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邓公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领导人绝不做李鸿章”，老人家的本意是针对香港问题，却也在学术界掀起了李鸿章“卖国”与“爱国”的争论。

有的人说李鸿章“年少不知李鸿章，年老方知真中堂”，也有的人说他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在李鸿章的AB面中，我们彷佛见到了两个人。

一方面是忧国忧民，一方面和晚清其他官僚并无两样的蛀虫。

那么在他的两样人生的里面，李鸿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大清国的裱糊匠

李鸿章晚年的时候，曾经对自己这一生做了一个评价，说自己是大清国的裱糊匠，并自嘲说自己练兵，海军，这些事业都是看起来好看，实际上不堪一击。

闻者都觉得很难受，这种淡漠的语气。

其实李鸿章这种心绪，早在他1896年去西方出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流露了。

他出国之后，看到了西方社会的繁华，科技昌盛，军备发达，加上与当时中国的差距过于明显，他不禁写了一首诗，说自己是“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三百年，八千里都是虚指，但是那种心绪是掩盖不了的，在歆羡之余，更多的是一种悲怀，他所感叹的落日旌旗、黄昏晚景，把自己作为一个孤臣，在远赴重洋，千里之外，依旧对国与民牵挂不已，诗句背后是一颗老疲无奈、伤痕累累的心。

他清楚地知道当今所遇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三千年未有之剧变”，他不是不知道清廷的腐败脆弱，但是他在那个官僚系统里，只能做一个裱糊匠修修补补罢了，因为融入了就很难初心未改，不融入什么事都做不了。

但是他还是想做一些什么的，哪怕是只有自己。

老年时路过日本时，李鸿章固执地拒绝踏上日本国土一步，就是因为在马关的耻辱，他让人用甲板搭建“走廊”，走在甲板上，一步步的走向转乘开往西方的邮轮。

这是他的执念，也是他的姿态。一个人表达这种愤怒的时候，其实是很无力的，因为他的背后早已经没有了他的祖国。

在马关

李鸿章这辈子写过很多次自己的名字，近代很多条约上清政府的签字人都是他，但是我想他这辈子写过最难的名字，还是在马关。

台湾被他弄没了，澎湖列岛也没了，中原王朝几千年的藩属体系，也终止于那张条约。数千年先辈的努力，一下子被消除的干干净净，还附上了三亿两白银的外债，可以说谁签字，谁就是最大的罪人。

李鸿章犹犹豫豫地并不敢签字。在一次阴差阳错之下，他还受了日本激进分子一枪，这一枪，就是一亿两白银的减免。有人劝他静养一段时间，不要为这些事情劳心费神，他毅然地拒绝了，作为当时清政府重大外交事务的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东方的俾斯麦，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国家交付的重大事物，又怎么能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而耽误呢？

遇刺第二天，他又回到了谈判桌子上，很多人看见他官袍上有血迹，都非常动容，说这是为国家而牺牲的血，他说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国，他的朝廷，这都是他的责任。

军机处当时其实很早就收到了李鸿章的条约签字的许可，但是却一直拖着不给回复，谁回复，谁终将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胡乱折腾的是他的朝廷，收拾烂摊子的却只能是他。

签订《辛丑条约》的本是庆亲王奕劻，这位满族勋贵，当时深得慈禧太后的器重。奕劻不敢签字，害怕自己一笔落下便落下千古骂名，李鸿章看出了他的为难，他说：“王爷，还是我来吧。”

“这个天底下最难写的恐怕就是自己的名字了。”

辛丑条约签订

“东方俾斯麦”与“西方李鸿章”

在1896年，当时中日那场著名的“甲午海战”早就结束了两年，邓世昌的尸体在黄海之下永世沉沦。而不得不在现实里，背负着巨额赔偿的清廷，开始筹措对日赔偿费。

英国和清廷签署了借款合同，答应借给清廷一亿两白银，清廷却因此要将自己的海关作为抵押。于此同时，李鸿章又长袖善舞，和俄国秘密接触，又签订了互助条约，以求共同针对对东北垂涎三尺的日本势力，但是前门拒狼，后门迎虎，俄国势力由此堂而皇之地进入到清朝的龙兴之地。

清廷当时是任人宰割，列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局势危如累卵。慈禧不得不使出了撒手锏，请李鸿章代表清廷出访西方列强，以求换得一些所谓的支持。

和慈禧的初始目的不同，李鸿章把这次出访，完全变成了向西方求教强国之道的一次旅程，但无论怎样，李鸿章会见俾斯麦，游览西欧，苦苦确认的那一条出路，他心知肚明地知道，中国的出路，对清政府来说，只是一条“绝路”罢了。

在《李鸿章在福里德里斯鲁》中，李鸿章很直白地问：怎样才能在清廷进行改革？

俾斯麦依据他的经验回答说，首先需要得到皇帝的支持，他当年就是在德皇威廉一世的全力支持下，才得以执行他的铁血政策。当然他说的这个皇帝，在李鸿章那里是指慈禧太后。

李鸿章搞洋务慈禧其实也是很支持的，他很快问出了第二个问题，皇帝听从，但是却在朝中处处掣肘，被刁难，被利益集团挟持，又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显然沉默了，德国的情况和清廷不同，德国是一个刚刚统一的德国，利益集团还没有尾大不掉，但是清廷很明显不一样，他最后耸了耸肩，表示自己无能为力。

俾斯麦

结语：

李鸿章是近代史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身上既有买办阶级的软弱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宰相合肥天下瘦”这件事，从而对李鸿章的民族情感完全忽视。

在当时那个政治环境下，要做事，就得融入官僚体系，人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曾国藩一开始不信这些，结果官当着当着，也开始清楚那点俸禄做不了什么事。

当时李鸿章问俾斯麦两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俾斯麦被罢相的事实，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之后，对于俾斯麦的政策多有不满，便将他罢了官。在得到了改革成功的俾斯麦的答案之后，李鸿章便沉默不语。两人心有灵犀的共同保持了沉默。

李鸿章知道，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别的事，他不敢做，也不敢想。

文/枕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