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居住在镐京的国人把周天子赶跑了，西周王朝开始了历时十四年的没有天子执政的共和时期。

关于共和有周公召公联合执政和共伯和代天子执政两种说法，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话题，而是尝试分析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自那之后中国的历史记录就有了准确的纪年。

从后来的中国历史看，弑君、篡位等事件很常见，“国人暴动”不过是周人把周厉王赶走了而已，何至于造成那么大的震动？直接导致纪年变得清晰，成为一个客观的时间基点，照亮了随后的历史年表。

个人认为要理解“国人暴动”，还需要代入到当时西周王朝的思想意识中，才能体会这一事件的价值。因为那是一次冲破神权桎梏的思想革命，为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才能导致历史记录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一书中，他教会我们一种分辨历史文献写成时间的简单方法，即宗旨为“鬼治主义”的文献早，而“德治主义”的文献晚。前者主要盛行在鬼神崇拜氛围浓厚的时期，殷商是最明显的代表，后者则在孔子的儒家思想得到统治者广泛接纳之后迅速攀上高峰，然后源远流长。

虽然两者之间依然有着时间跨度很长的模糊区间，但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们的历史有一个由神治，逐步走向“德”治，也即是人治的过程。

无论是周代的以礼治天下，还是汉代的以孝治天下，都可以笼统的理解为是“德”的不同体现形式。神权的色彩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弱，直到最后几乎消失无踪。

思想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必定有一个漫长的时间跨度，在这个过程中，某些事件又会促成思想的解放和阶段性跳跃，周灭商的殷周之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而“国人暴动”则是思想流变中另一个重要环节。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有一个重要观点——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该理论中的一个主要依据是殷人重鬼神，而周代重礼法。从史料上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痕迹，商代及以前的君王叫“帝”（夏代叫“后”，称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帝不仅仅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天帝在人间的化身。

周代以礼治天下，周王就不再以天帝自称，而是在诸侯中坐享最高等级的礼仪来保有最高统治权。这种变革可以说是国人冲破神权的第一步。

但我们需要看到，这种变革还是不充分的，武王伐纣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商纣王不好好祭祀“天帝”，言外之意，就是武王要代替商纣王履行祭祀“天帝”的责任。灭商之后，周王虽然不再以“天帝”自称，却改叫周“天子”，那是天帝之子啊，虽然级别低了一点，但神权治人的思想依然浓厚。

其实周代最早的统治就是这种神权、礼制并行的态势。体现的是当时国人的世界观、思想观。

如果说武王伐纣，周取代了商是我们冲破神权的第一次思想革命高峰的话，“国人暴动”就是第二次思想革命的高峰了。公元前841年距离武王伐纣约两百年，人治思想已经得到不少的发展，正好碰上周厉王推行的经济改革触动了大部分贵族的利益，于是当年没有完成的革命意外的在这一刻爆发了。

说实在话，历史对周厉王的评价可能是存在抹黑的，周厉王本身也是推动改革的，但他要改的不是神权思想，而是经济，他要解决的是周王室日益窘迫的经济危机。当然了，他的失败意外促成了国人的神权思想解放，也算是这位“暴君”为中国历史的贡献了。

下面就让我们借用公元前841年时西周镐京的“国人”的视角来理解这场发生在大约三千年前的思想革命。

“周厉王要触动大家的经济利益，还使用政治高压不让大伙讨论和抵抗，我们该怎么办？”

“他是天子，代表着天帝的意志，要收回我们的山林，我们可以反抗吗？敢于反抗吗？”

“一边是触犯天帝，一边是家族的经济实力被削弱，我们该怎么选择？”

“管他呢，先把周厉王赶走保住我们的经济利益再说，否则大伙都过不下去了？”

“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周王不过是比我们的等级高而已，是人而不是神！我们一起动手吧。”

于是有一天贵族们聚众而起，赶走了周厉王，也即是数百上千年来一直骑在他们头上的“天帝”。

在“天帝”失位的十四年里，刚开始所有的贵族们多半是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来自上天的惩罚，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时间在所有人的眼里变得无比的清晰吧。或者再换一个角度思考，这是国人有历史记忆以来，进行敬天礼地等祭祀时，第一次出现没有“天帝”领导的情况，“人”是可以替代“神”来履行祭祀行为的，印象怎能不深刻。

事实证明，没有了“天帝”神权的庇护光环之后，周天子权威进一步被削弱，虽然“共和行政”十四年后，君权重新归还给周厉王的儿子，下一代的周宣王，但形势已非，赫赫宗周很快的在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时走到了终结。

“国人暴动”完成了殷周之变没有完成的“神权改革”历史使命，神权思想进一步的被削弱，史书上出现明确的纪年就是对这一事件的体现方式之一，因为那是对人，和对人的历史的尊重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