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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谈到，秦二世胡亥并没有任何政治抱负和权力欲，一朝大权独揽，就只想抓紧有限的后半生纵情于声色犬马。胡亥把这些心里话和赵高商量，赵高当然求之不得，但叮嘱胡亥：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胡亥身边的人，同时也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人，从诸公子到朝中大臣，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只有先消除了这些危险因素，胡亥才可以高枕无忧。

#赵高#

阿谀奉承

赵高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大奸臣之一，但这番分析不可不谓切中肯綮。因为在这个阶段，赵高的利益和胡亥的利益高度绑定，赵高只有先帮胡亥把皇位坐稳，自己才能一手遮天，呼风唤雨。而胡亥面临的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其实只是政权交接中的常态，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短语叫“主少国疑”。这种情形，前不乏古人，后不乏来者。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写过一部《读通鉴论》，这是所有《资治通鉴》读后感类型的作品里边，最著名的一部。《读通鉴论》是从秦朝历史开始发表议论的，谈到胡亥眼下这种主少国疑的困局，王夫之相当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标准的解决方案就是知人善任，只要任用了合格的辅政大臣，就不难化解危机。在胡亥之前，就有伊尹辅佐太甲，周公辅佐成王的例子，胡亥只要会抄作业就可以了。

王夫之进一步的分析是：秦朝之所以昙花一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知人”。这倒不怪秦始皇缺乏眼力，只怪秦始皇太喜欢听别人的阿谀奉承了。

那么，这段分析有没有说到关键呢？

并没有，王夫之看到的只是表象而已，他没看到的是，阿谀奉承的流行是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秦朝既然化封建为郡县，推行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全国大事小情全靠皇帝乾纲独断，那么即便是丞相这种级别的高官，也只是高级办事员而已。

而且在郡县制下，各级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雇员，再没有封建制下的世官世禄了。皇帝只要一声令下，官员就会被立时免职，马上断了收入来源。皇帝只要一不高兴，官员马上就有性命之忧，不敢不诚惶诚恐。所以官员们为了保住俸禄，自然皇帝爱听什么自己就说什么。

后世帝王确实也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着手从制度上试图解决的，但效果都不太好。

司马光的时代就是这样，士大夫得到前所未有的优待，即便直言犯上，至少不会被杀，也不会被施加肉刑。这就鼓励了士大夫在朝廷上畅所欲言，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阿谀奉承的官场风气。当然，宋朝也有宋朝的乱象。

知人善任

显然王夫之没能探究关键，但要知道，王夫之已经是当时最顶尖的几位大学者之一了，他的失察并不是因为学术不精，而是源自传统儒学一以贯之的价值观，认为搞政治的核心就在于“知人善任”这4个字。

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举一篇我们从小熟读的文章，诸葛亮的《出师表》，其中分析历史兴亡，有这样一句名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种观念还可以向前追溯，孔子有名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那么，在技术层面上，王夫之说对了几分呢？

让我们梳理一下王夫之提出的两个成功案例，先看周公和成王这个组合。

当初武王伐纣，刚刚夺取了殷商政权不久，周武王就过世了，儿子周成王年纪还小，弹压不住局面。周武王那些已经成年的兄弟们不可能对小侄儿服气，才被镇压不久的殷商旧贵族虽然不敢轻易反抗周武王，却不会把周成王放在眼里。朝内朝外，暗流涌动，叛乱也真的发生了。幸而周武王有一个很给力的兄弟周公旦，也就是被孔子奉为偶像的那位周公，以摄政者的身份东征西讨，终于安定了局面，最后把权力移交给终于长大成人的周成王，自己退居二线去了。

