觉‘老去悲秋’‘昆明池水’等作皆逊之。”(《唐诗归》卷二十二)钟、谭一直不满杜甫的一些七律组诗，一则曰：“钟云：《秋兴》偶然八首耳。非必于八也。今人诗拟《秋兴》已非矣。况舍其所为秋兴而专取盈于八首乎？胸中有八首，便无复秋兴矣。杜至处不在秋兴，秋兴至处亦非以八首也。今取此一首，余七首不录。”(《唐诗归》卷二十二《秋兴》“昆明池水”首评语)批评《秋兴》《诸将》等组诗“徒费气力”(《唐诗归》卷二十二《覃山人隐居》诗评语)。在《小寒食舟中作》的评语中，钟惺揭橥自己选杜甫七律之标准：“钟云：予选杜七言律似独与世异同，盖此体为诸家所难，而老杜一人选至三十余首，不为严且约矣。然于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友夏云：既欲选出真诗，安能顾人唾骂。留此为避怨之资乎？知我者老杜，罪我者从来看杜诗之人也。”(《唐诗归》卷二十二)杜甫《秋兴八首》为有机之整体，为学者共识，杨伦《杜诗镜铨》引俞玚曰：“身居巫峡，心忆京华，为八诗大旨。”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四曰：“怀乡恋阙，吊古伤今，杜老生平，具见于此。其才气之大，笔力之高，天风海涛，金钟大镛，莫能拟其所到。”《诸将五首》亦为统一整体，王嗣奭《杜臆》卷六曰：“前四首皆责备天宝以来诸将，而末章颂严武以愧之。观武镇蜀，来则安，去则乱，无忝将才，亦非阿其所好也。”《杜诗镜铨》云：“《秋兴》《诸将》，同是少陵七律圣处，沉实高华，当让《秋兴》；深浑苍郁，定推《诸将》。有谓《诸将》不如《秋兴》，此少年耳食之见耳。”《唐诗归》不喜《秋兴》《诸将》等组诗，一是因为不喜欢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不能欣赏反映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作，对杜诗艺术的理解也有很大偏差，二是钟、谭偏爱清幽、明净的诗风，反映出他们思想境界平庸，艺术趣味狭窄，只能欣赏那些“幽情单绪”的小情调，因此他们也不能欣赏李白的那些分量较重的七言古诗，这都是其不足之处，所以明末清初许多学者对“竟陵派”评价不高，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讽为“鼠穴”“鬼国”，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九、《明诗综》卷七十一说《诗归》一出，“正声微茫，蚓窍蝇鸣，镂肝肾”，为亡国之音。毛先舒作《诗辨坻》，有《竟陵诗解驳议》，专批《诗归》。《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三也对《诗归》多有批评：“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点逗一二新隽字句，矜为元(玄)妙，又力排选诗惜群之说，于连篇之诗，随意割裂，古来诗法，于是尽亡。”所云“以纤诡幽渺为宗”、割裂连篇之诗等，均切合《诗归》选李、杜诗之弊。

由周敬、周珽选辑的《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刊刻于明崇祯十一年(1635)，是明末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唐诗选本，选诗2400余首，博采众家之长，持论公允，成功地避免了从复古派到公安、竟陵派的偏颇，给后世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唐诗读本，该书选杜诗172首，李白诗154首，占全书总数约百分之十三，李、杜诗的代表作多已选入，评价亦较精辟，笔者已有专文论之*，兹不赘言。

四、李、杜诗歌地位在后世的升降

宋朝初年，白体、崑体、晚唐体盛行，李、杜诗受到冷落，随着欧阳修领袖诗坛，苏舜钦、梅尧臣为其羽翼，李、杜诗再度复兴，李、杜诗集在宋代得以多次整理与刊刻，为二人诗的流传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宋、元四百年间，仅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集子有全注本，李、杜以诗知名，韩、柳以文著称。

北宋主流诗人，从欧阳修、苏舜钦到苏轼诸人，均承认李、杜为唐诗之最高代表，而又较为偏爱李白，欧公《六一诗话》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还对“西昆体”“白乐天体”及九僧之“晚唐体”深致不满，他评诗友梅尧臣、苏舜钦诗曰：“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这也可看作对李、杜诗风的间接评价，盖苏近李而梅近杜。至于个人的艺术趣味，欧公则更接近李白。刘攽《中山诗话》曰：“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欧公亦不甚喜杜诗，谓韩吏部绝伦。吏部于唐世文章，未尝屈下，独称道李、杜不已。欧贵韩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晓；然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趠飞扬为感动也。”*苏轼论诗，常常是李、杜并重，《次韵张安道读杜诗》曰：“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苏轼个人的诗歌风格，则更近李白。苏轼的弟子黄庭坚，是宋诗派的代表人物，论诗首重杜甫，其《答洪驹父书》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有“点铁成金”之功、“夺胎换骨”之妙。不过，在理论上，黄庭坚并不轻视李白，而是李、杜并重，其《题李白诗草后》曰：“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北宋后期诗坛形成“江西诗派”，以学杜甫相号召，“靖康之乱”之后，时局与杜甫所经历的“安史之乱”十分相似，陈与义等人更是杜甫诗风的追随者。故方回《瀛奎律髓》，以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一祖三宗”，李白的诗歌则较少被提及。南宋中期，严羽作《沧浪诗话》，有感于近世诸公(当指黄庭坚、陈师道诸人)“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弊，提倡李、杜并尊，“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以上见《沧浪诗话·诗辨》)。“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是就诗风而论，李、杜并列，各有所长。若就名篇而论，也是各极其诣：“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以上见《沧浪诗话·诗评》)宋末文人，以反对“江西诗派”相标榜，以“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为代表，他们多效法晚唐，对李、杜诗风，并未能坚持学习。元代文人尊崇盛唐，以李、杜为最高典范，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说李、杜二公“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昔谓杜之典重，李之飘逸，神圣之际，二公造焉。观于海者难为水，游李、杜之门者难为诗。斯言信哉！”元人郝经《与撖彦举论诗书》、何梦桂《琳溪张兄诗序》、揭傒斯《惟实集序》、张以宁《钓鱼轩诗集序》等，均提出李、杜并重，为唐诗之冠。

