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判决科举舞弊案，有罪者升官，无罪者革职，大臣说皇上圣明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方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众多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一旦金榜题名，就能入朝为官，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在古代，当官的好处毋庸多言，权利、金钱、名誉、地位，为官者各取所需，几乎囊括了古代人的所有人生追求。
在这条通往上层社会的管道尽头，充满了太多诱人的利益。有利益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投机取巧，这也是科举舞弊频发的主因。康熙五十年，恰逢清朝政府开科取士，这一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江南乡试案，牵涉众多朝廷大员，成为有科举以来，规模最大的舞弊案件。因当年是旧历辛卯，故称为“辛卯科场案”。
辛卯科场案浮出水面，源于放榜之时，学子们惊奇的发现，苏州考生仅有十三人上榜，而扬州考生上榜者却有数十人之多。历次科举，苏州的上榜人数都居江南地区之首，这回突然爆出个大冷门，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中有猫腻，细看榜单，更加坚定了这种猜测。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圈子，谁的文章好，谁的学问高，大家心里早就有数。而榜单上出现的名字中，有不少都是扬州盐商子弟，就连苏州上榜的十三人中，有五位都是当地的富家子弟，这些人平日里吃喝玩乐不学无术，明显就是通过不正当渠道盗取功名。
底层百姓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这些有钱人为何也要来趟这座独木桥呢？清朝社会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读书人地位最高，商人虽然有钱，但那是一个有钱也被人看不起的年代，所以博取功名、光耀门楣就成了商人心中的隐痛。凭本事取士又没希望，那就只有使银子了。自此有钱人加入科举大军之后，舞弊的层级就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穷人作弊最多藏个纸条小抄什么的，富人直接用银子买通考官，甚至直接找人替考，本人连考场都不用进，功名就到手了，科举考试为官商之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合作领域。
面对明目张胆的科场舞弊，苏州学子们非常愤怒，抬着财神冲进了贡院。不过，比考生们更加愤怒的是康熙皇帝，此事经过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的密奏，最终上达天听，康熙帝震怒，下令彻查。康熙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举办科举考试，目的就是选出优秀的人才，现在却选出了一帮酒囊饭袋，能不生气吗。康熙帝下令成立专案组，由吏书尚书张鹏翮、吏部左侍郎赫寿承办，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联合会审。经过数月的调查取证，弄清了这起舞弊案的原委。副主考官赵晋、阅卷官王曰俞、方名等人，作为主谋被处斩立决，主考官左必蕃被革职。本来案件审理至此就该结束了，谁知又节外生枝。
在审理作弊考生时，考生吴泌的供词不小心把两江总督噶礼牵扯进来。江苏巡抚张伯行随即向康熙参劾噶礼，说噶礼参与贿考，包庇考生。噶礼得知后心中不安，也向康熙上奏了张伯行的数条罪状。康熙纳闷了，本来派二人去主持审理，现在他们俩倒互掐起来了。于是康熙又令张鹏翮详查此二人，过了段时间，张鹏翮向康熙奏报结论：噶礼是被诬告的，张伯行确实有罪。康熙对这个说法持深度怀疑，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再行审理，没想到的得出的结合和之前一样，两次调查结果都对张伯行不利。不过康熙帝仍然不相信这个结论，他认为噶礼主政江苏多年，处事圆滑，又善于笼络同僚，自然会受到包庇，再继续查下去恐怕也很难查出结果。
康熙为何不相信这个调查结论呢，因为他十分了解张伯行的品行，张伯行以清廉刚直著称，却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在江苏为官多年却始终得不到提拔。康熙对其清廉也早有耳闻，但又不便直接提拔，于是颁布谕旨，让江苏总督举荐贤才，结果总督举荐的名单里并无张伯行的名字，令康熙很生气，责备总督不识人才。然后又对张伯行说：“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如果你继续做个清官，天下人就会说朕善识英才，你若贪赃枉法，朕就会落个不识善恶的名声。”张伯行则答道：“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对于噶礼，康熙也十分了解，噶礼虽才能出众，但却从未听说他有清廉的名声。
康熙召集九卿、詹事等人于朝堂之上，对众人说道：“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而噶礼的品行却不能令朕信任，二人互参之事，朕心中已明，你们应该能体会朕保全清官的心意，天下要出现安定的局面，就要使正直的人消除疑虑和恐惧。”于是，康熙做出裁决：噶礼革职查办，三年后被康熙帝赐死。张伯行则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并赐予“礼乐名臣”的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