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一生矢志不灭，就是要恢复中原，夺回失地，并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宋高宗赵构为了偏安一隅，甚至不惜杀害岳飞换取苟安。然而在岳飞死后，一直没有勇气和胆略的南宋朝廷却两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

隆兴北伐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位于太子赵伯琮，是为宋孝宗。

孝宗虽然对高宗十分恭孝，但在国事处理上却大相径庭。

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吗？

孝宗登基时已经年届不惑，不再是一个青年了。

孝宗刚开始视事听政，立即就起复了“中兴四将”之一的老将张浚，复张浚为枢密使。

这是新天子的一个信号，不再苟且偏安。

孝宗在后宫时就一直留意时局，志在恢复中原故土。据载孝宗每次面见太上皇宋高宗时，“必力陈恢复大计”，但高宗怯敌依旧，“大哥（儿子意），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

但是孝宗还是打着高宗的旗号下诏：“追复岳飞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与录用。”当年十月，又追复岳飞“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六百户”的待遇。

孝宗这一年改元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寓意不言自明，天子是要兴隆宋室。

四月，孝宗召枢密使张浚入对，当面命其筹襄北伐大事。

可以想见张浚内心的激动澎湃，多年来接到的旨意多是撤退，终于等到进攻的命令了。

才五月，张浚就派濠州（今安徽凤翔）李显忠率部渡江出击。先后收复了灵璧，虹县等几处，继而又攻陷了宿州（今安徽宿县）。

宿州大捷是近十年来最辉煌的胜利。

金军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亲自率兵反击，先被李显忠击退，后又迅速调山东援兵前来。但此时担任偏师的邵宏渊出于和李显忠的私怨按兵不动，有些将官竟带兵临阵脱逃。李显忠孤军奋战，只好趁夜撤离宿州。金军乘势掩杀，在符离追上宋军，李显忠大败，将校死伤不可计数。几天之内宋军还失去了两淮沿岸数处江防重地。

还没过淮河，这次北伐就失败了。

无论是从结果还是过程来看，这次隆兴北伐都和完颜亮随后的南侵同样是不合时宜的草率之举。

虽然敌我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目前帝国还不具备明显优势。尽管给岳飞等主战文武昭雪平反，朝野气象为之一新，但是认为恢复中原唾手可得仍是过于乐观不切实际甚至天真了。

从金世宗一登基就能够立刻收拾乱局就可以知道，金国基础尚在，金军至少尚可一战。

孝宗勇于主动索战，力求恢复河山固然可贵，但是这种冲动的情绪化行为充满了盲目性，孝宗以帝国废弛多年的武备遽尔动武，四月给张浚下令，次月张浚就开战了，如此仓促之下必然庙算不周之处甚多，失败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而且张浚这个人虽然久经沙场，但是战绩一直不是很出众，业绩不佳。当年他不听岳飞的意见，执意任用文官吕祉接手刘光世的部队，致使淮西兵变，部分宋军投降金国，就连高宗都曾说：“宁可亡国，也不用此人。”由于良帅宿将凋零殆尽，孝宗不得不又用张浚。也是无可奈何于蜀中无大将。

正是闻颦鼓而思良将，岳少保何在，岳家军何在？

隆兴北伐虽然失败，但是却是一次精神上道义上的重新雄起。其给汉家子民带来的鼓舞正面意义非同小可。

隆兴北伐随后涌现出了朱熹和辛弃疾这样的时代俊杰。

开禧北伐

绍熙

五年（公元1194年），昏庸无志的光宗被逼退位，太子赵扩在

韩侂胄

、

赵汝愚

等大臣的拥戴下继位，是为宋宁宗。

这个韩侂胄自恃拥戴定策有功，加之序辈分又是宁宗的堂叔，渐见亲幸于宁宗，掌握了大权。韩侂胄出于政治利益考量，对金态度强硬。

而这一时期在外交上，宋金又逐渐趋于紧张。而宁宗因为不满金国蛮横要求按旧时的君臣礼仪行事，对自己受屈辱的地位感到不满，对金国的态度愈加强硬起来。

韩侂胄敏锐地意识到，有了一个建立盖世殊勋，摆脱自己近幸出身标签的绝好机会。无疑，恢复旧京故土，洗雪国耻，正可以达到这样的绝佳效果。帝国南渡后就开始酝酿此事，然而争论了七八十年，也没有任何成果。但是这件事从未在人们心中有所淡忘。

谁能承担这件大业，登高一呼必定万众应从，不仅在当代能博取巨大威望，即便在身后仍会获得传世赞誉。

这些对韩侂胄可以说极具诱惑。

韩侂胄这个人，远不像蔡京、秦桧那样富工心计，也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眼光，他能想得到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地位和荣华富贵，是非对错，至及如何向天下交代根本不会考虑。

按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干就完了！”

韩侂胄先大造舆论，将主战派辛弃疾、薛叔似擢升，入朝献策。甚至连年过古稀的陆游也请了出来。

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韩侂胄进入了实际备战，命殿前司修造战船，向沿江重镇襄阳增派骑兵，在两淮征训民兵弓手，为了保障有力，连封桩库也打开用了，“取十万缗”。

老实说金国的状况确实也不好，北方的蒙古和鞑靼崛起速度惊人，沉寂多年的契丹人也在信州发动了叛乱。当这些情况被获知后，韩侂胄激动不已。

嘉泰四年（1204年）四月，宁宗采纳韩侂胄的建议，崇岳飞贬秦桧，将岳珂为岳飞所作的辩白文书宣付史馆，并追封岳飞为鄂王。

情况已经逐渐明朗了，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此时进行战争对本朝不利，认为这场战争几无胜算。叶适上书宁宗，认为轻率北伐“至险至危”。

