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在宰相欲通过兼职扩张其职权时，会通过直言进谏规劝皇帝的方式，防患于未然，磨灭宰相揽权的野心。在宰相兼职过程中出现失误时，朝臣也会向皇帝弹劾宰相的失当行为，要求罢免宰相兼职或罢免宰相。朝臣一直是宰相兼职工作的监督者，在宰相夺权的野心显露或无视法度的情况下，他们会冒言弹劾，以求稳定朝纲。

一、在明确宰相兼职意图的基础上，直言进谏，以求控制宰相职权

宋人对宰相兼职意图有着明确的认知，在发现宰相欲通过兼职行不轨之事时，会通过斗争的形式阻止宰相的行为。元丰五年（1082），尚书右丞王安礼曾力求神宗压制次相蔡确扩张职权的野心。时蔡确使用诡计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次相身份把控中书省后，又“欲以自大，乃议尚书省关移中书，当加‘上’字以重之。”

王安礼争论到：“三省，天子攸司，政事所自出，礼仪均一。确乃欲因人而为轻重，是法繇人变也，非所以敬国家。”王安礼又言辞恳切地与神宗说到：“陛下用确为宰相，岂以材术卓异有绝人者，抑亦叙次迁陟，适在此位耶？”

神宗说：“适在此位。”王安礼又对蔡确说：“陛下谓适在此位，何自大如此！”可见朝中的贤能之人皆为宰相兼职工作的监督者，当宰相行为失当时，其会通过劝说皇帝的方式以压制宰相职权，而宰相在朝臣言论的打压下，亦会有所收敛。

宋代此类忠君爱国之士还有很多。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再次担任宰相，以右仆射兼枢密使。绍兴九年（1139）十二月，和议之初，宰相秦桧意欲“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的野心被参知政事李光察觉，李光进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备不可撤。”后李光又说到：“观桧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此怀奸误国之大者，不可不察。”

可见副相李光将宰相秦桧欲借兼职枢密使职权讲求议和与收揽地方武将的意图尽收眼底，但是李光的先见之明并未取得任何成效，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高宗还是听信了宰相秦桧的建议，罢免了武将韩世忠、张浚与岳飞的兵权，以致南宋失去了北伐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李光也因朝堂不接受其言论而愤然辞去相位，被贬资政殿学士，十一年，李光责授散官、藤州安置。

宋代臣僚在明确宰相兼职意图后，劝说皇帝对宰相兼职职权加以收敛，在皇帝自身尚有作为与清醒的理政思路的情况下，还会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在皇帝胸无大志，一味依赖宰相的情况下，只会造成相权的独大。

二、在宰相兼职出现偏差时，劝谏皇帝，以求罢免宰相兼职

宋人极其关注宰相对兼职职务的履行情况，在兼职出现偏差时，朝中重臣会积极劝谏皇帝罢免宰相。如神宗去世后，蔡确兼职山陵使职事，因其在兼职过程中无视法度，朝臣接连上呈其在兼职期间的失当行为。

宰相蔡确在兼使山陵使职务过程中，不按丧葬礼仪宿于两省和幕次，而独自寻找舒适之处安睡，故引发了朝臣的批判，宰相蔡确兼职山陵使过程中不仅如此，左正言朱光庭又弹劾道：

“蔡确，先帝简拔，位至宰相，送终之际，殊不尽恭。灵驾发引在道，确为大礼使，当与扈从臣僚先后徐行，常以妥安神灵为虑。而确不务此，每灵驾行，辄先驰去数十里之远，以自便安，而灵驾一行在后，略不顾省，为臣不恭，莫大于此。”可见宰相蔡确无视章法于何种地步，况且其在兼职事毕后还不肯依据前朝与宋初故事辞去相位。

时侍御史刘挚又进言“蔡确既为山陵使回，自合依故事，坚请去位，不当贪权固宠，不恤公议，傲然安处，无廉耻之节，败陛下风俗，坏陛下典章。”并认为宰相蔡确“无一正言，无一正行，天下之人指为奸邪，共所愤疾，而久留左右，适足玷累圣德，为国之蠧尔，何辅翼之可赖？”在刘挚向英宗进言后，“言者踵至，盖十一月间，其发端则自挚始。”宰相蔡确在兼职过程中的各种失当之处引发了朝臣的强烈不满。

在朝臣的不断施压下，哲宗于元祐元年（1086）二月，下令“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充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可见朝中重臣对宰相兼职有着严密的监督，在宰相兼职过程中出现失误时，其中的贤能之臣会直言进谏，以求对宰相有所惩处，皇帝也会听取臣僚的劝谏，做出适当的任命安排。

