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周总理提出人民纪念碑立碑建议后,一呼百应,这件事很快就提上了日程。
周总理不是第一个提议立碑纪念在战争中贡献宝贵生命的战士,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动了这个心思。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终于将兴建人民纪念碑的决定提上了日程。
纪念碑建在哪?用什么材质?敲定细节时还是遇到了重重阻碍!
毛主席:我来铲第一锹土
政治协商会议中在讨论纪念碑修建地点时,大家各执一词。
“东单广场,这可是真正的北京城中城,我觉得在这里非常有警示意义。”
“西郊八宝山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天安门广场最合适”
“赞同赞同!!我也觉得天安门广场中最合适。”
最后经过周全的考虑,还是决定把人民英雄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对于每个国人来说,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是一般意义的城市雕塑,它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有力量砥砺前行。
修建纪念碑不仅要考虑城市中心、还要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在辽金时期,北京的中心在天安门外,民国后打通了长安街,天安门广场才成为北京的核心。
加上解放前,天安门广场又留下了许多革命的遗迹,毛主席最终拍板:
“天安门广场!”
毛主席也考虑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建筑在人们心中的神圣性,到北京的人基本都要在天安门广场去走一走,看看那座见证重大政治活动和纪念的场所。
如今给他加上一层更加深刻的涵义,每次人们走到天安门广场,站立在纪念碑之下,纪念反对内战、抵御外寇死亡的英烈,为人民修建一个“精神圣坛”,让人们可以在这里见证日渐强大的中国,意义十分深刻。
说干就干,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就建议:
“立刻举行奠基仪式,我来铲第一锹土。”
这可能就是伟人的心胸和气魄,他时刻牢记人民,胸怀大爱。
参与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代表杨拯民回忆说:
“下午6点决定举行奠基仪式,当日兴建、奠基,这样的速度世界少见。”
但我想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正是这样的决断力和魄力,我们才能从“东亚病夫”的阴霾里走出来,成为阳光下的先驱。
周恩来致辞,毛主席宣读碑文
一听说修建纪念革命先烈,修建缅怀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的碑文,3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都蜂拥而至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毛主席精神抖擞,用口号喊出了召唤步兵,步兵们依次入场,场面异常庄严、肃穆。
下午6时整,仪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主持会议,奏响国歌。
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环绕在天安门上空,在场的每个人都忍不住默默跟唱。
随后周总理代表主席团,面向大家,发表致辞: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节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随后,全体代表朝着人民英雄脱帽致哀,那三分钟的宁静,浓缩了跨度长达五千年的中华历史,凝结了无数革命先辈的心血,告诉我们:以史为鉴。
毛主席在致哀完毕后,走向前,满含深情地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三年(解放战争)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1919年五四运动到建国期间),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宣读完碑文,毛主席跨步向前,手拿土铲,铲下第一锹土。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伟人,紧随其后,庄严铲土。
全国范围内征选设计方案,梁思成参与
1949年,北京市计划委员向全国各建筑单位设计单位以及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设计方案的通知。
梁思成在1951年8月29日亲自给负责人彭真写了封信,所以彭真立刻给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发去了邀请函,邀请他们参与立碑设计。
征选来了很多优秀建议,有人说:
“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可以选择蔡永平铺地面的方式,毕竟人民英雄纪念碑应有亲切感!”
“采用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才足够恢弘壮大。“
“使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更能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
梁思成、林徽因提出专业建议,平铺地面占地面积大,而且效果呈现一般,那是用“雕像还是用碑?”
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遵守“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方针来打造纪念碑。
当时分为两派,有人觉得可以做成中空的浏览碑文,中间装成电梯。这样既具有观赏性,也能兼具“时尚性”。
而另一派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提供的设计方案。梁思成父亲是写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梁思成。
1919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结伴去了美国费城滨州大学,主修建筑。而后又辗转到哈佛大学修建筑。
虽然梁林夫妇有很深刻的国外建筑史研究,但他们还是主张参考中式传统的立碑方案,更具说服力。
毛主席也大为赞赏梁林夫妇的方案,还提出:
“我在颐和园万寿山散步时,不止一次看到矗立在昆明湖畔的石碑。”
这不正是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不谋而合吗?
