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

1938年3月下旬，到八路军总部开会的129师师长刘伯承一回来，就十分高兴地向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表示祝贺。

刘伯承说的胜仗，是响堂铺伏击战，歼灭日军400多人，炸毁、烧毁敌汽车181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还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

去开会之前，刘伯承提议由徐向前负责领导指挥这次作战。

身为正职，其实刘伯承内心是有些担心的，担心徐向前屈居自己之下，指挥才能得不到很好地发挥。所以，刘伯承非常乐意给徐向前创造独立指挥作战的机会。

在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之前，徐向前的履历一直都是杠杠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

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等职。

徐向前果然不负刘伯承的期望，在响堂铺打了一个大胜仗。能打这个胜仗，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徐向前临危不惧、临场不乱，在突然得到后路被敌人切断、我军有可能反被敌人“包饺子”的情况下，以极其沉着冷静的应对，搞清了事情真相，从而作出了正确决策。

正是伏兵不撤，才能按原定计划歼灭敌人。否则，所有的精心准备都可能付之东流，胜利也将化为泡影。

说到徐向前的“每临大事有静气”，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还是在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有一次徐向前在四川指挥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的子弹不断向他周围飞射而来，可他只是微微挥了两下手。好像他的手可以拨开子弹似的。

徐向前还皱了一下眉，说了声“讨厌”。人依然站在岗位上，不肯挪动一步。

无论手做的动作，还是嘴巴发出的声音，都仿佛有四两拨千斤之力。徐向前的儒将之风，很受战士们喜欢。

129师大部分指战员，都来自红四方面军，当他们听说响堂铺伏击战是由徐向前指挥时，个个信心十足、勇气倍增，发誓一定会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

战士们士气高涨，自然是徐向前想看到的。但徐向前想得比战士们又多一层、深一层，他在战前动员会上说道：

“我们要以积极的模范行动来推动友军，在几天之内打一个漂亮仗，给友军做一个榜样，去影响和帮助友军打游击。”

徐向前口中的友军，是国民党军。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迫于形势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对日作战，并再三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到南京，就红军改编进行谈判，同时参加国防会议。

为了抗日大业，中共中央同意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委会的指导。最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既然共同抗日，那就是友军了。

可惜友军不地道。八路军在神头岭打响伏击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担任正面反攻太原的友军作战不力，连阎锡山、卫立煌都跑过黄河去了。

这就导致晋西的形势依然十分危急。日军进入吕梁山区后，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

我军之所以要打响堂铺伏击战，就是为了再次狠揍日军，给敌人个教训。

为了真正做到同仇敌忾，让友军步调一致，徐向前在响堂铺战斗开始之前，还专门把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请到山上观战。

被请的“嘉宾”，除了国民党将领，还有附近的几十个老百姓。

为什么要请老百姓呢？可能是老百姓被日军蹂躏得太苦了，徐向前想让他们在八路军痛打日军的过程中宣泄宣泄冤屈愤恨的情绪，树立八路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

响堂铺村原是一个有着近200户人家的大村子，可惜被日军折腾得不像个样子。日军进村后，把村里的房子几乎烧光了，把全村的牛、羊、猪全都杀光吃了，还残杀和奸污了100多个村里的男女。

一名20多岁的妇女，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日军拉出去轮奸，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直到动都不能动了。后来，村里人趁着黑夜把她背了回去。

还有个15岁的少女，不堪被日本兵轮奸的羞辱，跳井自杀。惨无人性的日本兵竟然把她从井里捞出来继续发泄兽欲。

八路军来后，老百姓哭着向指战员们倾诉日本强盗令人发指的罪行。

徐向前想让老百姓看一看，八路军是怎样为他们报仇雪恨的。

应该说，是有成竹在胸，是有必胜的把握，徐向前才敢于把国民党将领和老百姓请来观战。

此战，只能胜，不能败，不能退。所以，哪怕收到后路被截断的消息，徐向前都不会轻易收兵。

信心还来源于战前对伏击地点的精心选择和对作战计划的周密部署。

响堂铺南侧是海拔1000多米高的山，山峰陡峭。北边是海拔1200多米高的山，山势平缓，地形起伏。两山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峡谷，日军依山顺谷修了一条可供汽车跑的简便公路。