随着唐诗在明代的盛行，李、杜诗之地位进一步提高。由元入明的文人贝琼《乾坤清气序》曰：“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与高棅大体同时的方孝孺《谈诗五首》其一曰：“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虽意在推尊风雅，但反映了当时举世尊李、杜的风气。“前后七子”主张复古，倡言“文必秦(西)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王世贞传所言略同)。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曰：“故曹、刘、阮、陆，下及李、杜，异曲同工。”谢榛较重杜甫，杨慎则较重李白，不满杜甫，总的看来，“前后七子”及同时诸人，对李、杜评价都很高，对这种情形，“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说得较清楚：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响之间。五言古、选体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子美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拔沉雄为贵。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扬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绝者，子美也。

这段话与严羽论李、杜特长之语相似，既李、杜并尊又有具体分析，还讨论了李、杜各体诗的长短优劣，较为客观。

到了晚明，屠隆等人主张广泛学习唐人而不专主李、杜(见其《论诗文》，《鸿苞》卷十一)“公安派”则对尊盛唐、重李杜表示不满，指出：“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然而，“公安派”不满的并非李、杜诗，而是亦步亦趋摹仿李、杜的复古派。

可能是受高棅《唐诗品汇》的影响，明代出现多种专选李杜的诗选，如赖进德编《李杜诗集》三卷，张含编、杨慎等评《李杜诗选》十一卷，万虞恺、邵勋编《唐李杜诗集》十六卷，顾明、史秉林《李杜诗选》十卷，汪旦《评选李杜诗》，梅鼎祚《李杜二家诗钞评林》，何烓等《李杜诗选》，汪琼《李杜五律辨注》，池显方《李杜诗选》等，这在明代以前是很少见的，这也是李、杜诗歌盛行于明代的旁证之一。

五、关于李、杜诗歌经典化的启示

李、杜诗歌的经典化，体现在唐诗选本中，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大体可分为滞后期、胶着期(尊而不亲)和完成期(鼎盛朝，双峰并峙期)。其中唐五代为滞后期，宋、元为胶着期，明代为完成期。

胡震亨评唐人选唐诗曰：“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高渤海历诋《英华》《玉台》《珠英》三选，并訾璠《丹阳》之狭于收，似又专主韵调。姚监因之，颇与高合，大抵并较殷为殊。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诗自萧氏《选》后，艳藻日富，律体因开，非专重风骨裁甄，将何净涤余疵，肇成一代雅体？逮乎肄习既壹，多乃微贱，自复华硕谢旺，闲婉代兴，不得不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衡韵调为去取，此《间气》与《极玄》眡《英灵》所载，各一选法，虽体气觔两，大难相追，亦时运为之，非高、姚两氏过也。观当日诡异寖盛，晚调将作，二集都未有收，于通变之中，先型仍复不失，则犹斤斤禀殷氏律令，其相矫实用相救尔。”这段话指出唐人选唐诗或重风骨，或重韵调，各有所长。对于唐人选唐诗的选本，多不选李、杜诗，宋人认为是“有意尊之”，胡震亨则予以反驳，指出：“宋人以诸选多不载杜甫、李白，为有意尊之，此又非也。《国秀》成于天宝三载，白入长安未久，甫则漂泊东都齐鲁间，名尚未起，何从知而尊之？《英灵》之选稍后，故有白仍无甫。他《南薰》《御览》《间气》《极玄》，例皆选中叶之诗，盛时诸家多不入，不独李、杜也。惟顾陶《类选》，则取冠李、杜，韦縠《才调》，更有李无杜，才若有意独尊之者，盖议论久始有定，而其初不可以是概矣。”这段话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李、杜诗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命运升沉，这其实说明了经典的“积累性”，经典的积累性与经典的整理(包括选本及注释)有密切关系*。在唐代当朝，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李、杜诗并未成为唐人选唐诗的主角，李、杜诗的价值，未被当时的选家充分认识，明显滞后。初盛唐的唐诗选本，主要是因年代(时间)关系，未收或少收李杜诗，中晚唐选家，则主要是审美眼光的差异(也就是多主“韵调”)，而基本不选李、杜诗。