彭真却有些犹豫,因为碑文修建是大事,以后它要长久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但他还是被梁思成送来的信感动了,梁思成不止一次认真修改建筑设计方案,并随信附上真心话。
“因我在病中,未能先作慎重讨论,就已匆匆送呈,至以为歉。现在发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谨将管见补陈。”
这就是大国工匠的精神和力量,梁思成几经改变,终于敲定最终设计方案,他否决了”下面有三个桥洞”的仿真,最后选择了简单、庄严、质朴、深厚的石碑设计方案。就连碑碣的设计也没有与现存的有一丝丝重合,体现纪念塔的“独特性”。
梁思成信里写:“我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去做。”
与众不同的碑石
人民英雄纪念碑采取了梁林夫妇的设计方案,却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
“材质、石块的选择。”
纪念人民英雄,必然要让他们千古留名,所以石碑主体设计得很宽,足足30米宽。
上哪去找这样的天然巨石?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这里可是中国,地大物博的中国在“工匠精神”上,绝不认输。
既然我们以前修好了长城,今天就能修好这个巨大的人民纪念碑。
梁林夫妇拍板,可以妥协。但前面的碑面必须是一整块石头,不能拼接。周总理也很赞成,并且提出三点要求。石块要打磨漂亮、不能选风蚀水侵就会腐蚀的石头,要是中国“自产石”。
于是设计团队踏遍中国万里河山,看了很多种石头的材质,最终敲定了用花岗岩作为主碑的材质,而山东青岛浮山盛产最好的花岗岩!
花岗岩是举世闻名的“全球四大名牌”,它是石材里的老大哥,材质十分坚硬、又极具观赏性,色泽均匀。但这么大的开采任务,还是有些艰巨的。
于是就出现了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工匠们从岩石四周向下打孔、切割、几十个人同时作业,难度高、进度慢。三个月才获得了这块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的毛坯“梦中情石”。
然后这块石头,从青岛的货运站,借助枕木和滑轨的力量,运送到了北京。
碑石一到北京,朱德总司令亲自去前门火车站接它到广场纪念碑的工地。足足三天,这块巨石才抵达工地,然后开始篆刻碑文。
毛主席题字,周恩来练习几十次手写碑文
梁思成晚年在回忆碑文书写时说到:“当时我们考虑不到碑文只刻在正面,所以就邀请主席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八个大字。
毛主席一听来了兴致,手书三幅,并且非常谦虚地给工作人员带口信:
“多听专家意见,问问哪一幅可以用,也可以选着三幅里面可用的字从新编排,他也可以重新写。”
市政府专员将毛主席真迹交到设计组时,大家争先恐后地去一睹领袖真迹,并且被主席深厚的书法功力所折服。
毛主席选择了信纸书写这八个大字,每个字只有两寸左右。刻到碑文上要放大20倍,一个字大概有两米多高。所以工作人员选择用投影仪描毛主席的字,却发现这样丧失了手写体的灵魂和神韵。
最后不得已找来篆业大家魏长青还原手写特点,然后才有了不差毫厘的“毛主席手书碑文”。
碑文是毛主席在奠基仪式上就确定好的三个“永垂不朽”,可毛主席已经写了碑文正面,这三个不朽找谁呢?
林徽因作为设计师也在考量这个问题,这个人既要有高的政治地位让人信服,又必须要拥有高深的艺术造诣,能够写出漂亮的文字,最大程度传递碑文深意。
彭真作为主负责人一下就开窍了:
“周总理的颜体写得很漂亮!”
毛主席听到这个建议,欣然同意。但低调的周总理却有些推诿,但耐不住大家盛情邀请。
为此周总理每天早上都写这“三个不朽”,写了将近两个月,才终于写出了一份让自己满意的作品。
周总理日理万机,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每天恨不得忙的脚不沾地,但他接到写碑文的任务后,还是认真对待,两个月才交作业的精神,让人感动。
令人赞叹的立体浮雕
除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书写的碑文,纪念碑还有一点非常吸引人的眼球,就是“眼花缭乱”的中国大事件立体浮雕。
负责雕塑大任的是浙江美术学院的院长刘开渠,他虽然有过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的经验,但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把“爱国”刻在了骨子里。
刘开渠和梁林夫妇联手,这才有了栩栩如生的人物。他们为了让浮雕更真实,找来了真实人物做对比,“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亲自设计与众不同的浮雕花纹。
这才有了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的精彩立体浮雕。
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一座真正的“人民丰碑”。主体的10块汉白玉,雕刻了172个真实英雄人物,虽然来自各个阶级,他们有农民、有战士,但没有一个领袖!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弘扬“人民”的革命精神,选择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多样的呈现各个阶层的表现力。
1958年5月1日,这块凝炼了“人民血泪”,代表着人民的纪念碑,终于和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欢度五一。
那场面,总会让人忍不住感叹,我们今天的幸福,真的是革命先辈用血泪换来的。他们真的用“血肉之躯”给我们修建了一座伟岸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