此路是当时日军从邯郸到山西的咽喉所在，运输十分繁忙。日军可能没想到，它进方便攻，退容易撤，是理想的伏击战场。

在听取各旅、各团领导意见的基础上，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研究决定：

771团全部及769团主力为第一梯队，预伏在路北后宽漳村至杨家山村一线的山区。771团为右翼队，769团为左翼队，2个团分别派小分队到路南山脚下设伏，防止敌人逃窜。

769团还要用4个连的兵力，到椿树岭、河南店之间，阻击可能从涉县过来增援的敌人。

772团主力为第二梯队，集结于马家拐，并派出小分队到东阳关附近和东阳关东北边的苏家峧警戒，阻击可能由黎城、东阳关来增援的敌人，掩护伏击部队右后方的安全。

出发前，771团团长徐深吉针对战士们还没有和敌人汽车队打过仗的情况，专门讲了方法：如果汽车上运的是日军，就先打驾驶员。驾驶员一死，车就不会动了。再就是汽车跑，靠轮子，把轮胎打破，车就成死车了。还有，汽车的油箱、发动机都是要害部位，要朝这些地方狠狠地打。

战前准备工作做好后，按照徐向前的要求，部队指战员都是带着干粮到达的阵地。时间已是午夜，指战员们抓紧时间吃了点干粮，立即做好伪装和埋伏工作，静静等待敌人的到来。

3月的太行山深夜，还是那么寒气逼人。指战员们一路行军，汗水湿透了内衣，冷风一吹，寒冷刺骨。再加上吃过干粮，也只能喝点冷水，浑身上下更是冷得发抖。

现场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冷，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战斗命令。

师指挥所设在后狭裕村，徐向前准时到了。他不断通过电话询问各部队的准备情况。

各部队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参谋们要徐向前去休息一会。徐向前没去，他在地图上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观察着，思考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应对之策。

身为此次战斗的最高指挥者，徐向前要对整个战局负责，要对全体指战员负责。除此以外，他还要对被他请来的国民党将领和老百姓负责。

战场瞬息万变，哪怕一个很小的突发事件处理不当，都会功亏一篑，都会让全体将士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都会让国民党将领看笑话。

天将拂晓，徐向前才离开地图，走到指挥所门口，望向南面不远的响堂铺。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怎么不紧张，又怎么不期待。

偏偏这时，值班参谋过来报告：

“在苏家峧担任警戒的772团7连阵地，突然遭到来自东阳关200多敌人的进攻，7连正在突围。”

到底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徐向前脑袋里打出一个又一个问号，不同的情况意味着不同的对策。

如果是敌人发现了我军的整个设伏战斗计划，将计就计截断我军后路，反对我军实施包抄，将是万分危险的，那就应该立即放弃这次战斗，或者别作他图。

可如果不是这样，我军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就是没打败仗的败仗。

左右为难的徐向前两眼紧紧盯着地图。大家则都紧张地注视着他。

徐向前心里想道：苏家峧在东阳关北面，我军伏击地响堂铺在东阳关正东方向，两地相距甚远。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应该在响堂铺两侧的下湾、河头村进攻，这才是用兵常识。

再者，如果敌人真发现了我军在设伏，绝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来“打草惊蛇”。那么初步可以判断，日军进攻772团7连，另有原因。

形成这样的思考后，徐向前及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命令作战参谋：

“通知各部队继续隐蔽待命，命令772团7连，迅速向苏家峧西北方向撤离，调预备队一个营到庙上村以东高地，加强警戒，以防万一，保护我埋伏部队右后方之安全。其它各部队，继续严密监视敌人动向，没有我的命令，都必须严守阵地，一个都不准撤！”

然后，徐向前又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楚之前，不要向邓政委（邓小平）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

接着，徐向前派人到东阳关和苏家峧方向探听虚实：“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事实证明了徐向前判断的正确。过了一会儿，772团报告，苏家峧的敌人已经撤退，7连仍返回原阵地警戒敌人。

原来进攻苏家峧的200多敌人，是因为有苏家峧的汉奸告密，才趁夜袭击了7连阵地。但没捞到什么便宜，很快撤走了。

敌人并不知晓我军整个伏击计划，他们的车队毫无意识地朝着我军伏击圈开过来了，一共有180辆。

2发绿色的信号弹腾空升起——徐向前向部队发出了总攻击命令。

埋伏部队的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一起吼叫，密集的火网打得敌人懵头转向。

紧接着，几十把军号一齐吹响，指战员们像猛虎一般冲了出去。霎时间，数以千计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响。

