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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为了实现国民党改组的目的，他充分利用孙中山的左倾、声望及其建党愿望。

他小心翼翼地、力所能及地、有分寸有技巧地向孙中山建议，要从制定党纲党章开始着手改组国民党，改组军队，建立军官学校，培养政工干部。

同时，为了吸引群众支持国民党，他还建议孙中山在广东本地进行劳动立法方面的改革，以调整土地关系和改善小资产阶级的状况。

鲍罗廷将他的整个思路，转化为孙中山要着手完成的三大任务。

其一，继续在全国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

自从《孙越宣言》发表、国共合作的“斯内夫利特战略”实施以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进行国民党改组工作，但由于孙中山一直醉心于自己的军事目标，而马林和中共对国民党以及孙本人开展的批评，使孙中山大为恼火，国民党改组工作因此陷入僵局。

共产国际总结前段工作，吸取教训，采取比较缓和的立场，召回马林，派出更有经验的鲍罗廷到广州。

尽管鲍罗廷的使命也是遵从共产国际的总战略促进中国革命，但是他在具体工作中比他的前任更加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特别是鲍罗廷非常尊重孙中山的领导地位，逐步与孙建立起了良好的互信关系，于是，国民党改组工作又开始向前发展了。

鲍罗廷到广州后，一直设法将孙中山的注意力和精力从军事目标引到国民党改组方面。鲍罗廷的努力慢慢地产生了效果。

从孙中山1923年10月中旬以后的讲话看，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鲍罗廷对孙游说的影子。

对于国民党的改造，在孙中山的讲话里确实多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内容。他比过去更加强调党务和党的思想建设。

1923年10月10日，在辛亥革命12周年的纪念日，孙中山召集在广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发表演说，论述党务的重要。他向党员们强调党的组织和纪律。他说革命党员不能只图一己之自由，而不顾公众之自由，号召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

他批评党内流行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观点，认为这种说法只能削弱国民党的组织，使国民党涣散无力，不能担负起领导革命事业的重任、又使反动势力“因得肆无忌惮，帝制自为”。

他反思国民党“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的原因，认为在三个方面：

一是“党中缺乏组织”；

二是“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结果——党与军队分离；

三是“党之基础未固”。

孙中山也曾在不同场合分别谈到这三点，但是这次演讲则是高度概括而集中揭示了国民党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并且第一次时常与苏俄革命成功的具体经验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

他说:

“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裁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

从孙中山的讲话中，人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鲍罗廷的观点以及对他的影响。类似的演讲，有很多次。

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演讲中说:

从前何以不从事于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指鲍罗廷)，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

12月9日，他以《党义战胜与党员奋斗》为题，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训话，指出:“此次本党改组,想以后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

他再次强调改组国民党要用俄国的方法，他说:

“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

鲍罗廷在向孙中山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时，非常注意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这是他到广州后很快赢得孙中山的信任，并迅速与孙建立起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鲍罗廷到中国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经常刊登批评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文章(当然这也是马林和陈独秀奉行共产国际指示，为改组国民党而开展的批评)，而在1923年10月之后，这类文章明显减少了。

不仅如此,《向导》上还出现了鲍罗廷称赞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文章。该文是转载鲍罗廷因孙中山聘请其“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10月18日接受觉悟社记者采访时的一番话。

在这次采访中，鲍罗廷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法庭、租界、管理关税，自命保护中国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虚伪面目，予以揭露；对于他们“在中国之外国报章上毁谤中国之爱国要人，使无数外国走狗，得遂其欲望机会，以轻藐中国国民，而待之如次等之民族”的做法，表示明确的批判和否定。

他告诉人们：

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此最后余所满意者也。该党现尚未自觉其自己之力量，及未组织完备，以完成其历史上的职务，但吾人深信其不久即能自觉，必能组织完备。盖吾人一想该党有如是伟大之领袖，如孙中山先生其人便知之也。

鲍罗廷在舆论面前公开捍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对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表示真诚的尊重和充分地肯定，使孙中山和国共两党党员心悦诚服。同样，孙中山在全体国民党党员面前也极力为鲍罗廷树立威信。

他在演讲中谆谆告诫他的追随者们：

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指苏俄)。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获得了孙中山的支持，鲍罗廷迅速将国民党改组工作引入实践层面。

他告诉孙中山，要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创办报纸，宣传国民党的纲领、章程和改组宣言，要将改组工作从广东推向上海，然后推向全国，要搞好各分部的党代表选举工作，为召开全国性的党代会做准备。

