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晋文豪对赋学的看法有何差异？其文章都有哪些特点？——首先，我们先谈论文豪陆机，陆机《文赋》中谈到自己重视文章的感情抒发，并以“情”作出文章好恶判断标准，“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他认为辞句等只求新而过分浮夸会导致文章情感的缺失和空虚，就像用单弦也能弹奏和谐乐曲，但却无法感觉到悲伤的情感。

陆机文情观与“体物”论

“情”必须要有内容依托，否则形式再美，如果因内容空洞而显得“寡情”，毫无真情实感可言，这文章也不是好作品。后世文论家常以“繁缛”评价陆机文风，从陆机这段话的描述可以看到，他的“辞”必包含“情”，二者相得益彰，并非仅看重辞藻是否华丽。汉赋行文博大绚丽、富丽堂皇，着重对事物的铺写描绘，然而西晋时期的赋论已经要求从过去状物的绵延铺张转变为以情含辞、以情体物的重点上。

不“辞飘浮”，不“寡情鲜爱”，这也是摒弃过去赋“大而空”状态的一种方法。他在《遂志赋序》中说汉代崔篆“作诗以明道述志”，评价冯衍、班固、张衡、蔡邕、张叔作品皆继承崔篆的“述志”之风。“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赋文虽说不能穷尽各种事物，但各人遭遇的事情不同，使作品呈现的声音、情感不同。

陆机一来赞许“述志”的动机与方法，二是看到情感与作品能否名成之间的联系紧密。至于怎么用“情”呢？上文讨论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诗赋两种文体的审美旨趣互相渗透，程章灿也认为“二句可谓互文见义”。

周汝昌发现“缘情”一词在陆机的作品中共出现3次，分别在《叹逝赋》《思归赋》《文赋》，而这三部作品都是赋作。“缘情”自然可以用于赋的创作中去，但也应该看到，“体物”本已含“情”。“‘情’是‘物’之所生、所形、所属，二者是统属关系，而非平列对待的两造。所以‘缘情’的实际意义也是一种体物”。

我们清楚知道，作家构思文章前，心中已经有了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应，从《诗经》的触物而兴，到楚辞的景物象征，过去的文学传统一直保留“情”和“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到了陆机这里，首次提出“体物”一词。曹虹曾说陆机之前，没有“体物”说，而是“感物”说。

感物”需感官的配合，而“‘体’所要求的主体心灵的清虚亮达与‘体道’者的心态颇为契合。”，她发现“体物”思想来源于《庄子》的“体道”，比“感物”更高级。

“赋体物而浏亮”，表面上“体物”的重点在于“物”，因为“体物”之“物”，可弥补“缘情”、“绮靡”上的空洞，使“情”“言之有物”。但过去赋作更多是停留在“状物”之形状多样、数量繁复、语词惊艳等方面下功夫，缺乏了人对客体的主观能动。但在“体物”这里，一来主体对客体外物的情感和想象早已萌发，即有所“感”，然后才能实现“体”——意味着赋家创作时那些情感和想象已经虚位以待。

好比陆机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人会随着“四时”变化而“叹逝”，看到万物兴衰而“思纷”，因叶落而悲秋，因芳生而喜春……“叹逝”、“思纷”、“悲”、“喜”，都是需要人心感应外物，心生感情，正因为有了“情”，心为物动，于是产生了创作动机。

在这番论析中，“体物”的“体”的审美主体地位跃然上升，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的“物”已然成为审美对象。《文赋》对“情”的认识和自觉，已经远超越“止乎礼义”之“情”的道德判断。

陆云文情观与“附情而言”说

陆云对赋学的讨论集中在《与兄平原书》，常以批评时下赋作的方式呈现，而评价标准之一为赋作中“情”的份量。陆云与曹丕的看法相当，把屈原作品放到很高的地位，“古今来为如此种文，以此为宗矣”，他把《楚辞》放在“宗”的位置，以后的文章都要学习它寓情述怀。

《离骚》是屈原满腔悲愤、落魄失意之作，他作《九愍》的缘由之一是受了屈原《离骚》之“情”的触动，“昔屈原放逐，而《离骚》之辞兴。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不以其情而玩其辞，而表意焉，遂厕作者之末，而述《九愍》。”《九愍》拟《九章》形式，书写屈原怀才不遇之遭遇，充满了作者对屈原伤感惋惜之心情。“以其情而玩其辞”，陆云认为，屈子骚赋用情至深，后世文学皆离不开其“情”和“辞”的影响。

陆云对“情”的认知，还曾经给出一个“情”深的标准。其兄陆机的《述思赋》，“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陆云赞叹该赋“清妙”，“深情至言”，认为自己的赋不及其兄赋文用“情”之深。

陆云已然是“情文”的致力者，但他的判断标准要将“情”深是否进行到底。如《九愍》作成后，陆云认为自己的作品“少情”，不如初愿，有所失望，“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颇能作泛说耳。”。该信主要内容为陆云与陆机辩《九愍》何处为佳，陆云虽自谦“少情”，但他认为《九愍》“渔父相见以下尽篇为佳”，理由是“与渔父相见,亦无他异,附情而言”。

有学者认为“陆云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倡导文学情感的口号和旗帜‘附情而言’,简言之,就是要凭着感情去说话,这是指作家进行创作构思时要以传情为准则,而在组织文辞时也要遵循抒情的需要”。陆云曾经从对张华父子的文章中得出“情”为先的感悟，“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

“先情后辞”是“附情而言”的另一种表达，实则涵义相同。以往陆氏兄弟把辞采放在第一位，情感第二位，先辞后情；追求语词所带来的文章气势，而不追求文章在感情上给人带来的愉悦。但是，陆云后来从张华父子的作品中学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就是“悦泽”和先情后辞。也只有“情”放在创作中的首要位置，组词造句才能顺应内心，赋文才会真实动人。

“附情而言”，既是对“情”启动“言”的执着，又是对言语生命力充沛的强调。因情致所动而进行文学创作，陆云多次实践，在《与兄平原书》中，他说道“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文欲定前，于用功夫，大小文随了，为以解愁作尔”等强调作文可以“解愁”“忘忧”的话；创作《岁暮赋》时，“感万物之既改，瞻天地而伤怀，乃作赋以言情焉”。言意之辨中，情乃表意。

情感用言语表达，言语自然含情。前面亦提到，曹丕“感物伤怀，乃作斯赋”，因“感物”而内心有所触动，于是作赋。《岁暮赋》因感时伤逝而赋成，充满了生命之悲。这种注重物感与生命体验，也参与到魏晋时期文学之自觉中去。

魏晋赋的类型

魏晋之际，文学创作注重生命体验，风格突出个人的情性表现。赋的类型从“大赋”转到“小赋”既是时代的趋向，也是“情”入文学的必然结果。小赋侧重抒发个人情志，篇幅短小，能满足文人日常心情排解的精神需要。其实“体物”也好，“深情至言”也罢，“文的自觉”意味着“情”的崛起，这也有利于扩大创作题材和文学理论探索。

陆云受二曹的影响甚多，不论是创作目的因“情”，或是对待前人文章“情”感的评价。二陆的文情观也影响了后来刘勰的“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说法。

结语

总的来说，左思对赋的创作主“弃虚而征实”，摒弃想象、力求真实，这种理念刚好与“情”的主张相悖、与文学创作需要想象的空间相悖。这也不难解释，后世再难出现恢弘求实的大赋作品，“征实”观也很难持续影响后世文论及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