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集团的亊业到公元219收取汉中，夺得东三郡发展到了顶峰。

然而，接下来的三年中却又快速地跌落谷底。

公元219年8月，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年底兵败被杀。

紧接着孟达投降魏国，房陵，上庸，西城得而复失。

公元221年，刘备怒而起兵讨伐东吴，公六222年六月，几乎全军覆没，败守白帝城。

其失败的速度快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难道真的是天不佑汉。

然而，仔细分析，又不不尽然。虽然，其中有运气的成份，但是，更多的却是让人惋惜的人为因素。

襄樊之战失败的原因最复杂，有关羽的骄傲自大贪功，也有后方将士的不忠不义，同样也有东吴的背盟弃义，还有刘备诸葛亮的不闻不问。

东三郡的失守，很简单，将帅不合。

夷陵之战失败的主因相对来讲，可说是战略战术的问题。

从因果关系来看，襄樊之战失败是因，后二者是果。没有前者的失败，就不会有后者的连锁反应。同样，后二者失败的原因，在前者中同样也有。

那么，这些失败的原因是偶然的集中爆发，还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呢？

其实，这些因素，在蜀汉短暂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出现，不过没有引起高层的注意，或者是，他们注意到了，但却来不及解决，结果，却在这个时间段内集中爆发了。

这一段时间内，蜀汉政权的亊务多到令人目不暇接的程度。

汉中之战前，关羽和东吴发生争端，刘备带兵南下，因汉中之争迫在眉睫，刘备让出了南三郡，是为湘水划界。

公元219年，刘备浴血奋战打败曹操夺得汉中后，又夺取了东三郡，当年五月刘备忙着汉中称王，紧接着，八月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年底失利，东三郡相继丢失。

这其间，曹魏方面，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直接让刘备的合法地位受到了威胁，为了名正言顺，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在武担山称帝，公元221年，刘备出兵伐吴。

所以，这段时间内，蜀汉政权处在多事之秋，其战略目标难免混乱。毕竞，刘备和诸葛亮并没有许多处政的经验，不象曹操是世家出身，且在汉廷中有为政的经历，也不象孙权，原来就有一套现存的班子。这种战略目标的混乱，当时，有人看了出来，长沙太守廖立就说:

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候渊，张?带军入三巴，几丧一洲。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虽然，廖立这话是事后说的，但是，反映出当时蜀汉政权的战略路线并不清晰。

人亊方面，蜀汉政权处理的也是拖泥带水，直至灭亡都没有一个妥善的良方。

马超投降刘备时，驻守荆州的关四就想入蜀与之比高低，幸亏诸葛亮写了一封吹捧信，才安抚下来。刘备汉中称王，分封诸将时，诸葛亮就不无忧虑地担心，关羽不服。刘备轻松地说:

吾自当解之。

实际情况是，关羽果然吼道:

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然而，时间也没有给刘备留下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这些并非个例。如糜芳，傳士仁和关羽合，刘封和孟达不合，直至，后来魏延和杨仪的不合。都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却没有解决，终酿成大祸。

而这些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平时看来，也属正常，就怕在关健时刻爆发。

当然，这些问题，并非蜀汉独有，曹魏，东吴也不在少数。由于，他们立国时间较长，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妥善的方法去解决去磨合。

基于此，刘备和诸葛亮亮应该有意放缓步伐，把思路理清，把基础夯实，稳步前进。

刘备当时五十多岁，诸葛亮也有四十岁了。按说，这个年龄段，政治经验应该是老道成熟了。

实质上，蜀汉政权政权到此时才十三四年，而且是从弱小到鼎盛一方的发展过程，他们的经验并不是很充沛，还处在摸索过程。

比如，对于汉中的争夺，诸葛亮的态度就没有法正和黄权明确。

当汉中争夺到了白热化，刘备让诸葛亮支援时，诸葛亮询问蜀郡从事杨洪，杨洪说:

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诸葛亮才放心地全力支援。这说明，诸葛亮对整个益州的了解并不清晰，其战略思想也没有一个统筹兼顾的思路。

直至，刘备决定讨伐东吴时，诸葛亮的态度仍然是如此，所以才会有那段莫棱两可的话:

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

这些都不符合诸葛亮的性格，至少，没有了<<隆中对>>的清晰，干脆和果敢。

再比如，蜀汉对孙刘关盟的认识，在诸葛亮的一生中，一直把东吴当作盟友来对待的。前期和后期，他运作的相当成功，唯独这段时间是个失败，果恶就是襄樊之战失败，关羽被杀。

实质上，在湘水划界，鲁肃去逝后，就应该警惕了，至少，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荆州，调整或加强一下荆州的人员配备。

种种的疏露，在短短的三年内集中爆发，焉能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