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文化
【内容提要】20世纪俄罗斯的政治灾难，使得以赛亚·伯林格外强调“消极自由”，但俄罗斯文化对他的思想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影响。俄罗斯特殊的智性传统引导他进入了观念史研究领域；而面对多元价值与一元诉求间的冲突，19世纪俄国思想家做出的不同选择为伯林阐释和发挥自己的悲剧性价值多元论提供了最佳例证。他将这些思想家区分为“狐狸”与“刺猬”，并充分移情于以富有现实感的赫尔岑为代表的“狐狸”。然而，对俄国保守派思想家的过度轻视也暴露出他的某种“刺猬性”。
本文来源：《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4期
在进入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异常丰富而又矛盾重重的思想世界时，其复杂的文化基因向来被视为打开道大门的钥匙：这是一位出生于俄国里加、以俄语和德语为母语的犹太后裔，年幼时即逃离故乡，求学英伦，并最终在那里成就了自己在观念史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非凡声望。而在这一系列的文化印记中，俄罗斯经历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恐怕是革命与专制恐怖带来的负面示范。伯林及其研究者都反复提及他在1917年革命中亲眼目睹一名警察被暴民拖行濒死的一幕。伯林承认这给他带来了“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①]而成年后的三次访苏经历，则进一步向其展示了对“精神”施暴带来的毁灭性后果。[②]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极端体验和自己的侥幸逃离，刺激伯林做出了“消极自由—积极自由”的区分，并始终坚持将前者（“免于……的自由”）视为不可稍有退让的底线，而对容易导向一元化的后者（“去做……的自由——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抱有极大的警惕。[③]
然而，这些负面记忆绝非伯林与俄罗斯的全部联系。与伯林接触的伊朗哲学家拉明·贾汉贝格鲁（R.Jahanbegloo）“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④]而对于那些更熟悉伯林的人来说，他一直是别林斯基、赫尔岑、舍斯托夫、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一批俄罗斯思想家、文学家在西方的热心引介者，是“俄国问题尤其是俄国文学和政治评论界的一尊守护神”。[⑤]事实上，在伯林思想与学术理路的形成过程中，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多重影响。他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与相关社会、文化现象的丰富阐述，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可贵视角；而反过来，在破解那些困扰学界已久的伯林思想谜团时，这些论述可以提供的线索也远比想象中的要多。
一、俄罗斯智性传统与伯林的观念史研究
观念史研究被认为是以赛亚·伯林“最特别的，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成就”， 1930年代，他因受命写作一部马克思传记而进入这一领域，其中不乏偶然成分，但由哲学而入历史的研究路向，此后却贯穿其学术生涯。他的多部作品都被冠以“观念史”的副标题，如《维柯与赫尔德：对观念史的两项研究》（Vico and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76）、《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History of Ideas, 1979）、《扭曲的人性之材：观念史篇章》（The Crooked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0）、《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in Ideasand Their History, 1996）等。[⑥]在这些著述中，伯林凭借渊博学识和罕见的历史想象力，突破现代学科分类的壁垒，对某些中心观念的形成及发挥影响的智性气候进行探查，并致力于再现特定时代与文化中人们关于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看法。哪怕其政治哲学论说日渐为后辈挑剔和覆盖，伯林在观念史领域的声望也始终未被撼动。
有意思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念史研究对于他所在的牛津、甚至整个英国的学术传统而言都是十分陌生的，“在缺乏意气相投的同事和支持性的制度背景的情况下，伯林差不多是单枪匹马地为自己创造了一座思想的收容所”。[⑦]当人们好奇伯林对观念史的这种兴趣到底来自何处时，最容易被追溯到的，仍然是他在俄罗斯革命中的见闻：在“人生的这个相当早的阶段”，他已开始受到“自由、平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并意识到政治观点对人类历史与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作用。