对于宋代至明代的唐诗选本，胡震亨有也精彩的评论：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迄无定论。大抵宋失穿凿，元失猥杂，而其病总在略盛唐，详晚唐。至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得其要领；复出四子为始音，以便区分，可称千古伟识。惟是所称正音、余响者，于前多有所遗，于后微有所滥。而李、杜大家，猥云示尊，未敢并陟，岂非唐篇一大阙典？高廷礼巧用杨法，别益己裁，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尽其变以收其详。……高又自病其繁，有《正声》之选。而二百年后，李于鳞一编复兴，学者尤宗之。详李选与《正声》，皆从《品汇》中采出，亦云得其精华。但高选主于纯完，颇多下驷谬入；李选刻求精美，幸无赝宝误收。王弇州以为于鳞以意轻退作者有之，舍格轻进作者无是也。良为笃论。

从宋至元，李白、杜甫在唐代乃至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已经确立，尽管宋代有欧阳修喜李白、王安石重杜甫这样的细小差别，但李、杜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这一点已无异议。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可视为宋人共识。严羽《沧浪诗话》出，李、杜并尊之说更加为众人所接受。但是宋人诗选却失之“穿凿”，元人诗选失之“猥杂”，诸家之选多借推尊之名不选李、杜，李、杜在诗坛的盛名，与其诗在此时诗选中受冷落的境遇，恰成鲜明对比。

李杜诗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备受青睐，与其作为唐诗经典的“传世性”与“耐读性”特质有很大关系。“传世性”指作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西方有所谓“历史检验说”，经过近千年的历史检验，李白、杜甫之诗无疑成为唐诗之经典。从作品数量来说，李白诗居唐诗第三，杜甫诗居第二，但与数量第一的白居易诗相比，李、杜诗歌的思想境界与艺术创造力显然更高，而且二人并世而出，生活于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以其天才的创作，成为时代的号角，并称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历数百年而不衰，具有很强的“传世性”，其影响遂为唐代诗人之冠。在明人心目中，李、杜是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按照现代经典学理论，经典具有“耐读性”，富有启示性，常读常新，也就是长久地存在陌生感。明人学习李、杜，正是由于李、杜诗可以常读常新，为当代创作提供艺术借鉴。

李、杜诗歌的价值，在唐代未被充分认识，至宋、元逐渐升温，至明代达到极致，这很好地体现了经典学理论的“经典的累积性”原理。经典的整理与注释，是经典累积的重要过程与手段。詹福瑞先生曾以《诗经》与《庄子》的整理(包括所谓的“孔子删《诗》”)与注释，来说明经典的累积过程，其实李、杜诗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杨齐贤注、萧士赟补注的《分类补李太白诗》在明代广为流传，杜甫诗集的明人注释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红雨楼书目》《宝文堂书目》等公私书目记载，多达三十余种(参见万曼《唐集叙录·杜工部集》，明人的李、杜集合刻本也有数种。成书于明末的胡震亨《李诗通》《杜诗通》影响巨大，与胡氏所辑之《唐音统签》并称唐诗研究的代表作。评点与批评层面，也是经典累积性的重要体现。

明人不执著于“李、杜优劣论”，而是继承苏轼、严羽诸人的观点，李、杜并尊，着眼点往往在于李、杜诗风诗体的差异，如认为李白诗近《风》，杜甫诗近《雅》(张以宁《钓鱼轩诗集序》)，胡应麟《诗薮》、许学夷《诗源辩体》、王世贞《艺苑卮言》、谢榛《四溟诗话》等，多讨论李、杜诗体的不同与长短优劣，但他们推尊盛唐，以李、杜为盛唐诗坛之领袖，以王、孟、高、岑、李顾、王昌龄、崔颢为其羽翼的观点，是较为一致的。

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评李杜”条云：杨诚斋云：“李太白之诗，列子之御风也。杜少陵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与？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与？宋则东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徐仲车云：“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二公之评，意同而语亦相近。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

杨诚斋即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徐仲车即北宋学者徐积。杨慎引用二家之言，是说李白之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无待”而神于诗；杜甫之诗有规矩而不为规矩所缚，“有待而未尝有待”而圣于诗，杨慎自己的比喻，意思也与杨万里等人大致相近，都是指李、杜诗各有所长又均达到诗歌的最高境界。杨慎这段话在明代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以唐诗选本为中心，结合历代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来看，到了明代，李、杜诗歌的经典化接受已大体完成，李、杜并尊的地位已经确立。

在清代，李、杜并尊已成共识，如著名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选诗1928首，其中收李白诗140首，杜甫诗252首，合计392首，占全书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赵翼《论诗五首》其一：“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固然表现其强调创新的意识，却也反映了当时李、杜诗统治诗坛的盛况。而这一局面，是经历了唐、宋、元、明数代，到明代最终完成的。（丁放）

来源：《文史哲》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