不过主战派们则欢欣鼓舞，已经六十三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并受命参与军事谋划，年迈的辛弃疾精神为之一振，激动之下辛弃疾上疏言志“金国必乱必亡”。

不过辛弃疾不是一般的爱国愤青，他长期和家乡山东的抗金人士密切联络，对于金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熟悉，虽然他也认为金国的军事力量基础尚在，仍有一战之力，绝非善与之兵，但是辛弃疾仍认为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韩侂胄则不同，他满满的信心来自于出使金国归来的邓友龙。邓友龙归告韩侂胄言，“金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韩侂胄遂定北伐。

而邓友龙的消息来源是一个驿馆的接待人员。这显然是个可疑信息源，而邓友龙据此得出的结论也是缺乏实据充满臆断的主观判断。但是邓友龙的话，正是韩侂胄这种赌徒爱听的。眼下，韩侂胄就在进行她一生最大的一次豪赌。

宁宗改元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取的是宋太祖“开宝”年号和宋真宗“天禧”的头尾两字，以此表示自己的恢复之志。

这些措施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自当年下半年起，宋金边境冲突就明显增多，而且大多是宋方主动挑起的。金国也注意到了宋的“侵略”企图，开始聚粮备边。

十一月的时候金国发现有宋军大股移动到了秦州、巩州境内，过了新年不久，金人又截获了一份宋方的鱼牒（足见粗疏大意），才知道韩侂胄已经将重兵部署到了鄂、岳一线，金国上下警觉起来，立即移文宋廷，置书谴责，并要求宁宗作出解释并遵照盟约撤军，然后派兵遣将严加防范。

韩侂胄的应对之策就是忽悠（对你们夷虏不必讲什么江湖规矩），以三省及枢密院联名具文回复：系边臣生事，已行罢黜，所置兵马亦已抽去。睁眼说瞎话呗。同时前线将领也装模作样地向边境的金军示好，又安排一批批百姓进入河南边境附近，传扬假消息：宋军增戌是为了镇压盗寇，而且宋军多白丁，给养甚差，饥疾者众，穷蹙不能作战。而坐镇开封的金河南宣抚司使布萨揆信以为真汇报上去，结果他的宣抚司就被撤销了。

这其实是金国内部的形势决定的，金国内起义不断，其他少数民族和女真矛盾尖锐，实在不愿再和宋开战，焦头烂额的金章宗也明确对宋使陈景浚表示了息战之意。

金人前所未有的低调涵容，令宁宗君臣骄气陡涨。韩侂胄于是加紧部署，宁宗干脆加韩侂胄“平章军国事”，韩侂胄收三省印绶于私宅，并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机速房”，负责战时指挥，并任命亲信苏师旦为主事。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竟然掀起了一股反战浪潮，武学生华岳上书，认为此时南宋“将帅庸愚，军民怨恨，马政不讲，骑士不熟，豪杰不出，英雄不收，馈粮不丰，形势不固，山砦不修，堡垒不设”，认定这次北伐将“师出无功，不战自败”。结果华岳被削去学籍，遭到监禁。辛弃疾、陆游分别撰文回击华岳。其实辛弃疾心中也惴惴不安，亦提醒韩侂胄不要轻敌“金国士马可观”，但韩侂胄哪里听得进去，秘密向内外诸军传达命令，只等开战了。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宁宗下令削去秦桧死后所封的申王爵位和“忠献”谥号，改谥“谬丑”，下诏追究秦桧误国之罪：“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此举被认为是平反岳飞冤案最彻底的一次。

同年五月，宁宗下诏北伐金国，史称“开禧北伐”。由于叶适就拒绝起草讨贼诏书，改由直学院士李壁起草，“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兵出有名，师直为壮，言乎远，言乎近，孰无忠义之心？为人子，为人臣，当念祖宗之愤。”。据说陆游闻讯，欣喜若狂。

不宣而战的宋军开局很是顺利。但是金军也并非全无防范，而且金人平时畜牧渔猎，遇有战时征招，挟弓上马即应，凭借“战斗民族”这种全民皆兵的体制优势，很快组织起了反击部队。

不要小看这些驾鹰逐犬的牧民猎户，很快就让轻敌的宋军尝到了厉害。

不久，金军就在东、中、西三个战场上，对宋军发起了全面反攻，宋军迅速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守。

此时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又降金叛国，致使战局进一步恶化。

金军反击的势头十分猛烈，没有了岳飞韩世忠的宋军招架不住，丧师无算，淮河防线支离破碎，几乎土崩瓦解。宋廷被迫再次议和，并且按照金邦要求（其实仅是随口一说），斩下了韩侂胄首级送往金邦谢罪。史称嘉定和议。

韩侂胄尽管穷兵黩武，给国家惹来灾祸，但是从道义上讲并无错失。能决然伐金复仇，也算仗义之举。其实杀韩侂胄仅仅是金人和谈的附加条件，金人自己也没多认真，当韩侂胄的人头送去后，金人也大为诧异，“果如此乎？！”

韩侂胄的头颅被漆存，藏贮于军器库，成为了金人永久的战利品。

战争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与理念的沦亡丧失。

帝国的正义感和骨气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为求苟安已经可以任人践踏。

这两次北伐，很显然所托不得其人。南宋已经挑不出足够担此重任的英雄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