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为一部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史传作品，在确定为之立传的人物时，司马迁必然要做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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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作为坚持史家实录精神的司马迁，他的《史记》是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史学著作，所选人物并不以社会地位作为标准，而是选择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具有很大社会作用，反映社会历史现实的人物，《史记》中为社会下层人物立传的如《日者列传》、《游侠列传》、《龟策列传》、《刺客列传》等；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因为自身的思想、经历，不可避免的在评价人物时带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笔下的历史人物有机的融合起来。所以司马迁在面对人物的功过是非时，并不全以成败论英雄。如项羽、陈涉都是他笔下失败了的英雄，司马迁却对他们寄予了莫大的同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史记》中除了悲剧英雄，也有着不少具有悲剧性的普通人物

。他们的悲剧往往是因为社会历史的不可抗拒性，从而被卷入了悲剧命运的旋涡。他们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遭遇到了本不该遭遇的悲惨命运，所以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激起人们的同情

。

典型的如晋国太子申生，他是一个处在政治斗争中心的人物，但他也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并不具有强大的力量和野心，但是他却依然陷入了悲剧的命运，回报他的善良退让的是被父亲逼迫而死。申生希望坚持对父亲的孝，而这种坚持最终使他以生命来完成。

《史记》中在展现悲剧人物的人生历程时，司马迁也经常受到天命观的影响，但是他也总是力图阐明使这些人物陷入悲剧地的原因，让读者明白：悲剧人物的命运虽然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息息相关，但是他们自身的某些弱点往往也加速了他们自身悲剧的到来，这并不是可以尽数归之于天命的。

如白起、蒙恬、李广等人，虽然司马迁在为他们做传时写到他们认为自己的悲剧人生是因为杀已降、断地脉，但是，司马迁并不认同这种带有宿命论的观点，而是揭示出

造成他们悲剧的是他们的性格和社会原因

。

白起是因为功高震主，自恃功劳而不收敛锋芒，结果遭范雎嫉妒，秦王听信谗言而将他赐死。蒙恬是因为妨碍了赵高立胡亥的阴谋而被害死，

同时，司马迁也指出“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缪，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所以也可看作

蒙恬自己间接导致了自己的悲剧

。

李广才气无双，却自恃才华，结果因为皇帝偏袒宠臣而一生不得封侯，最后因不堪受辱而自杀。

这些功臣良将的悲剧，往往都是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及他们自身的一些缺陷所造成的，这也使得他们的悲剧表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特性。

在《穰侯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可是禳侯的结果依然是“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

皇亲国戚尚且如此，一般的臣子更是可想而知了。在封建帝王的眼里，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统治，而臣子只是为了巩固他们统治的工具，一旦他们觉得工具对他们产生了威胁，就会毫不犹豫的舍弃掉，这也是历史中充满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对悲剧进行定义时，李俊先生把悲剧划分为两大类:可喜剧化的悲剧和不可喜剧化的悲剧。他认为反映内部冲突的悲剧是不可以喜剧化的，而反映外部冲突的悲剧则是可以喜剧化的。

所谓的内部冲突，指的是人的精神内部各种心理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外部冲突则是人的精神作为整体同外部世界的冲突，包括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以及人与人的冲突气在《史记》中司马迁的目的并不是进行悲剧创作，而是通过人物的事迹来记载历史，所以他并没有有意的去刻画人物的内心矛盾，而这就使得在分析《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时无法明确的分别人物的悲剧性来源于内部冲突还是外部冲突，常常是兼而有之。

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应该具有悲剧性的特征，比如：（1）悲剧冲突。（2）悲剧心理，即在无法调和的悲剧冲突中所形成的一种本能地迎接和拥抱悲剧的冲动。（3）悲剧的进取精神。即由悲剧心理转化为一种不屈不挠、奋发向上、死而后已的拼搏精神。

《孔子世家》中孔子就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物。

孔子一生为实现王道而周游列国，但是却一无所遇。面对其道不行的残酷现实，他不能不思索失败的原因

。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宿命论者会匍匐在命运跟前，消极地听天由命，但他却不甘心让命运摆布自己，而是向命运发起冲击，始终未熄灭理想之火。他意识到在这个已经从追求“王道”转为追求“霸道”的时代，自己永无实现理想的可能，但是他却不曾放弃过努力。司马迁尊崇孔子的思想和人格，更敬佩孔子执着不悔的进取精神，所以将他列入世家，与王侯同列。

