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统治时期长达26年（1099-1125），在此期间北宋大致完成对河湟之地唃厮啰政权的征服，巩固对西夏的战略优势，联合女真人共图辽朝。

这种剧烈发展的民族矛盾是两宋历史的重大矛盾之一。其中宋辽战争、宋夏战争均结束于徽宗时期（1100-1125），

其结果则是宋朝对辽收复燕京周围失地，对夏保持战略优势。导致宋室南渡的宋金战争直接爆发于徽宗统治末期。

由此观之，贯穿两宋历史、浸润着两宋重大历史矛盾的四组大型战争，有三组结束或开始于宋徽宗时期，这一时期政局与战局之于两宋历史的关键意义不言而喻。

宋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的形成、发展与演化、崩溃之过程及特点，深受北宋中晚期变法与政争、党争影响，直接受相关群体之间关系发展变化之影响。

反映出帝制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所固有的君主主观上追求集权与客观上实行分权之间、及其落实于政治过程中的矛盾。

一、青唐困局

北宋熙丰时期在宋神宗支持下、由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意在改革积弊，追求富国强兵。试图兼并河陇吐蕃诸部继而兼并西夏，实现“断大辽右臂”并恢复汉唐旧疆的初步战略目标。

虽然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分歧逐步导致党争，使北宋拓边战事随之反复。

但经神宗、哲宗两朝努力，北宋对西夏逐步建立起战略优势：拓边熙河，进筑横山，招抚河湟。

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熙河路边臣在宰臣章惇支持下，趁青唐唃厮啰政权内乱之际，发兵长驱直入，欲占有该地，却因轻兵冒进而陷入困境。

哲宗亦突然驾崩，如何应对西北胶着的战局，成为新即位的宋徽宗所面临的难题。

宋徽宗在其兄宋哲宗无嗣的情况下，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是北宋晚期各政治势力之间矛盾斗争与妥协的结果。

作为一位立朝乏援的天子，宋徽宗面临着朝内党争、边疆作战、财政压力等棘手难题。

此时对宋徽宗而言，如何牢固皇权亦属要害，他对西北边策的取舍，很大程度上随着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0-1101）的政局演化而变动，其决策依赖群体也随之调整，始终以巩固君权为首要目标。

在宋徽宗统治初期，稳固皇位实是先于边事进退的首要矛盾，为确保前者，后者也不妨相机盈缩，以换取相关群体对自己保固君权的支持。

宋徽宗即位之初对湟、鄯之地的弃守决策，便在保固君权这一根本利益基础上，随着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而不断调节其决策依赖群体，其决策趋势整体表现为逐渐弃地。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宋徽宗面对难解的财政困局，

在综合边臣与言官群体的建议后选择放弃湟州。但财政压力和党争问题并未缓解，且愈演愈烈。

朝中言官群体相当活跃，他们直陈边防民生之弊，抨击大臣，规劝君主，汲汲然以驱逐曾布等擅兴边事者为己任，却又少有拯时救弊的具体可行之策。

曾布也渐难忍受此辈的连番弹击，遂有进用绍述之言，驱逐所谓“元祐党人”的意图。而韩忠彦则引用蔡京来制衡曾布。

曾、韩之间的政争逐渐向党争演化，使得宋徽宗对党争双方逐渐心灰意冷，并再次顺势而为，罢黜韩忠彦、曾布，擢蔡京而改元崇宁，随后以蔡京为核心重组军事决策依赖群体，再起拓边之役。

改元崇宁实则是当时各方政治力量再次博弈的结果，宋徽宗亦是顺势而为，并通过选用蔡京主持绍述，意图使皇权掌握对全局的操控。

其背后既有帝制时代君主对人际从属关系掌控的主观需求使然，也是熙丰变法以来北宋士大夫群体分化重组背景下，多次调和失败而不断撕裂、终至某支政治势力独大的逻辑必然。

在这两大前提下，

此时的蔡京各方面均符合徽宗倚重一派推行君主意志的需要，君臣二人遂一时知遇，并成为崇宁年间军事拓边活动的领导与决策核心。

这一结构也决定了：崇宁年间的军事拓边活动的演进，以及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的演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人关系的变化。

二、崇宁时期宋徽宗军事决策

崇宁元年七月，蔡京拜右仆射，并经由提举讲议司这一职事初步培植了自己的党羽，在崇宁之政的口号下拔擢的宰执与边臣、宦官，构成了宋徽宗崇宁拓边的决策依赖群体。

这一群体政治命运之升降浮沉，往往受到宋徽宗与蔡京关系变化的影响。

长期以来试图与北宋争夺青唐地区的西夏，于崇宁三年（1104）八月向宋境发起进攻，但北宋沿边各路有效配合，不断挫败其攻势，并相机进筑，保持着对西夏的战略优势。

崇宁四年（1105），辽朝在西夏一再请求下，也惧于宋军倘若有意灭夏，将打破三国之间的战略平衡，遂遣使干预宋夏止兵。

在北宋方面，自崇宁元年以来蔡京权势的不断膨胀也引起了宋徽宗的警觉，君相之间的矛盾，由于二人对辽、夏战略的分歧而激化。

随之而来的是拓边活动的趋缓，以及宋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乃至中央权力结构的大调整。