[⑧]而伯林在回忆中，还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青年时代的他在伦敦图书馆读到了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他相信，“正是赫尔岑使我爱上了社会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这就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开端”。[⑨]在《彼岸书》（«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1850）、《法意书简》(«Письма изФранции и Италии», 1855)和《往事与随想》（ «Былое и думы», 1868）等几部日后最常为伯林引用的作品中，赫尔岑不为任何教条所役，纵谈社会、道德与美学问题，对同时代俄国与一系列西方流亡地的民风民情进行了生动刻画；尤其是通过对各国政党主张、形象以及动荡前后社会风向的近距离考察，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提供了“尸检”报告。它们无疑为伯林本人的观念史研究提供了范本。[⑩]
但除了这些直接触因，在赫尔岑写作背后那个更为深广的俄罗斯智性与知识分子传统，还为伯林的研究提供了深层底色——对于这一传统，离开苏联后一直坚持阅读俄罗斯经典的伯林有着相当完整的认识。其传记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更直言，正是由于浸淫于这一传统，使得伯林的写作取向迥异于英美同行：
伯林曾经说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对英国经验主义的深刻理解和毫无疑义的吸取都是经由英美哲学和康德哲学而形成的。然而，在英美哲学那种专业式的枯燥论述与伯林的著作间有一种深刻的差别，这种差别也许不单纯是伯林独特的写作风格问题，也不仅表现为伯林对与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家具有一种（通过想象的移情作用）深邃的洞察力，而且还表现在他对理智生活和知识分子的责任的理解上，这些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俄国式的。伯林最主要的工作，虽然也体现在他力图寻求一种区别于英国经验论的严密而透彻的标准，但更表现在他对理智的作用（这在英国哲学中是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的理解上，他把理智看作是一个人与整个人类生活的概念相联系的能力，伯林这种观点的根源仍然扎在俄国的传统中。[11]
事实上，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伯林曾对这一传统的形成历史与独特内涵进行过详细探讨：在他看来，拿破仑战争对于俄罗斯观念史的意义不亚于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它带来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使得受教育者开始对自己产生认同的这一共同体内部之贫穷与野蛮感到强烈不安。而此时又恰逢浪漫主义运动兴起，其核心观念“人格完整”与“整体献身”对民族心受挫的俄罗斯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与道德热情、社会责任紧密相联，由此形成的“知识阶层”及其历史后果亦回传西方，被伯林判定为“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12]如下文将讨论的，伯林并不接受俄罗斯知识分子所信奉的那种“真理的完整性”，但他们对机械主义模式的拒斥，在人格与思想、文字间建立的那种强相关性，却赢得了伯林的共鸣。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伯林所理解的“观念”不仅是理性层面的认识、判断，更蕴含着人对内部与外部世界的那些或显或隐的态度。而正是在捕捉这些态度时，伯林展现了格雷文中提到的那种“想象的移情”能力，这也被公认为其观念史写作能够如此引人入胜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们发现，越是那些信念强烈、言辞激烈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他越能“深入内里”，尽显其人格与心态。[13]对于愿为自己所执观念承担一切后果的俄式激情，伯林深感警惕，却也能充分理解和传达其中的诱惑。
关于自己这种移情式的观念史研究，伯林曾经语焉不详地将其描绘为“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14]而并非偶然地，《辉煌的十年》对俄罗斯“社会批评”传统的开创者别林斯基的批评方法的引述，恰恰可以对伯林本人的工作加以注解[15]：
任何时刻，他（别林斯基——引者注）若想传达一项文学经验，都用上生命、他整个人，力图捕捉该项经验的本质。……他自己也说过，要了解一位诗人或思想家，你必须暂时整个进入他的世界、任自己受他看法支配、与他的情绪浑同合一，简言之，体悟其经验、信仰及信念。
如果说，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体悟’莎士比亚与普希金、果戈里与乔治·桑、席勒与黑格尔的影响”，那么，伯林也是如此“体悟”/“移情”别林斯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俄罗斯进步青年的：
他博读群书而教育不足，激情风烈，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追随他的人采用这种姿态，因为他们是激愤的一群。于是，这腔调成为新真理的传统腔调，凡说新真理，都须以受辱之痛犹新之感，出以怒气腾腾之口。[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