其二，把广东建设成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鲍罗廷还设法让孙中山明白，他的第二个任务是坚守广东，但坚守的目的不是为了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要在某些战线上取得军事的胜利，然后组织一次对北京的远征，而是为了使广东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为此：

首先必须根据政府在社会劳工法、调整土地关系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做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宣传说服工作，同时要缓解无地、少地和村社农民的处境等等。

换句话说，要在广东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基础，它能证明孙的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并使它能够提出全民族的任务。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鲍罗廷碰上了孙中山的软抵抗。事情的经过颇有意思。

11月12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鼓动大家放弃失败主义情绪，奋力抵抗陈炯明部队的进攻。结果广州暂时得救了。

13日，在国民党重新召集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考虑到前线的危急局势，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鲍罗廷不再和颜悦色,他“发作了”，向全体与会者不客气地指出:

假如国民党的地区组织在一年前建立的话，那现在就不会再发生这种极危险的形势了。一夜之间不仅能够把各党部动员起来，而且今天早晨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开赴前线，打退反动派乃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出席这个会议不是为了批评过去，而是为了与你们分享使俄国人民有可能在类似情况下战胜敌人的作战经验。

鲍罗廷接着向与会人员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广州政权之所以陷入危机，广州政府之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是因为国民党建立的这个政权没有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基本的老百姓做过什么有益的好事。

因此，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们指出，国民党和广州政权要明白唤起民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在会上提出两项应对危局的措施：

一是立即颁布有关保护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法令，以迅速争取广大群众；

二是立即组织志愿部队开赴前线。

鲍罗廷信心满满地表示，国民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是拥护这些措施，广东的工人和农民受到改革的刺激，定将汇集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团结在军队的身边，陈炯明的势力一定会被打败，城市和政府均可得救。

与会成员都为鲍罗廷的劝告所打动，被他的自信心所征服，他们全盘接受了鲍罗廷关于土地改革和劳工改革的建议。

但是，法令需要孙中山的签署才能生效。

第二天，即14日，鲍罗廷带着旨在贯彻头天已获通过的经济社会改革计划——重新分配土地、提高工资、享受8小时工作制等法令来到大本营。但哪儿都找不到孙中山"。

按预定计划，到15日，广州各区党部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准备颁布这三项法令，结果廖仲恺也没有露面。

鲍罗廷明白了：孙中山这是在有意躲避他。

孙中山没有出席13日的会议，但他已获知会上通过了鲍罗廷的改革计划，同时他也获得了相反的意见，即鲍罗廷要在广东实行苏维埃化。他心里很不安，又不便直接反对，于是他采取了躲避鲍罗廷的办法。

当15日鲍罗廷派人持专函前往孙中山大本营，请求他最后表态时，孙中山既不好拒绝又不便同意，他只是命廖仲恺先做些调查。实际上使改革计划不了了之。

鲍罗廷受到了挫折，但他深信唤起民众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他照样组织城市的防卫，他将广东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及愿意同他合作的国民党员组织起来，派他们到广州各地招募志愿者，鼓舞士气，准备当地的防御。

他指示中共党员出席所有街区的国民党会议，敦促每个地方组织都建立一支军事小分队。

18日，陈炯明部再次进犯广州。危机来临，孙中山召见鲍罗廷，但不是为了签署改革法令，而是讨论他准备动身去日本避难的问题。

孙中山判断，英国人很可能不允许他待在香港或者上海。

鲍罗廷立即表示，他可以安排孙中山从日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从那里去莫斯科。但是鲍罗廷劝告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希望。

他认为，尽管孙中山没有签署改革法令，可是这件事本身已在民众中产生了宣传效果，让民众看到了希望，“群众的拥护”又鼓舞了士兵，因此，局势并未完全失去控制。

但孙中山还是犹豫不决，继续做着出走的准备。而广州的危局确如鲍罗廷的判断，没有失去控制。

也许是鲍罗廷动员群众的策略起了效用，也许是盘踞广州的将军们，不愿意因战败而丧失已经拥有的权力和切身利益。

总之，陈炯明的军队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于18日夜间开始退却，广州和孙中山的政府幸免于难。处于绝望之中的孙中山欣喜若狂。

他坚信是鲍罗廷从近在眼前的灾难中救了他，因为是鲍罗廷告诉他要坚守，是鲍罗廷组织了城市的防御工作，是鲍罗廷缓解了危局。他觉得，鲍罗廷就是专门来拯救他的“拉法叶”(《圣经》中记载的天使)。

