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甲午海战之前，朝野上下对日本的态度颇为复杂。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在英法联军的教训中，

得出要抓住机会提升大清的武器装备与制造技术

，所谓“狼子野心，不守信义”，不得不防。

“师夷长技以制夷”

，以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为首的大臣也深谙此理。英国军官戈登曾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道：“鸿章尝……见其大炮之精纯，子弹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

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一部人开始把日本当做中国永久的祸患来看待。为抵抗外来压力，着手建立海军力量，

清政府在北洋水师身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对于日本而言，在北洋水师建立之前，日本虽然水军力量高北洋水师一筹，

但是北洋水师建立之后二者差距并不十分突出

。甚至中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偶然造访和1891年的正式访问当中，清朝的海军势力，

还一度刺激了日本扩充海军的计划。

北洋水师作为清朝海军建设高度的一个标志，当时以张之洞、薛福成为代表，提出的对日本采取转守为攻，偷袭东京的策略，

为什么没有被北洋水师所采取

？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

1、对日本变法之强的认识

戈登在写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提到，李鸿章对日本变法的看法：“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弊。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

，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

在大部分人还对日本抱有旧态度时，李鸿章已经十分肯定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下所取得的成就，

清楚地衡量着中国与日本之间孰强孰弱

。因此不断的坚持要变法，要图强，“窃以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可见李鸿章对日本并不轻视。

甚至还强调中国应当像日本一样积极变法

，不可墨守成规。李鸿章已经先于很多人认识到，日本经过明治变法，早已不能将其当做是一个曾经附庸于自己的弹丸小国。

2、知己知彼，对日本海军的认识

李鸿章明确表示：“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洋人论实力而不讲道理，他们要用兵力压我们，

我们如果只凭口舌争辩

，自然无济于事。战事临头再去筹办防务，肯定措手不及，如果预先防范，日本就不敢来。这样看，

防务不能再拖延了

”。

防备日本确实是当初清朝建立三支主要海军的原因

。适时，日本并未就此停歇，而是以北洋水师为目标，进一步发展自己水师的力量。

然而北洋水军却在畸形的环境当中渐渐停滞下来，

甚至挪用军需给慈禧太后过寿辰

。北洋水师的右翼总兵刘步蟾，曾多次向海军提督丁日昌提出，日本如此增加海军装备力量必定会成为中国的一大麻烦。

建议应该给北洋水师添船换炮

，以待来日。

当时李鸿章不敢向朝廷争取

，直到1894年李鸿章曾上奏说：“即日本蕞尔小邦……岁添巨舰，中国……迄今未添一船……窃虑后难为继。”

李鸿章曾上疏，为他消极防御的战略作辩解，

认为中国舰只不如日本

，数量少速度慢，所以“海上交锋，恐怕不是良策”，“

如果同日舰驱逐于大洋之中

，胜败实在难以预料，万一受挫折，即使赶紧设法购买舰只，也无法应付急需”。

可见对于李鸿章而言，

冒险出击实在不是一个好选择

。因此基于对日本的认识，李鸿章本人实在是不会做出偷袭东京这种冒进之事，

防御与被动防守才是其对日本的态度

。

作为北洋水军头号人物，

总领北洋水军一切事宜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

，对其北洋水军所采取的策略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内弊难除，内政难衡

1、军需难筹与军用难平

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朝廷对地方都督的控制力已然鞭长莫及，“东南互保”之类地方对抗朝廷的现象，

到19世纪80年代更加难以掌控。

1988年北洋水师建立，

经费问题就是李鸿章的心头疙瘩。

巨大的财政开销，使得经历赔款与割地的清朝中央政府无力支付水师的经费，

只能依靠各省之间的协济

。

但各省之间各有考量，

中央摊派给各省的北洋水师协济银两

，等交到北洋水师手里，每每大打折扣。

以西太后为首的皇室又奢靡不已，

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亲父的示意之下

，李鸿章甚至默认军费流向颐和园。

军费难筹集，再加上北洋水师初创，

上下之间谋利空间甚大

。海军办理军需的人经手几转，没有建立起良好的防范措施，也没有严格设立的规则。

因此，

腐败与贪污军需事所难免。

到了甲午海战就表现出来炮弹不够、子弹都是不良之货。最后甚至默认海军建设的停滞，实在是难以想象。

因此经费问题始终难以解决

，这是其一。

丁日昌在拟定《拟海洋水师章程》上奏朝廷时，

新疆遭受英、俄国侵略

，因此朝廷指出要左宗棠与李鸿章，

“

主东南海防者则谓宜缓西北，主西北塞防者则谓宜缓东南”

