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东线战场，志愿军第42军接到的命令是：在黄草岭、赴战岭阻击敌人。

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的长金津湖地区，海拔在1千至2千米之间，大小山峰纵横绵亘、从林密布，蜿蜒于峡谷地带的公路长达40余公里。

总的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

按照战前部署，第42军的两个师必须在敌人之前赶到这里。

但当时志愿军距离黄草岭400多公里，而且为了防止被美国侦察机发现，只能在晚上行军，一天最多走六七十公里。

仅靠两条腿前进的第42军，能够赶在敌人之前，抢占黄草岭吗？

一个战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

“我们的吴瑞林军长想了一个点子——用两辆汽车载着副市长、侦查队和一台电台，并命令他们说「你们白天晚上都不能停，有飞机炸你也不要管，你们就先往前冲，首先联络上人民军！」”

副师长出去不远，就碰上了朝鲜人民军。

他自称是朝鲜黄草岭的守备司令，说我们有一位首长要见一见。

副市长肖剑飞同志就跟着他 坐着吉普车往回走20里路，到了古土里，一个大山沟里。在一间民房里，他看到一个人坐在炕上。

此人正是朝鲜人民军的二号人物，副主席次帅崔庸健。

1922年，崔庸健曾流亡到中国，就读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1925年出任黄埔军校的区队长，并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军长职务，1948年八月回国。

时年50岁的崔庸健正在养伤。

崔：先头部队到哪了？

副市长：先头部队走了三天，到了满浦，离这还有200多里路，后续主力正在采取强行军向东线急进。

崔：不行啊，美军在咸兴都是机械化部队，又离得不远，如果他们抢先占领阵地就麻烦了！

于是，崔庸健马上通知金少将，让他动员当地的党政军民，马上抽20辆卡车，把先头部队抢进阵地去。

一位老兵回忆：

“我们四连连长姓盖，这个人很能打仗的，他也很精，他听说有汽车来了，就没管营长的命令，让战士上车，结果我们四连就赶紧上车了。”

20辆严重超载的卡车，在蜿蜒的山间公路上急速驶向黄草岭。

10月24日夜，第42军379团2营顺利抵达黄草岭地区的烟台峰、松茸洞、龙水洞一线，并于10月25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

战士们在极度疲劳中立刻开始修筑简易工事。

山上的工事还没挖好，就看着载满韩国军队的汽车停在公路边上，韩军大摇大摆的往山上爬。

他们要占制高点，但是他们千算万算，却怎么也算不到，中国人来了！

在敌人离我军阵地仅有十余米的地方，第370团2营4连的机枪射手朱丕克，打响了黄草岭阻击战的第一枪。

一场残酷的阻击战也在10月25日这一天拉开了序幕。

两天后，第42军主力，124师和126师以每夜步行45至60公里的强行军全部到达。

第370团二营四连守卫的796.5阵地是黄草岭的南大门，也是敌军前进与后撤的咽喉所在。

战士们打红了眼，怒吼着：“山可烧，石可碎，阵地绝不可丢！”有些战士大腿打断了，坚决不下火线；有的肚子中了枪，就拿绷带扎上，不让肠子流出来，坚持战斗。

密集炮火的封锁，加上朝鲜北部气温的骤降，战至第三天，四连的战士们已经面临弹尽粮绝的境地了。

一位老兵描述道：“我们没饭吃，就在阵地上吃土豆。零下三四十度，土豆冻得都成冰块子了，根本没办法吃。我当时拿了土豆捧在手里，用嘴哈气，哈化了一层，啃一层。”

最终，第370团二营四连坚守阵地三天两夜，杀伤敌人250名，全连阵亡14人，受伤26人，以极小的代价赢取了胜利。

战后，四连被志愿军总部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

坚守在赴战岭前沿阵地的第376团三连将南朝鲜军的一个团打垮，歼敌524人。

在标高890米的烟台峰阵地上，第371团四连也遭到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一个团的猛烈进攻。

激战七个昼夜后，连长、指导员和班长、排长相继阵亡，20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六名战士及卫生员、通信员、司号员等共19人。

在最危急的时刻，司号员张群生挺身而出：“我代理连长，大家跟我来，人在阵地在！”

他将所有弹药集中起来平均分配，每人只有五六发子弹和一两颗手榴弹。他提议，子弹不够，就用石头拼！

之后，美军又向烟台峰冲锋，大大小小的石头开始顺着主峰接连不断地滚落下来。

夜幕降临后，主峰上传出阵阵号声，传递着英勇而悲壮的信息——烟台峰还在我们手上！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烟台峰阵地前，美军丢下200多具尸体，而371团四连仅剩17人的阵地岿然不动。

战后，第371团四连被授予“烟台峰英雄连”的称号，张群生荣立一等功。

黄草岭成了联合国军的伤心岭，志愿军的英雄岭。在13个昼夜的阻击战中，美王牌军陆战第一师共伤亡2000余人，损失坦克、装甲车百余辆，各种火炮80多门。

11月6日晚，随着西线反击作战的结束，第42军圆满完成了防御任务，于11月7日凌晨撤出黄草岭，转移至柳潭里一带组织防御，准备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