韩信也是司马迁为之叹惋的悲剧英雄人物。他对韩信无比高超的军事才能作了生动刻画，并通过其惨痛结局，揭露了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的残酷现实。作为汉初三杰之一，在汉王朝建立后，韩信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刘邦的猜疑。

对于功臣，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采取一种防范进而杀害的态度，

纵然韩信对刘邦一直是忠心一片，也仍逃不脱这种悲剧的宿命

。这使韩信的悲剧显露出一种批判现实的冷峻色彩。

而且韩信性格中有着骄傲自信的一面，在与刘邦交往时，不像萧何、张良懂得激流勇退，明哲保身，而是锋芒毕露，亳不遮掩其恃才傲物的性情，甚至在刘邦已准备加害于他的时候，仍对刘邦说出自己将兵“多多而益善”的话

。

在《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身边的人一再劝他谋反，可是韩信总是犹豫不决，因为刘邦的知遇之恩，使他不忍心背叛刘邦，面对刘邦的猜忌伤害，韩信又天真的以为自己功多，他不明白正是他的军事才华和开国功劳使他成为刘邦的眼中钉

。在韩信的后半生中，充满了这样的矛盾心理，也使他的死亡蒙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李斯的悲剧在于，他无法调和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外在冲突，并因此而导致死亡。司马迁对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及规划并建设秦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卓越功勋，十分重视，认为

李斯如果后来没有出卖灵魂而投靠赵高的话，“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所以

司马迁没有将李斯看成纯粹的恶人

，而是承认李斯对历史的巨大贡献，并且对李斯“得时无怠”、“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的人生观表示理解，但是对于李斯没能将自己的信念贯彻始终，司马迁感到了由衷的惋惜。

布拉德雷分析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等人物时曾说：“当他身上的恶战胜善并且为所欲为的时候，它就通过它来毁灭别人，但是也毁灭他。”这个分析也适用于李斯，他虽然被权位财富打动而成为赵高的帮凶，却因为心中固有的儒家思想道德，使他无法安心的面对秦二世的种种暴政，当他忍不住用儒家道德去劝阻秦二世时，得到的就是被腰斩的悲惨结局。

李斯虽然一心想成为仓鼠，保全自己的一生富责，却因为内心思想的争斗，而无法逃脱悲剧的结局。

豫让可以说是《刺客列传》中悲剧色彩最浓的一个。豫让的行动是为了为主复仇，结果他也未能成功并为此付出了生命。

但豫让的悲剧不仅是表现在他的复仇行动上，而是更多的体现在他矢志复仇的思想上，他因为与赵襄子无法调和的悲剧冲突，而使得他的思想充满了悲剧心理。在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士人们对天下大乱表现了深沉的忧患。他们留意于时代的风云变换，热切地期待社会能发现他们的价值并给予他们一个展现自身价值的舞台。

一旦他们接受了诸侯贵族的尊重和礼遇，就意味着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了对方。这种战国士林精神更像一种宗教精神，他们如此渴望实现自身存在的社会价值，一旦这种价值得到认可，他们就会以万分的热情和执着去回报知遇之恩。

豫让受到智伯的礼遇，在智伯死后，豫让一心要报答他的知遇之恩。而以豫让的弱小和赵襄子的强大，豫让成功的机会几乎为零，而且赵襄子并不是邪恶的代表，他的贤德使豫让感到了犹豫，由此豫让的心里便产生了双重的悲剧冲突。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加深了豫让深厚的悲剧心理。

“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这种知死勿让的悲剧心理，转化为豫让不屈不挠的行动。豫让打动人心的悲剧力量不在于他致力为智伯报仇并自刎而死，而在于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深刻悲剧心理和为寻求这个结局所作的艰难困苦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尽管为名义激励着，但他的生命却为浓厚的悲剧氛围笼罩着。

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中，充满了激荡的感情，他内在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准则无不凝聚在他的作品中，从而使得笔下的人物个性强烈，栩栩如生。《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把使自己名垂千古作为至上的追求，都力求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实现。而这一点也是深受儒家“三不朽”思想影响的司马迁所毕生追求的。司马迁将自身的悲剧色彩融入了他笔下的人物，《史记》的悲剧性与司马迁的悲剧紧紧的结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