这个方案的要领在于：需要一位既靠得住，又有能力，并且有权威性的摄政者。

胡亥身边，还真没有这样的人。即便真有这样一位亲叔叔，反而会成为胡亥的第一个防范对象。

那么，不妨换一个方案试试，看看商朝的经验。商汤王开国不久之后，太甲继位，也出现了一个主少国疑的局面。太甲胡作非为，于是开国宰相伊尹挺身而出，把太甲赶下台，让他好好反省，自己代理国政。等到3年之后，伊尹发现太甲真的悔过自新了，这才把政权交还给他。

这件事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既然司马迁把它写进了《史记》，至少说明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人们有理由认真对待这样一份历史遗产。

对于太甲而言，伊尹属于先王留下的老臣，虽然威望高，但没有王族血统，因此对王位的威胁性不算太高。胡亥倒也可以有样学样，拜托先帝老臣帮自己镇住场面。站在胡亥的角度来看，他只要愿意，那么这条路完全走得通。是的，只要胡亥摆出合适的姿态，打消老臣们的顾虑，并不难把他们争取过来。只有那19个亲哥哥，才是胡亥真正的眼中钉。但问题是，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的话，那么赵高这种新贵自然会被排挤到权力中心之外了。

赵高献策

赵高属于政坛新贵，在秦始皇的时代籍籍无名，只是因为和胡亥的特殊关系，因为在关键时刻拿身家性命赌赢了一把，这才在新时代里崭露头角。从常情推断，大臣们最不服气的，与其说是胡亥，不如说是赵高。赵高大概很清楚这个道理，所以在给胡亥献计献策的时候，不着痕迹地把“大臣”和“诸公子”绑定在一起，把本该笼络大臣以制裁诸公子的胡亥，拉到了和自己同样的立场上，筹备着同时对大臣和诸公子下杀手。

这种策略，虽然阴险狡诈之极，但风险也很高，因为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永远遵循一个基本纲领，那就是只能拉一派打一派，而不能同时得罪所有人。在拉一派打一派获得成功之后，不妨针对拉拢来的这一派人再做分化瓦解，然后继续拉一派打一派，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复制下去，使自己身边永远有盟友，对面永远有敌人。稳定的政治架构从来都是动态的，盟友和敌人缺一不可。一旦盟友缺失，就必须重新寻找盟友；一旦敌人被消灭，就必须重新寻找敌人。那么相反，无论是同时讨好所有人还是同时开罪所有人，都是不明智的。

然而赵高的位置相当尴尬，导致他既没法拉拢大臣集团来制衡诸公子，也没法拉拢诸公子来制衡大臣，因为无论采取哪种策略，他自己都很容易被排挤出局。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兵行险招，背靠胡亥这棵大树，同时对大臣和诸公子这两大阵营宣战。

辅助措施

这种打法，胜算注定不会太高，但赵高占了一个优势，还施行了一套辅助措施。

这个优势，就是秦朝已经成型的中央集权体制，皇权独大。赵高的辅助措施，就是破格提拔一些山东六国的遗老遗少，使这些本来彻底丧失了政治前途的人，因为重新燃起希望而成为自己的盟友。这样做的道理是：现有的官僚班底都是秦始皇时代奠定下来的，大臣们的高官厚禄都是秦始皇给的，他们只会念先帝的好，不会念胡亥的好，所以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显得特别有必要。只有被胡亥本人提拔，并且是破格提拔的人，才会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甘愿为恩主效力。

等朝廷上下做过了一番大换血，旧班底完全换成了新班底，先帝的人换成了胡亥的自己人——当然也是赵高的自己人——这才可以高枕无忧。

一个新的技术问题马上出现了：大换血说来容易，但朝廷总要师出有名，总不可能胡乱派武士搞一场大屠杀吧？而如果为了师出有名，又怎么可能在极短时间内给这么多大臣和公子定罪呢？

赵高有办法，而真正的技术性难点其实在于节奏，也就是说，大换血到底应该雷厉风行，泥沙俱下，还是应该分期分批，各个击破？我们下一讲再见。

上期回顾：

第一败家子：胡亥，他是怎么继位的？高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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