崇宁拓边之初，君主与宰执等中央决策者，对王厚等边臣群体的决策地位、决策权力给与充分尊重，时时垂询其建议，并能做出综合、慎重的考虑。

宋徽宗与蔡京的互动，深刻影响了宋徽宗的政治性格，

使他更为倾向于提拔擢用与君主关系更为私昵的臣僚，昭示着宋徽宗用人决策倾向的关键转折。

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但宋徽宗与蔡京之间那种昙花一现、知遇专任的融洽关系一去不复返。

大观年间蔡京虽然复相，宋徽宗亦不断探索钳制蔡京权势与强化皇权的统治技术，并逐步在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构建了以亲擢臣僚为主导的军事决策依赖群体。

这一近从群体在经历了大观、政和年间的形成发展后，成为政和、宣和（1111-1125）时期宋徽宗对辽、夏乃至对金军事决策的关键组成部分。

三、大观、政和年间宋徽宗军事决策

大观（1107-1110）与政和时期（1111-1118）共12年，约占宋徽宗统治时长之半，亦是宋徽宗朝中央权力结构调整之关键阶段。

一方面，随着崇宁末年蔡京罢相与崇宁拓边的趋缓，直到政和四年夏国降人李讹謻盗边为止，宋夏之间近十年无战事。宋徽宗越发重视朝政整顿。因而宋徽宗与蔡京的矛盾并未随大观元年蔡京复相而结束，反而向更复杂的样态发展。

另一方面，随着宋徽宗对崇宁时期统治实践的反思，其用人决策倾向亦有关键转变，开始着手打造更为近昵恭顺的近从决策群体并使其参与军事决策与实践。

这一群体大致由外戚、内廷宦官、外朝侍从官构成，因其近从身份易取得皇帝信任，继而出任中央与地方要职，贯彻宋徽宗的统治意志，对宋徽宗的治国决策发挥着不断增强的影响。

近从群体的活动，对北宋政和、宣和年间伐辽与抗金决策的形成影响深远，逐渐成为宋徽宗重要的军事决策依赖群体，是宋徽宗用人决策倾向和统治理念发生关键转折的鲜明注脚。

近从群体主要具有“亲近”和“侧近”两个层面。而“亲近”是其主导。在其中，宦官群体天然的更容易兼顾两层属性。因而在近从群体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

但对于近从群体，徽宗还是很着意于用文武臣僚加以牵制。并不能简单将其等同于放纵宦官所致，

而是皇帝有意为之的一种调控手段。至于攀附宦官，则是这一结构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结果。

从这一角度看，确实与汉唐阉祸不同，但打上了独特的宋朝特色。未尝不是守内虚外、防弊之政思维指导下的宋型特色。

四、宋徽宗决策用人的逻辑

宋徽宗即位以至崇宁、大观年间，对辽战略很大程度上因袭先例。加之宋辽实力对比尚未明显失衡，宋辽对峙局面仍旧保持，宋徽宗对潜在可能破坏两国长期盟约的行为，也保持高度警惕。

对边备的整饬工作，则因地方官因循疲玩、宋徽宗近从群体的影响而受到腐蚀。随着北宋对西夏战略优势的巩固，以及女真人迅速崛起和辽朝节节败退，北宋朝野开始萌生图辽之意。

尽管宋徽宗具有广泛与多层次的决策来源和依赖群体。但是，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权力核心，宋徽宗个人的态度无疑是举足轻重的。故此，乾纲独运、断自圣心，才是宋徽宗最大的决策依赖。

即使是断自圣心，宋徽宗的图辽意志也始终伴随着动摇。在北宋诸帝内心的深处，收复陷没于契丹的燕云地区，一直是他们最大的执念。

北宋“联金图辽”的决策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以宋徽宗为首的决策高层所用非人，过于放纵近从群体，且在这一过程中埋下了诸多撕裂决策群体的隐患。

这一系列撕裂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决策实践的失败。使得“联金图辽”作为一个原本不失为可行的决策，遂如此不可思议、却又实属必然的惨败收场。

小结

宋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的演化，深受北宋中后期变法与党争影响，并直接受宋徽宗与蔡京关系变化影响。

宋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越发以近从群体为核心。近从群体的发展进一步撕裂早已被文武之分、新旧党争之分撕裂的士大夫群体。近从群体随后在宋金作战中一触即溃，最终撕裂君权本身。

宋徽宗军事决策依赖群体的演化，为反思北宋亡国问题提供了一个侧面过程的叙述，一个新的观察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