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这位从草莽中崛起的开国皇帝，面对百废待兴的新王朝，首要任务便是稳定朝局、巩固政权。

在众多开国功臣中，李善长因其“少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而备受器重，被朱元璋任命为左丞相，封宣国公，位列“开国六公”之首。

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倚重可谓无以复加。他曾将李善长比作汉之萧何，在诏书中直言：“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供给军需、保障后勤，其功甚大，朕之萧何也。”

为加深君臣纽带，朱元璋更将长女临安公主下嫁李善长之子李琪，结为儿女亲家。如此殊荣，在明初功臣中堪称绝无仅有。

然而，权力如酒，易醉人心。随着相位稳固，李善长渐生骄纵，“日益骄肆，擅权自用”。

他利用手中权柄，对朝中异己“数言于上，多所摒斥”，甚至在朱元璋面前也渐显不恭。这位从淮西跟随朱元璋起事的谋士，逐渐成为皇权之侧一道日益膨胀的阴影。

朱元璋出身寒微，历经乱世，对权力威胁有着近乎本能的敏感。他开始意识到，李善长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加以制衡。

然而李善长行事老练，“性宽和，虽无大过”，一时难以找到惩治借口。于是，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位开国谋臣——刘伯温。

刘伯温，名基，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在民间有“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之美誉。

朱元璋意图提拔刘伯温为相，以牵制李善长。然而刘伯温深谙“飞鸟尽，良弓藏”之理，更明白自己与淮西勋贵集团的隔阂，故以“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由，坚辞不受。

刘伯温的婉拒使朱元璋的制衡计划受挫。恰在此时，李善长向朱元璋推荐了一位同乡——胡惟庸。

此人乃濠州定远人，与李善长同乡，自至正十五年（1355年）投奔朱元璋以来，凭借机敏干练渐露头角。李善长的举荐，既是乡谊之情，亦隐含巩固自身势力之图。而朱元璋正苦于制衡李善长无人可用，便顺水推舟，提拔胡惟庸。

胡惟庸确有其能。“为人聪慧，善揣上意”，对朱元璋的心思往往能精准把握。他更擅长经营人际，通过“贿赂上官，结纳下僚”编织关系网络，在朝中迅速崛起。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升任右丞相，不久又进左丞相，权倾朝野。

大权在握的胡惟庸，渐渐展露本性。他“独断专行，生杀予夺”，将相权发挥到极致。

各地奏章必先经其手，凡弹劾自己的奏疏一律扣押，使朱元璋难以听闻真实舆情。他更利用职权，“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朝中形成“惟庸党”，气焰嚣张。

刘伯温见状忧心忡忡，不顾病体向朱元璋进言：“胡惟庸乃辕下之驹，非宰辅之器，用之恐伤国本。”这番忠言却为胡惟庸所知，从此埋下祸根。

不久，刘伯温患病，胡惟庸奉旨探视并携医送药。服药后，刘伯温病情急剧恶化，不久逝世。此事虽无确凿证据，然朝野多疑为胡惟庸下毒所致。

胡惟庸除去刘伯温后，更加肆无忌惮。他甚至试图拉拢大将徐达，遭拒后竟谋划暗杀。徐达门房忠贞不二，将阴谋告知主人，徐达惊骇之余愈加谨慎，自此“深自敛抑，不与外事”。

胡惟庸的种种恶行，朱元璋并非不知。帝王心术，讲究时机。朱元璋一面“佯为不知，姑息纵容”，一面暗中收集证据。

胡惟庸却误判形势，以为皇帝昏聩可欺，行事愈加张狂。他私自扣押外国贡使，与倭寇、北元暗通款曲，甚至“阴养死士，谋为不轨”。

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之子坠车身亡，他竟私自处死车夫泄愤。朱元璋闻讯，表面不予追究，暗中却加速布局。

次年正月，朱元璋以“擅权枉法、图谋不轨”之罪逮捕胡惟庸。

临刑前，胡惟庸对朱元璋破口大骂：“朱和尚，卸磨杀驴！”朱元璋怒不可遏：“朕不但杀汝，且诛汝九族！”

胡惟庸案牵连之广，震惊朝野。“株连蔓引，死者三万余人”，成为明初四大案之首。

朱元璋借此案彻底改革政治体制，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下诏：“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中书省，废丞相制，事皆朝廷总之。”

丞相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明代皇权专制达到顶峰。

然而，这一系列清洗也为日后埋下隐患。朱元璋为保皇孙朱允炆顺利即位，继续清洗勋贵集团，导致建文帝登基后“朝廷无可用之将，国无柱石之臣”。

最终，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建文帝不知所终，这或许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胡惟庸的兴亡，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专制皇权下君臣关系的本质。

朱元璋用李善长开国，以胡惟庸制衡，最后借胡案收权，每一步皆深谋远虑。而胡惟庸从权倾朝野到身死族灭，既是个人野心膨胀的必然，也是皇权政治中“狡兔死，走狗烹”的生动写照。

在这场权力博弈中，没有永恒的赢家，只有不断强化的皇权，与无数被吞噬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