从此，他与鲍罗廷的关系真正成熟起来了。而鲍罗廷也开始在中国建立起了权威。

此后，鲍罗廷在实施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过程中得到了孙中山真正尽力地支持，当然他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始终没有得到孙的任何承诺。

因为，鲍罗廷动员群众的计划，既与孙中山处理问题的办法格格不入，又对他的价值体系和权威构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他们无法在动员群众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而建立广东根据地的任务，最终是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夏天完成的。

其三，改组军队，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

鲍罗廷到广州时，在孙中山政府管辖的地带，以及在广州驻扎的军队是孙中山表面上拥有的军事力量。

他们是自称“联军”并执行政府命令的各个军阀集团。

其中，实力最强、装备最好的是杨希闵将军指挥的滇军，由三个军组成，共有23000人。

驼着背、阴着脸、垂着胡子的杨希闵总指挥兼任第一军军长，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仪表堂堂，但刚愎自用的范石生将军任第二军军长。

滇军表面上看是各个军阀集团中最团结的，但其内部同样是勾心斗角，互相倾轧。

滇军掌握了广州的财源，如铁路、赌场和妓院、烟酒税等。

次于滇军实力的是粤军，其首领是许崇智将军，下辖三个军，各式各样的部队共有28000人。

孙中山一直指望粤军在南方军事集团中起首要作用，但实际上这支军队的主人只关心个人的私利。

仪表堂堂的年轻将军许崇智，从一个在酗酒中消磨时间的“飞黄腾达的青年”，变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是谈论革命词语的“一把好手”。

在他手下有梁鸿楷、李福林、李济深、吴铁城、张发奎等人。

仅次于粤军实力的是湘军，它有14000人。

其首领是上了年纪的谭延闿将军及其助手程潜。无论就其数量还是就其组织而言，都是最弱的一派军阀，是刘震寰将军指挥的桂军，总人数大约5000-6000人。

身材矮小、瘦弱的刘震寰当时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不起任何作用，他的军队仅仅是滇军的附属品。

还有一个朱培德的军，力量较小，不属于任何一个军阀集团。

此外，孙中山的政府还有空军和海军。空军有四架飞机和两架水上飞机，空军司令由孙中山的私人秘书担任，这是唯一一支完全忠于孙政府的部队。海军由海军舰只和内河舰队组成，海军舰只有一艘待修的巡洋舰、一艘炮舰和两艘运输舰；内河舰队由22艘舰只组成，内有8艘炮艇。

以上就是当时孙中山管辖地区的全部武装力量。

这些自称“联军”的地方军阀，口头上都承认杨希闵将军是总司令。实际上，他们离心离德，相互猜疑，城府极深，每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私利，对孙中山的政治目标并不感兴趣。

他们的生存法则是“有军队就有政权”，据此将军们觉得自己在广州就像是在火车站候车的乘客。

他们只注意积蓄各自的力量和钱财，并不关心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不关心居民生活的改善。

鲍罗廷非常清楚，要让孙政府这些名义上的军队变成国民党的党军，就必须使孙中山意识到政治工作对军队改造的重要意义。

因此，重视培养政治工作人员，然后将他们派往军队之中，使之成为有政治目标的军事集团，使之成为服从国民党领导的党军，这是孙中山面临的任务之一。

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仅仅重视改造旧军队还不够，他还必须创立新的军事学校。

鲍罗廷向他的上级报告说:

11月25日，孙主持下的国民党临时执委会最终接受了这里提出的在广州创建第一所军事学校的方案。建校的原则是以营为单位。这所学校区别于同类学校的地方是它名副其实地设立了政治部。蒋将军（即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他是孙在莫斯科的代表，现正在回广州的途中。任命广东省省长廖仲恺为政治委员。校址已经选定，最近将一切准备就绪，学校将开始运转。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的最初来历。

鲍罗廷还非常注意让军队掌握在孙中山的手里。他对当时孙政府的各派军事力量的总指挥杨希闵保持高度警惕。

他在上述同一篇报告中说道:

孙逸仙的军队现在是在杨希闵将军的统一指挥之下。尽管这位将军是国民党员，但这里附上的有关他的鉴定表明，未必可以把他看作是特别可靠的。但是注意到孙和国民党临时执委会在积极着手在广东群众中做党的工作，政府在制订旨在改善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的处境的措施，以及孙过去和现在都准备把政治工作人员派往军队，所有这些将会消除杨希闵将军的危险，更牢固地保持住军队同孙的联系。

后来的事实证明，鲍罗廷有极强的政治洞察力和先见之明。1924年10月，杨希闵、刘震寰果然发动叛乱，但很快就遭到了革命军的镇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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