八路军勇士们，把对日本强盗的满腔仇恨化作巨大的的力量，冲上公路，跳上汽车，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

771团3连战士袁开忠，与敌人搏斗时武器被打掉了。他紧紧扭住敌人不放，后来用嘴咬住敌人的脸，趁敌人疼痛难忍的时候，把敌人砸死了。为此，他自己的门牙掉了3颗。

经过2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除了30多人逃脱外，大部分被消灭，车上的军用物资也全部被我军缴获。

可惜那时我军部队没有驾驶员，无法开走汽车，只得把180辆汽车全部用火点着。

在伏击部队围歼汽车运输队时，黎城和东阳关的敌人派出400多步骑兵，向马家拐进攻，想解救响堂铺被围的敌人。

谁知我军772团已等候他们多时了，把他们打得慌忙逃回了东阳关。

随后，黎城又出动200多救兵，与退到东阳关的敌人汇合，大喊大叫再次冲击772团防线。

772团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匆匆调转马头，溜之大吉，再也顾不了去解救他们的难兄难弟。

还有涉县也派出6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出援。一到椿树岭，769团一个连就把他们打退了，还毁了他们一辆汽车。这让响堂铺伏击战击毁敌人汽车的数字涨到了181辆。

中午，师部收到了徐向前和邓小平共同签发的捷报：

“请刘速令动员至少400以上民夫、驮驴赶来秋树垣运胜利品及伤员。”

下午4时，日军派了6架重型轰炸机、4架战斗机到响堂铺上空助战。迟到的援助已经毫无意义，我军伏击部队早已凯旋而归。

气急败坏的日机朝汽车残骸和日军尸体狂轰滥炸，居然长达2个小时。他们肯定是不情愿把汽车，哪怕是废铜烂铁留给八路军的。

当时我伏击部队没人能开汽车，的确是个遗憾。否则，说什么也不会把到手的汽车留给日军二次轰炸。

要说不足，还有一点，就是炮兵和步兵的配合不够默契。本来，炮兵向预定目标射击之后，应该马上向前移动阵地，然后再抵近射击。可由于急着打敌人的汽车，他们忘了移动，就在原地放起炮来，打到了自己的步兵，误伤了20多人。

不过，响堂铺伏击战展现出来的八路军风采是不能抹灭的。那些被徐向前请来观战的国民党将领和老百姓看到日军被打得东躲西藏，高兴地直鼓掌。他们对八路军漂亮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赞叹不已。

战斗能否取胜，指挥员至关重要。刘伯承在伏击战胜利后见到徐向前，还说了一句话：

“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敢！”

1938年的《一二九师战斗总结》，用一段话评价了徐向前在响堂铺伏击战中的沉稳表现：

“特别是在后路上的苏家峧，风传有敌人到来，我们老练的高级指挥员能沉着判断其不确，而未放弃这次胜利的战斗。”

徐向前这人，没见过他的人，都以为他长得很威猛。加上他是山西人，人们便想象他大概像关云长一样身材魁梧。待到看见本人，才知他身材瘦长，肤色白皙。

接触时间长了，才发现他平日说话不多，爱沉默，倒像是一个沉于思索的哲人。

也许因为徐向前和阎锡山是同乡，他俩都是山西五台人的原因，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前，周恩来曾带徐向前去太原，和阎锡山谈判八路军驻晋问题。

阎锡山对徐向前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既为五台山出了这么个大将军赞不绝口，又为这样一位名将未能为己所用而深感遗憾。

后来，阎锡山在和军师赵戴文谈起徐向前时，问过：这样的人才，怎么走到了共产党一边？

赵戴文回答：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得人先得道。

阎锡山可能根本没听进去。所以，他不但不可能得到徐向前，徐向前反而会加速他的灭亡。

1949年4月，时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率领部队向太原发动总攻，消灭敌人13.8万人，盘踞山西长达38年的阎锡山政权被彻底消灭。

这就是徐向前，平生没有官气，上了战场却有虎威，手拿笔杆子可写书法，手拿针线能缝补，手拿枪杆子能打狠仗。