，

实在是内政之间难以平衡，

在朝廷内外对所谓海防与塞防争论不休

。

最后采纳左宗棠之意，海防与塞防兼顾。

但是巨大的财政和军员压力

，难以平衡两大难题，这是其二。

“此船一办，每年一切耗用比多，倘积久机关不灵，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是针对李鸿章，上奏采购铁甲船一事

一些亲王的反对

。

但是李鸿章本人有强烈表示：“欲求自强，仍非破除成见，定购铁甲不可”。因此，内部虽然支持建设水师，

但朝廷内反对与阻碍亦可随处可见

。两种势力交织一起，

使得李鸿章更不能随意对采取日本转守为攻的策略

，这是其三。

因此，李鸿章想接受“偷袭东京”这一方案，

可实在掣肘太多

，施展不开。李鸿章不可能盯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去偷袭东京，

作为旧政权下围绕着权力轴运转的臣子

，保护大清的延续是皇亲贵族的首要考虑。战争靡费甚大，一朝拿不下日本，就意味着消耗，

清朝是难以支付攻不下日本的后果。

根深蒂固的守疆土，保和局的防御思想

1、企图以外交解决与日本海军交战问题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当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竟想依靠其他几个帝国的支持来给日本造成压力

。他告诉清廷：“日，内外俱备，我备为齐，不宜先露军机。”

但是从后续的情况来看，

李鸿章实际一直在寻求英国与俄国能够干预进来

。他还对俄国发公文称，俄国乃是朝鲜的邻国，不能坐视不理。企图以此给日本施加压力，以此来逼迫日本退兵。

在两国保持中立态度后，李鸿章当即选取的战争策略是“撤后，行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可见即使战争到了眼前，

李鸿章也并未有太过积极主动的战意。

而是在光绪帝谴责之下，

李鸿章才仓促备战

，光绪帝要李鸿章：“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岩，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1894年日本干预朝鲜之事时，

李鸿章有比较清醒的估计

，在中国阻止日军入朝鲜无效之后，他就致电清政府：“日本屡次借口和约，企图派兵挟制……日军既然来了，恐怕不会马上就走，……

我们应当迅速通知朝鲜政府

，作好应战的准备。”

实际李鸿章很清楚

：

凭朝鲜一国微弱之兵，姑且还要靠着中国来帮助协调问题，

怎么可能有能力来抵挡日本的侵略。

但他仍旧主张：“南北洋水师严密戒备”，并派出丁汝昌前往仁川，以助军威。而不是主动出击，

对日本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

甲午一战失败后，李鸿章为自己不主动作战解释说：“……我们的海军力量，攻别人不足，用来自守还是有余的……说海军的功罪，应当以各海口能否保护、有无失误为准，不应以不自量力，冒险轻进来苛求”。

可见自始至终李鸿章并非是进取之态

。

2、防御思想从始至终

李鸿章原来的打算就是要依托陆军了进行防御和作战，

他在渤海一带修建大量的炮台

，设置从山东到威海一带的关卡防线，主要是防止若是日本人那天投降过来，也好有个防御之处。

北洋水师的设置并不具有主动出击的目的，

一则是想避免此前鸦片战争中敌人打到家门口的惨痛经历

；二则只是想防御日本万一攻破朝鲜，就军兵临城下的危险。

因此薛福成和张之洞等人主张的，牵制日本主力舰队，派精锐部队进攻日本的长崎、神户等地区的看法，

只是部分人士的一厢情愿

。李鸿章并

不会想承担一旦失败慈禧震怒

，自己一世荣耀毁于一旦的后果。

总结

对于李鸿章为何不采取主动攻击日本的策略，

实际上是十分复杂的局势环境促成的

。李鸿章本人对日本海军的看法，以及内部给出的政治压力和他自己遭遇日本时的态度，都表明其不会采取积极有为的主动策略。

从李鸿章自身的认识和对时局的态度来看，

保守求稳才是他这一北洋提督的上上选择

，断不会轻易冒进。

参考文献：

《李鸿章》

《中国近代史》

《李文忠遗集》

《洋务运动》资料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