在宰相兼职所作之事出现劳民伤财的情况下，臣僚亦会建言皇帝，申明问题的严重性，以求削减宰相职权。大观元年（1107）十月，太庙斋郎方轸曾上奏徽宗，参宰相蔡京一事。

在方轸看来，宰相蔡京蛊惑徽宗，使徽宗从事的系列铸造九鼎与祭祀天地活动皆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消耗国家财用，蔡京只是欲借此迷惑徽宗，以便于其扩张私权、把控朝政而已。由此可知，朝臣对宰相兼职的意图皆有清楚的把握，在宰相兼职出现偏差时，贤德之臣会依靠自己的力量劝谏皇帝，以求挽救失误。

三、宋人对宰相兼职问题的反思

宋人对兼职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其既能看到宰相兼职的益处，也会总结宰相兼职的弊端，并会引以为戒。德祐元年，谢太后下发诏书说到：“十数年来，征赋繁急，而田里怨嗟，赏罚无章，而将士解体，吾深居宫中，亦罔闻知属边事危急，人人离心，采之人言，为贾似道秉国以来，多行不恤之政，民甚苦之……先帝幼冲居简，军国惟所专制，其害乃至于毒民误国，使吾与嗣君坐受其祸，兴言及此，痛悔何追？”

谢太后对宰相贾似道通过兼职枢密使与都督诸路军马把控军权导致祸国害民的后果深感后悔，可是此时宋廷在丁家洲与蒙元的决战中已经战败，不论朝中重臣与统治者如何反思，也终将于事无补！

在宋朝，部分士人对“兼职”这一官员任命形式已经有了全面掌握。以林駉为例，其对中国古代兼职发展的大概历程与其产生的效果与弊病有着极为全面且深入的理解，《古今源流至论》曾记载刘安世所言： 唐制，诸道帅臣兼观察使之权，故藩镇无有纠举，是以江南观察使即宣帅为之，荆湖观察使即潭帅鄂帅为之，其余诸州亦复如此。

林駉认为唐朝“兵众地广，无有纠其非者，卒为唐家三百年之患，止由兼权太重耳。”可见唐朝后期地方藩镇势力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兼权过重，而宋朝又沿袭了唐朝的兼职制度，故兼职制度在宋朝初发展之时便存在隐患，并认为统治者应吸取前朝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

如其所说“汉以将军兼九卿，领尚书，而有外戚之祸，唐以帅臣总郡守，兼察使，而制藩镇之变，后之为国者，可不鉴哉？”他认为宰相兼职在宋代兼职制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宰相兼职大概经历了以下发展历程“庆历兴师，章得象以宰相兼枢密院……又绍兴七年，宰臣张浚兼枢密使，赵鼎、秦桧亦以左仆射兼……咸平元年十月，李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修国史，绍兴吕颐浩以仆射兼修国史。”其所述内容与前文考论大致无异。

但在其本人看来，宋代宰相兼职并未完全吸取前朝经验教训，在发展过程中因宰相私欲膨胀而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元丰大臣为右相而兼中书侍郎，中书取旨其权独重，凡所除吏，门下皆不预闻，此蔡确以私意废祖宗法也……崇宁奸臣为太师，而领三省事，号为公相，使宰执居其下，不敢与抗朝廷，大柄在其掌握，此蔡京以私意坏祖宗法也。”

通过林駉综合考量，他得出的结论为，宰相兼职制度本身并没有缺陷，主要是看兼职官员的操守，如其所说“君子以公兼之，而事举，小人以私窃之，而法惰，则知在人，不在官，在事，不在职尔。”此语可谓发人深省，兼职制度本身存在的意义在于更好地统筹资源以求解决所有危机，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常由于如蔡京、秦桧、贾似道等之流的肆意敛权而败坏了制度设立之初的原意。林駉的见解可以说代表了宋人对兼职制度的深刻认知与反思。

四、总结

宋人对宰相兼职问题有着全面且深刻的考察，不仅能看到宰相兼职对于解决国家财政、行政、军政危机所体现出的积极作用，在宰相兼职出现偏差时，亦会通过劝谏与直言的形式企图改变统治者的态度，以求对宰相职权加以遏制以挽救局势。

同时以林駉为代表的士人，亦会通过反思前朝兼职产生的弊端，以求对宋朝兼职制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并总结出兼职官员群体的操守对于兼职结果是否良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其代表了宋代士人对兼职问题的认知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